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2012

Allen Chen 懷想錄: 「真正的領袖無須一馬當先,因為他有指明方向的自信。」

Allen Chen 懷想錄: 「真正的領袖無須一馬當先,因為他有指明方向的自信。」: 美國作家 亨利米勒

「有人或許有點天賦,但是 90% 是紀律及你如何利用它,你用它做了什麼。直覺無法帶領你走完整趟旅程,在每個靈感之間你做了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

“Someone might have a germ of talent, but 90% of it is discipline and how you practice it, what you do with it. Instinct won’t carry you through the entire journey. It’s what you do in the moments between inspiration.”
– Cate Blanchett, Actress

「有人或許有點天賦,但是 90% 是紀律及你如何利用它,你用它做了什麼。直覺無法帶領你走完整趟旅程,在每個靈感之間你做了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

– 凱特‧布蘭琪 (女演員)

第一句話比較口語,”might” 是 “may” 的過去式,都是「可能」的意思,但是語氣比較不肯定時會用 “might”。“a germ of talent” 是比較特殊的用法,“germ” 這裡是「發源、胚芽」的意思,如 “the germ of an idea” 就是「一個想法的萌芽」。”discipline” 是「紀律」,”practice” 是「執行」。”instinct” 是「本能、直覺」,”carry you through” 是「帶領你」的意思。”moments” 是「片刻、瞬間」,”inspiration” 是「靈感」。

凱特‧布蘭琪 (1969- ) 是澳洲籍的著名演員,一生獲得多項獎項,最近演出的片子包括
The Lord of the Rings (魔戒)、The Aviator (神鬼玩家)、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等。

「沒有勇氣,其它的美德都會失去意義。」

“Without courage, all other virtues lose their meaning.”
– Winston Churchill, British Prime Minister

「沒有勇氣,其它的美德都會失去意義。」

– 溫斯頓‧邱吉爾 (英國首相)

“courage” 是「勇氣」,”virtue” 是「美德、優點」。

溫斯頓‧邱吉爾 (1874-1965) 曾擔任 2 屆英國首相,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領導英國而聞名。除此之外,邱吉爾也是文學家,在 1953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先處理造成你最大煩惱的事情,通常這會突破你工作上的僵局,且讓你在心理上得到釋放以完成其它的工作。」

“Deal first with whatever is causing you the greatest emotional distress. Often this will break the logjam in your work and free you up mentally to complete (the) other tasks.”
– Brian Tracy, Motivational Coach

「 先處理造成你最大煩惱的事情,通常這會突破你工作上的僵局,且讓你在心理上得到釋放以完成其它的工作。」

– 布萊恩‧崔西 (勵志教練)

“emotional” 是「情感上的」”distress” 是「憂慮、痛苦」。”logjam” 是「因事情很多而產生的僵局」,”free… up” 是「釋放…」的意思。”mentally” 的字根是 “mental”「心理的、精神的」。最後一句的 the 括號起來,表示可有可無,但有括號和沒括號意思不太一樣。”the other tasks” 是指「剩下的其它工作」,而 “other tasks” 則指「其它的工作」,前者有指定,後者沒指定。

布萊恩‧崔西 (1944- ) 是美國著名的勵志成功學作者、講師,其教授的領域還包括:行銷、管理、領導、商業策略等。

「了解你想要做什麼,緊緊抓著這個想法且每一天做該做的事情,每個黃昏你將看到自己更接近目標。」

“Know what you want to do, hold the thought firmly and do every day what should be done, and every sunset will see you that much nearer the goal.”
– Elbert Hubbard, Publisher

「了解你想要做什麼,緊緊抓著這個想法且每一天做該做的事情,每個黃昏你將看到自己更接近目標。」

– 阿爾伯特‧哈伯德 (雜誌發行人)

這句話比較文言一點,因為 “every day” 及 “every sunset” 這種副詞片語通常不會放在句中,但說話者這麼做卻是可以「加強語氣」。”what you want to do” 和 “what should be done” 都是名詞子句 (裡面皆有動詞)。”thought” 是「想法」的意思,為常用字。”that much nearer” 這種用法也不算少見,表示「再靠近一點」的意思,用 “much” 是因為這個距離是不可數。

阿爾伯特‧哈伯德 (1856-1915) 為美國作家及雜誌出版人,因
A Message to Garcia (致加西亞的信) 而聞名於世。美西戰爭 (Spanish-American War) 期間,美國麥金萊總統派遣一名上尉至古巴,與反叛軍將領加西亞建立關係以共同抵抗西班牙,哈伯德得知後引發靈感而在雜誌發表 A Message to Garcia,此文後來被譯為 37 種語言,銷售超過 4,000 萬冊。

「今日成功領導的關鍵是影響力,而非權力。」The key to successful leadership today is influence, not authority.

