印尼將為“吃老本”付出代價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戴維•皮林 印尼經常被描述為下一個印度。它有著2.5億人口，憧憬美好生活的消費者人數巨大。與印度一樣，它也是一個民主國家，盡管走上民主道路的時間短得多。同樣地，其穩定的增長紀錄不是出口製造業推動的，而是國內需求推動的。當全球金融危機襲來的時候，這兩個經濟體都比大多數國家更好地挺過了風暴。 然而，突然之間，與印度相提並論聽上去不再那麽順耳。繼印度之後，印尼是受到市場最多關註的亞洲經濟體，市場擔憂其經常賬戶赤字和對資本流入的依賴。更為根本的是，市場壓力正對印尼經濟的增長模式提出一些棘手的問題；近年印尼經濟借助一些有利條件蓬勃發展，但未能奠定持續發展的政策基礎。亞洲、拉美、非洲的其他很多新興經濟體也有同樣的問題，近年他們都在搭寬松貨幣和高大宗商品價格的順風車。 世界第二和第四人口大國印度和印尼之間有很多可比之處。多年的貿易順差在去年突然消失之後，印尼現在面對相當高的貿易赤字。2012年以來的快速惡化主要是由於煤炭和棕櫚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這削弱了印尼不是出口依賴型經濟體的說法。 與印尼類似，印度沒有發展起一個足夠復雜的製造業帶來大筆外匯收入或者同樣重要的就業。兩國在理論上都擁有“人口結構紅利”，然而，除非一個經濟體能夠創造足夠的就業，否則年輕而浮躁的人群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詛咒，而不是效益。 印度是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服務占其增長的大部分，三分之一的勞動力貢獻了全國產出的三分之二。（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是農民。）其中一些服務是通過該國強大的技術行業出口的。但其經濟模式仍讓人聯想起傳說中的南海島，依靠眾人相互幫忙。最終而言，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生產中產階層經濟所需的商品（從iPad到發電站），那麽它就必須掙錢去進口。 印尼經濟的服務業比重沒那麽高，服務占總產出的39%，而工業占比為47%。然而，幾乎沒有人認為這個國家的製造業實力與其潛力相稱。與印度類似，電力和運輸限制、與獲得土地相關的問題，以及滋生受賄的過度復雜的監管，都給建造工廠帶來了不必要的困難。 在外包和制藥業等領域，印度至少有一些世界級的企業家。印尼最成功的商人中，有很多人其實是尋租者，他們的政治人脈和固化的壟斷地位，使得他們能夠輕松積累財富。有太多人滿足於出口原材料或者在國內特許銷售外國產品。快速獲得收益的誘惑，往往勝過了發展生產力或者國家建設的理念。 還有政治方面的可比性。兩國現任領導都將結束第二任期。到明年大選的時候，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和印尼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都將已經主政十年。 辛格曾被譽為印度改革的超人。但在第二任期，他已變回了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超人的常人形象——譯者註）。近年印度有過一些開放國內行業（從零售業到保險業）的走走停停的嘗試。但外國投資者並不買賬。他們在官僚體制、變化無常的稅收政策以及像供電那樣不可靠的監管面前卻步。公眾對商人和政客之間腐敗關系的憤怒值得肯定，但在沒有強有力領導的情況下，結果便是癱瘓。 作為從印尼軍事將領轉變為文職領導人的蘇西諾，也在第二任期抱有求穩心態，沒有推出什麽結構性改革或者連貫的產業政策。他在更大程度上註重通過取悅權力掮客來鞏固政治轉型，而不是為了國家而對付既得利益。 印尼實行了大刀闊斧的地方分權。這帶來了一定的優勢，但也導致監管層面倍增，產生腐敗機會。印尼政府的確通過的一項改革是削減導致預算陷入赤字的燃油補貼。雖然價格上漲產生了通脹影響，但這確實是正確之舉。通過針對性不強的補貼來幫助窮人，是印尼與印度另一個相同的政策錯誤。 印尼的增長率已經下降到6%以下，跌幅比印度小一點。印尼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印度的兩倍多，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3900美元，而印度為1500美元。然而，就像印度一樣，印尼在應該前進的時候陶醉於已經取得的成就。如果它不能夠產生一種新的緊迫感，長期來看這種不作為將帶來巨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