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競爭、怕鬥爭的台灣人

王盈勛
實踐大學教授陳超明說，年輕人丟鞋也不會有40K，還不如學好英文，把自己丟向國際，才有可能擺脫22K困境。這種說法引來一些爭議，但是認同的應該也不少──丟鞋有什麼用？加強自己的競爭力最實在。

台灣人是一個酷愛講競爭力的民族。我們的外銷產業，雨衣、螺絲、電腦創造過幾個世界第一，都是我們台灣國人的驕傲；我們的大學每年花了幾百億又幾百億的錢，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在世界大學排名前進個三、五名；很多家長希望、甚至強迫子女學習一項又一項的才藝，並不是要激發他們對音樂或畫畫的熱情，而是為了不讓他們輸在起跑點上，或是在親戚朋友面前有面子。

競爭是血淋淋的、競爭是殘酷無情的，這我們都知道。而我們對這個事實的態度則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阿，競爭是無可避免的，是為了生存之所必須。所以低薪又超時工作，要忍耐；明知無用的課文也要反覆背誦，要忍耐。

至於丟鞋，進行某種抗爭或是「鬥爭」，不管為的是大埔事件或關廠工人，總是會讓很多人皺起眉頭，深深感到不安。台灣歷經了長時間的反共意識型態戒嚴，再加上資本主義邏輯深植人心，「鬥爭」二字總帶給人恐怖的意象，是一種下意識就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玩意兒。而這種恐怖，絕對不是沒有辦法的，也不是無可避免的事，而是人人都應該能閃則閃的瘟疫。

這也就是說，這競爭與鬥爭的可不可取，關鍵並不在於他們可不可怕、會不會吃人，而是這相爭你會不會贏，以及我們的教育讓我們相信，競爭比鬥爭對我們更有利。

至少說丟鞋無用的大老、大教授們應該是這樣相信的。

丟鞋有沒有用，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因為剛丟沒多久。倒是這22K，既然我們的平均薪資已經十六、七年不漲，而我們對競爭長期以來又有根深蒂固的信仰，這低薪化反而跟這對競爭的信仰比較可能有關係。

競爭當然不只一種，但是台灣人最習慣的競爭方式，是別人訂好競爭的規則，我們只要遵循這樣的規則，在遊戲規則之內，表現得比別人更好就行了。台灣靠著代工在很多產業闖出一片天地，大體上也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先進國家定好產業規格，我們想辦法衝大產量、提高良率、降低成本。這種想事情的方式想多了，在政治面，當執政者跟我們說，讓我們少談政治拼經濟，多數人也覺得言之成理了起來──規則就該由他們來訂，我們只要遵守就好了。

代工模式可以讓台灣的產業走到一定的地步，也就說明了按照別人定好的規則來競爭，也不一定是錯的，可能也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好處。但是台灣工作者薪資長期停滯不前，同樣也是說明了，過去我們擅長的競爭方式，在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態勢中，已經有其他國家漸漸操演得比台灣更好，我們再也無法靠這一招開展新局。

很多人說，台灣該何去何從的方向是不清楚的。如果我們還沿著原來的路徑想，那自然不可能找到方向，因為前方是沒有路的。台灣現在需要的，是改變遊戲規則的競爭、創造遊戲規則的競爭，路是要自己開的。

改變與創造遊戲規則的競爭，實則也就是一場鬥爭，一場關於爭奪這個世界的解釋權的鬥爭（這不就是文創產業要做的事嗎？不然我們就只有永遠眼紅黃色小鴨的份了），一場關於我們想要與不想要的未來生活方式的鬥爭（那些覺得為了所謂的科學園區的擴張，可以犧牲少數人居住權利的，不就是相信舊的開發模式，可以帶給台灣下一輪的繁榮盛世？）

這種鬥爭是什麼鬥爭呢？文化研究大師霍爾(Stuart Hall)說得好，弱勢與邊緣者要站起來的鬥爭，就是「存在意義的鬥爭」(struggle for meaning)。除非我們能夠勇敢地提出這世界該是怎樣，未來的人類該怎麼過生活的有魅力的主張，並且有說服力地吸引地球上至少部分人口跟著我們這樣做，否則台灣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漸趨劣勢的結構不可能改變，懂英文、愛競爭的台灣人也就真的只有22K可以領。

日前在中國聯想電腦新產品發表會上，曾經在電影中飾演賈伯斯的艾希頓庫奇（Ashton Kutcher）突然向聯想董事長楊元慶下跪，引發各界一陣錯愕，台灣人則多半覺得這是某種玩笑居多。我倒覺得，這比較像是一種隱喻，一種聯想對蘋果進行產業鬥爭的宣示。

中國與韓國向來就是比台灣人擅長鬥爭的民族，他們試圖要挑戰蘋果的霸權地位，不一定成功，但是他們不怕鬥爭。台灣人呢？我們比較傾向蘋果光可以永遠照耀這塊土地。

台灣人經常自詡是個溫和的民族，對外來觀光客很友善。這是好事。但是這種溫和，用在以為不丟鞋、不敢提出不同主張，好好學英文、用老方法來加強所謂的國際競爭力，我們的生存處境就能有所改變，這差不多就是一種慢性自殺式的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