“The key to successful leadership today is influence, not authority.”
– Kenneth Blanchard, Writer

「今日成功領導的關鍵是影響力,而非權力。」

– 肯‧布蘭查 (作家)

”today” 這裡指的是「今日、現今」,”influence” 是「影響」,”authority” 是「權力、權威」。有同樣字根的 “authorize” 和 “authorization” 皆是「授權、批淮」的意思,但前者為動詞,後者為名詞。

肯‧布蘭查 (1939- ) 是美國著名的作家及管理學家,已合著了超過 30 本暢銷書籍,他的
The One Minute Manager (一分鐘經理) 在全球已銷售超過 1300 萬冊,翻譯成 37 種語言。

「所有的成就,所有賺得的財富,起初都是由一個想法開始。」

“All achievements, all earned riches, have their beginning in an idea.”
– Napolean Hill, Motivational writer

「所有的成就,所有賺得的財富,起初都是由一個想法開始。」

– 拿破崙‧希爾 (勵志作家)

“achievement” 是「成就、功績」。”earned” 是 “earn” 的過去分詞,這裡當形容詞用,修飾後面的名詞 “riches”「財富、財產」。

拿破崙‧希爾 (1883-1970) 是美國早期的成功、勵志作家,
Think and Grow Rich (思考致富) 為其著名的代表作。

臺北市東區的好樣本事(VVG something)







好樣本事 VVG Something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81巷40弄13號

葡萄牙-萊羅書店(Lello)

位于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爾圖的萊羅書店,開張于1881年,迄今已有近120年的歷史。書店中央有一個漂亮的歌德式木制樓梯,一直通到樓頂。讀者可以透過玻璃樓頂,360度仰望天空。樓梯四周書架上擺滿了各種葡萄牙語、英語圖書。雄偉壯觀的藝術風格、精美的圖書,令來到這裏的讀者、旅行者流連忘返。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Cook& Book

  Cook & Book儼如另一個天地,店裏溫暖舒適,精心布置的室內空間充滿咖啡、美食和書本的香氣。開業短短四年已受到布魯塞爾人和鄰近國家的居民鐘愛,成為他們周末假日常去的地方。

中國-老書蟲書吧(TheBookworm)

  老書蟲書吧位于北京三裏屯南街,許多來北京的外國人會來此。因此,這裏的常客大部分是外國人。老書蟲書吧從初具規模到現在雖然只有3年多的時間,但是它以豐富的藏書、安靜的場所吸引了大量的讀者、遊客。老書蟲書吧如同一個小型的圖書館,目前擁有約1.4萬本圖書,其中8,000多冊是英文小說,幾乎包羅萬象,此外還有各類英文雜志,例如《國家地理》、《商業周刊》等。另外,老書蟲書吧還提供餐飲服務,尤其是意大利風味的蘑菇與菠菜餡正方形餃子,是書店除藏書量大之外的另一個特色。

墨西哥-墨西哥城潘多拉書店(CafebreriaEl Pendulo)



它一直被認為是墨西哥城內最佳避暑地之一。書店採開放式建築,植有亭亭綠樹,適合午後遠離塵囂,和一杯咖啡,悠閒看上一本書,累了起身走走、逛逛周圍綠色植物舒緩眼睛的疲勞。

法國-巴黎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Company)

  

法國沒有莎士比亞,卻有全球知名的莎士比亞書店。該書店位于巴黎塞納-馬恩省河左岸,由美國人絲薇雅.畢奇女士于1919年開辦。後來,由于畫家畢加索、音樂家史特拉文斯基、作家喬伊斯、舞蹈家鄧肯等人的加入而使其聲名遠播,也吸引更多文人墨客慕名而來。每個星期天的午茶時間和星期一晚上的戶外詩歌朗誦已成為該書店的傳統,書店還擺設幾張床鋪,免費供旅人住宿,成為絕無僅有的特色。如今莎士比亞書店已成為巴黎的地標,是許多遊客和文學愛好者的必去之地。

