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這是劉曉波2009年在法庭上的陳述，即便在過去八年的漫長牢獄生涯當中，佢都拒絶公開摒棄對民主的承諾。難怪中國一眾領導人既害怕他生，也害怕他死。
中國共產黨曾經是一個有信念的政黨，無數人甘願為它的革命事業犧牲，成為烈士。如今執政將近七十年，這個政黨變成一個僵化而又推崇犬儒的建制。它將那些要求憲制權利的人關進監獄，禁止在國內提及他們，並用經濟實力迫使外國政府沉默。在習近平主席治下，中國極力推進高壓，在大多數時候都能取得成功，除了對劉曉波這樣的異數。
在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北京開始覺得這是個問題。這個獎項立刻令劉曉波成為因信念而被監禁的國際人士名單中的一員，加入了尼爾遜·曼德拉、昂山素季和卡爾·馮·奧西茨基的行列。
最後的一個或許很多人並不熟悉，但對北京來說，他是個特別令人不安的類比。奧西茨基在193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正被關押在集中營。希特勒不允許他的任何一個家屬代為領獎。
劉曉波得獎的時候，同樣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正在服刑。北京不允許他的妻子代為領獎，反而將她軟禁。在2010年奧斯陸舉行的頒獎禮上，劉曉波由一張空椅子代表，外界開始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1930年代的德國相比較。
兩者的共同點還包括嚴密的言論審查。1935年奧西茨基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納粹德國禁止人們提及此事，而今天中國對於劉曉波獲獎也同樣如此。曾有一段時間，中國甚至禁止了「空椅子」這個詞的搜索。他在國際上令中國尷尬，而在國內，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他的存在。哪怕在對於他是否適合轉送的問題上，外國醫生與中國醫院提出的意見相左，香港有人參加燭光集會要求放人，中國大陸鋪天蓋地的審查仍然使得公眾基本無從知道這個正在步向死亡的諾貝爾獎得主。
選擇性失憶是中國的國家政策，而從劉曉波入獄到死亡，政府一直在設法消除與佢有關的記憶。為了令家屬難以探望，劉曉波被送到離家四百英里遠的地方囚禁。他的妻子劉霞被監控重重包圍，透不過氣，最終身心俱疲，百病纏身。北京對挪威政府的懲罰，也令奧斯陸如今已很少評論中國的人權狀況，或者劉曉波的諾貝爾獎。
但無論生與死，劉曉波的存在一直都沒有被抹殺。中國對國外發佈這個瀕死之人的視頻，原意顯然是要向世界證明當局已經盡一切努力，令他得到善終。但是卻帶來了非當局所願的後果，中國令劉曉波成為被壓制的民主運動中的烈士，給了世界一個堪與1930年代德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相提並論的類比對象。
劉曉波直到癌症末期方獲准保外就醫，即使在醫院，他仍受到嚴密守衛，好多朋友都不被允許來到他的牀前。將近八十年前，奧西茨基也是藥石無靈之際，在獄卒看守之下，在醫院去世。
對於北京來說，滿以為經過一段時期已經在國際舞台上成功證明一黨專政的合理性之後，其人權狀況以及政治宣傳被用來與同納粹德國相比較，是尤其令人不快的事。就在本月初，漢堡嘅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沒有一位世界領袖在劉曉波的醫療問題上公然挑戰習主席。隨著中國對外日趨強大，對內日趨高壓，為政治異見人士發聲的人越來越少。
劉曉波並非一直都是一個異見分子。作為一個敢言的學者，他曾有光明的前途，也有出國的護照，在1989年之前他一直過著令人陶醉的生活。那一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成為了他人生路向的三岔口。在6月4日的屠殺之後，反抗共產黨的代價，已經悲劇性地呈現在所有人眼前。
他的大多數同輩人，還有之後的幾代人，都認定這個代價太高。他們選擇了生活，選擇了放下，選擇了在體制內分一杯羹。
劉曉波是少數選擇了另一條路的人。他在餘生裏都堅守著1989年的理想主義，先是徹底放棄了離開中國的機會，然後，一次又一次地放棄了自由。甚至在近年，他的律師表示，他還拒絶了用認罪換取自由的機會。
「既入地獄，就不抱怨黑暗……」
這是劉曉波曾寫下的一句話。而諾貝爾獎頒獎禮上在他的空椅子旁邊朗讀過的陳述中，劉曉波仍說，他並不仇恨監禁他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遭遇，以善意對待敵意。
這樣一個人，難怪對北京來說會顯得如此危險。對於一個充滿妒忌心的執政黨來講，有一個有信念的黨外人士已經是一種冒犯，而那些無法被收買或者嚇倒的人，就是致命死敵。
不過，對於劉曉波來說，這場折磨結束了。他那臨終病牀空無一人的畫面，將如同他那空無一人的椅子一樣，纏繞著中國。中國會繼續威嚇、起訴和懲罰劉曉波的追隨者，但卻抹不走關於這個諾貝爾獎得主的記憶，正如納粹德國抹不走81年前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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