希臘-聖托裏尼亞特蘭蒂斯書店(AtlantisBookshop)


亞特蘭蒂斯書店是文學愛好者的天堂。站在書店陽臺可俯視希臘桑托裏尼火山島全景,在這裏尤其適合觀海,而且這裏絢麗的落日景致也非常有名。書店由一群藝術家共同打理,因此時常組織話劇演出、放映露天電影,來訪者甚至可以在書店提供的床鋪上打個盹。

英國-阿尼克火車站二手書店巴特書店

原址是個火車站,所以設計巧思在書架上設火車軌道,讓小火車在二手書陣中穿梭,彷佛往日重現。設計細節還有在軌道邊緣張貼著像鐵軌一樣一段一段的一連串詩句。引人注目的還有一進門看到的一幅大壁畫,共有43位主角,全是知名作家,有莎士比亞、馬克吐溫、珍?奧斯汀、喬治?奧韋爾、吳爾芙……

葡萄牙-裏斯本書店

前身是挑高的工業廠房,裏斯本書店坐擁得天獨厚的室內空間,寬敞的像座停機坪。白色的墻壁纏繞著外露的管線,圓弧狀的木質天花板垂挂著金屬吊燈,一進店門,令人瞠目結舌的書架墻迎面而來,一樓與二樓相加陳列了超過二十層,非常壯觀。若想翻閱「高樓層」的書,店員會搬來梯子幫你取得。由于室內全數打通,任何角度都無遮蔽物,店內景致一覽無遺,其中包括一具以細線懸挂在空中、長了翅膀的飛天腳踏車騎士模型。

日本-東京代官山的蔦屋書店

係由Tsutaya書店以三棟建築組成,有書、DVD和CD出租,店內還有星巴克。書店之外,附近有其它如寵物美容、照相機專門店與餐廳等設施,同時也不忘開發出公園綠地,為東京人營造出一處復合式的文化生活空間。

東協+6拒新會員 台灣提前邊陲化

中日韓島嶼問題引發的爭議未除,但國貿局指出,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明年初將舉行第1回合談判。據悉,東協加6區域經濟整合已決議等協議談完才開放新的成員參與,意味隨著中日韓明年初FTA談判,台灣已提前走向邊陲化。

 對此,經濟部昨日與日方簽署「台日產業合作備忘錄」 (MOU)及「台日相互承認合作協議」(MRA),下一步則準備洽談「台日電子商務協議」,盼透過堆積木方式逐步搭建台日經濟聯盟雛型,尋求穾圍。

 11項產業進行合作

 這2項協議昨日是由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廖了以與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代表簽署,這是繼去年簽署台日投資保障協議後,雙方再次簽署的經濟合作協議,也顯示台日經貿合作邁向新里程碑,特別是在中日釣島引發爭議之際,台日經濟聯盟更具雛型。

 根據產業合作備忘錄內容,雙方將鎖定風力發電、太陽光電、電動車、LED照明、手工具、機械零組件、電子設備、數位內容、生技醫藥、資訊服務及電子商務等11項產業,進行合作。此外,合作範圍也要由製造業擴及服務業及中小企業,雙方也同意下一步鎖定洽簽的是正夯的電子商務協議。

 台日FTA逐漸成形

 在台日相互承認合作協議,台灣《商品檢驗法》架構下的277項電機電子類商品,以及在日本《電氣用品暨材料安全法》架構下的454項電機電子類商品,可適用相互承認。目前協議將就相關評鑑、認可彼此實驗室及調整通關程序等作業準備,預計半年至1年即可上路。

 由於政治因素干擾,我方與日本等重要貿易夥伴洽簽FTA困難重重,但我方一直希望透過堆積木方式,由投資協議或產業合作備忘錄等,逐步達成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目前台日雙方經濟聯盟,僅差貨品貿易協議,從投資、產業合作到相互承認通關檢驗,FTA雛型逐漸形成。不過,國貿局昨天也指出,儘管東協島嶼爭議,但中日韓3國FTA已決定明年初展開第1回合談判,以促成2015年完成東協加6「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的談判。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東協加6加快建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在十八大期間記者會上曾公開表示,東協加6在未完成談判前,不會接受新的成員參與。陳德銘這項說法,等於堵死台灣參與東協加6任何的可能機會。

 對此,經濟部也擬具七大因應措施,除了擴大台日產業合作範疇外,還包括加速完成ECFA後續協商、加快推動與各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持續拓展東南亞與中東等新興市場、協助產業及技術升級轉型、鬆綁僑外投資法令限制及擴大開放陸資來台投資。

台北市郊有老虎?

江坤勱


市民的後花園-虎山自然步道

什麼?台北市郊有老虎?而且除了老虎,還有獅子、豹和大象!?別嚇人了,其實是台北市最親人也最熱門的郊山-四獸山啦。四獸山就位在南港區和信義區的交界處,是象山、獅山、豹山和虎山的合稱,皆因山形相似而得名。攀登四獸山的路線頗多,今日下午只想偷個小閒隨興走走,約了朋友便直奔虎山而去。

今天選擇的路線是松山慈惠堂旁的虎山自然步道,從福德街251巷進入後不消多久便能抵達入口,巨大的「四獸山市民森林」亮橘色招牌就立在一旁非常醒目,像極了盡忠職守的服務員,親切接待每一位來此追求通體舒暢的遊人。入口處除了有平緩好走的自然步道外,還多了一條一開始就是蜿蜒而上的階梯,不過今天的心情是輕鬆的,因此輕鬆的路線是最佳選擇。自然步道就沿著虎山溪闢建,潺潺溪水流經滿布青苔的溪石,蝴蝶在花叢間來回穿梭,時而又在身邊飛舞,蜻蜓則在為我們表演水上輕功,偶爾還有幾聲蛙鳴合奏,五色鳥和大冠鷲則忙著覓食;步道頂上則有參天大樹替我們遮擋炙陽,沿途也有不少解說牌讓人們能認識特色植物,好的開始讓心情的輕鬆指數直衝滿分。再經過一座古樸樣貌的石橋後,一道向前連綿延伸的石砌駁坎出現了,為來此漫步悠閒的遊人提供了安全的護衛;親水區以階梯與淺灘相連,只要拾階而下個幾步就能與清涼溪水親密接觸,也因為生態復育有成,夏天的時候還能在這兒賞螢火蟲呢。非假日的今天在親水區沒遇到孩童戲水嘻鬧的純真,倒是一位阿伯脫了鞋佇立在溪石上冥想發呆,或許是希望潺潺流水聲能夠替他的人生帶來不同的啟發吧。

後半段的步道則與虎山溪暫時分道揚鑣,改由山林相伴,石階和木造階梯以之字型的方式緩緩向上,不必擔心會體力不支,偶爾來點腿力訓練,汗流夾背一下,你也有資格大喊「我是洛基,不是肉雞!」階梯在林間穿梭,不一會兒眼前出現的是相思林,一旁的四獸廣場則是遊人的救星,因為這裡是提供小憩的中繼站,趕緊掏出背包內的零食補充熱量先。廣場中央有著象虎獅豹四座石刻立柱造景,歇坐在涼亭內吹著微風,樹葉摩擦的沙沙聲不時從林間傳來,環視四周翠綠山林,偶有繽紛花兒點綴其中,人面蜘蛛動也不動,等著獵物自投羅網;櫻花樹上還有幾朵粉嫩小花掙扎著不肯凋謝,其他不知名的美麗花朵也搶著冒出頭。這裡也能看到許多不常見的植物,經由解說牌的說明才知道山棕除了可當掃帚和搭蓋屋頂,竟然也和賽夏族的矮人傳說有關,原來是小矮人用山棕葉向族人下咒語,每撕一次葉子就下一次毒咒,山棕被撕裂後才形成現在的羽狀葉。踏青還能增長知識,真是一舉兩得;休息夠了便繼續上路,一塊原本被違建佔據的空地讓視野突然開闊了起來,夕陽餘暉的照射讓石階有了些許溫度,也讓遠方的101更顯耀眼。

虎山自然步道不長,終點接上山區柏油路,讓人有意猶未盡的感覺。如果體力還行,可以考慮續行120高地,或是挑戰四獸山連走。我則愉快地吹著口哨返途下山,輕鬆行,輕鬆心。

「壹傳媒」之外的媒體問題

聯合晚報社論

「壹傳媒」轉手風風雨雨,引發了許多討論,也曝顯了台灣媒體產業經營面的許多問題。然而台灣媒體的問題,並非只在言論是否過度集中化,或編輯室公約的效力等等。媒體不時被指責為社會亂源,並不全是因為經營權問題的紛擾,而是在新聞處理上出現根深柢固的問題。

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而且最近還有變本加厲傾向的,是新聞的瑣碎化;越來越多完全無關於公共利益的私人事件,充斥於媒體。由於許多電子媒體設了「申訴專線」,變成一個讓民眾「告狀」的平台,寶貴的媒體時間遂充斥私人之間的小衝突小爭執事件,還有一些單純消費爭議個案,也被處理成了「新聞」。

路上車輛擦撞,妯娌吵架,兄弟爭產,都成了新聞。樓上樓下鄰居漏水糾紛,某家蚵仔煎漲了五塊錢,泡沫紅茶的份量好像比以前少,在小店吃飯被老闆要求與人併桌……,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只因為顧客隨手錄下過程,或向記者投訴,就都變成了新聞。最近不只一家媒體還都興致勃勃參與報導了一則便秘新聞:外食族的年輕人便秘增加,有人好幾天沒有正常上廁所,也成了新聞。

新聞瑣碎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誇大化。為了讓這些瑣碎、不值得被注意的事能夠吸引閱聽者關切,就只好用上最誇張的標題,以及最誇張的推論,將瑣碎的個案無限上綱,做為新聞報導的理由。近來社會氣氛不佳,某些特定立場的媒體或評論者,最容易使用的推論手法,就是把所有的事都解釋為「政府無能」。就在那則莫名其妙的便秘新聞裡,有人誇張地形容,便秘是因為上班族常吃超商便當,膳食纖維攝取不夠;再進一步推論,這種現象是因為年輕人少吃蔬果,歸因於薪水太低;再往下推論,又要解釋成是經濟問題,都怪政府的失政、無能。說到底,便秘也是政府的錯?

連年輕人便秘,都要與政府扯上關係,這是新聞報導的宗旨嗎?電子媒體成為告狀中心,這是相關人民知的權利的媒體責任嗎?台灣的新聞問題不只「壹傳媒」,值得社會共同關心。

台灣自由貿易的兩大罩門

經濟日報社論

上周東協領袖峰會在金邊舉行,東協10國和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16國宣布明年初正式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中、日、韓亦宣布將在明年3、4月間展開3國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如果能順利達成共識,亞洲將形成規模超越北美及歐盟的自由貿易區,全球經濟版圖也將重新洗牌。對不得其門而入的台灣而言,這是日益逼近的危機,政府不能再淡定以對。

亞洲經濟整合是以東協國家為核心,東協已分別和中、日、韓、印、澳、紐簽署FTA,也就是所謂「東協+1」;大陸更積極推動東協和中、日、韓的「東協+3」;日本側重在加入印、澳、紐的「東協+6」。RCEP則是由東協國家主導,特別強調開放精神,不限制參加的國家數,試圖化解「東協+3」、「東協+6」等紛擾。

另一方面,RCEP亦有和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較勁之態勢。TPP目前已有11個國家參加,包括美、加、墨、智、秘,以及澳、紐和星、馬、越、汶萊等東協成員;日本也即將加入談判,且歐巴馬總統積極拉攏其他東協國家加入TPP,讓東協主導區域經濟合作角色逐漸被邊緣化,因而東協積極主導啟動RCEP談判,並特別強調比TPP前景更佳,其搶回主導權的用心至為明顯。惟RCEP的成敗關鍵,在於中日韓FTA能否達成協議,所以,大陸和日韓聯手宣布啟動3國FTA,另方面更公開支持RCEP啟動談判,從而凸顯出大陸在亞洲經濟整合的關鍵地位。

近來亞洲因為南海、釣魚台、獨島等領土主權爭議,風波不斷,加上美國在「重返亞洲」政策下,大力為東協國家及日本撐腰,加深亞洲政局動盪不安。然而,碰到實質經濟利益問題,各國政府都是生意眼光,務實以對,所以,儘管主權爭議風波尚未平息,但中、日、韓和東協皆暫時放下爭議,攜手共同推動亞洲區域經濟整合。這也再次證明:在國際外交場域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當然,TPP及RCEP牽涉美中兩強在亞洲的政經利益及長遠影響力,未來變數仍多,但可以肯定主導權之爭必將催化不同形式、大大小小的自由貿易圈,這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迫切問題。

無論是「東協+3」、RCEP或TPP形成,如果台灣被排除在外,可能受到的衝擊顯而易見。據經濟部公布評估數據,中日韓FTA將使台灣出口下降1.17%,實質GDP減少1.155%,但這是學術機構計量模式推估,不能顯現巨大的經濟調整成本,實際衝擊可能數倍於此。至於RCEP及TPP影響更深更廣,所以,台灣幾乎沒有單打獨鬥的本錢。

但是,台灣參加區域經濟整合卻存在內、外兩大罩門:外在方面,主要是國際政治因素,各國不願因台灣而開罪大陸,在北京所設「一中原則」框架下,台灣目前洽簽FTA對象,只限於已和大陸簽署FTA的新加坡、紐西蘭,即使台星及台紐FTA協商已近完成,但簽署時機仍將受限北京態度,研判最快也須等到兩岸完成ECFA後續服務貿易協議甚至商品貿易協議簽署之後。是以,突破之道,政府須和大陸方面積極斡旋,在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上,取得一定的共識或政治默契,這也是打破國際政治罩門的最可行途徑。

台灣的內在罩門,是對推動全面自由化的共識與準備不足。台灣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較晚,在市場開放程度上並不輸日、韓,因此,推動進一步自由化,若不能相對提升產業競爭力,可能就會傷筋挫骨。所以,關鍵在政府能否展現行動力,強化經濟體質,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凝聚自由化共識。這是操之在我的工作,就看政府能否徹底改變心態與做法,拿出可以信服國人的有感作為。

慘烈「保一」:最壞時刻還沒過去

聯合報社論

二○一二年進入尾聲,原本充滿復甦契機的一年,卻因一連串的「意外」而走調,經濟成長率連「保一」都竟成了岌岌可危的最卑微渴求。然而,即使成功「保一」,最壞時刻仍然沒有完全過去,政府絲毫不能鬆懈。

主計總處上周發布最新經濟預測,將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微幅上修到百分之一‧一三,如無重大意外,應可保住「一」字頭,難堪的連續下修「九降風」或將就此止步;更重要的是,主計總處預測明年經濟成長率可拉高到百分之三‧一五,主因是近期美國、中國大陸的景氣復甦能見度提高,加上科技新品的上市腳步加速,可望帶動台灣出口、投資回溫,因而也由此做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的結論。然而,此言不只偏離現今國內百業慘淡經營的景況,再對照主計總處今年不太光彩的預測紀錄,實在不具說服力。

就以失業率而言,原以為已安度社會新鮮人大量求職的季節性失業高峰,理應回降的十月失業率卻反向走高,幅度雖不大,卻已脫離常軌;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導致的失業人數大增,而且是連四個月上升,顯示如茂德科技等大量解僱事件正化為冷酷的數字向社會示警:這些均不是單一事件;隨著景氣惡化及年關迫近,原想以拖待變但撐不下去、終被迫裁員的企業可能愈來愈多,失業率能否安度這個年關,仍是未知數。

從經濟活動的發展順序而言,失業率被視為落後景氣表現的指標,也就是說,景氣即使已觸底回升,這種循環性失業想要好轉,也是二、三個月以後、甚至更久的事;如今又到了年度交替之際,不只企業汰弱留強,受僱者也重覓良木,故而勞動市場進入、退出頻繁,摩擦性失業也將出現;再者,行政院推動四年的「促進就業方案」將於今年底到期,多項為促進就業而提供的工資補貼即將取消,與其關聯的工作就算不會全部撤減,也可能部分消除,如此一來,失業情勢不免會更加險峻。失業問題對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最優先的政策課題,其衝擊的不只是經濟層面的所得與消費,更會傷害社會和諧與安定。準此而言,最壞時刻當然還沒過去。

尤其,主計總處官員最近才以「貧血式成長」,形容台灣經濟成長遲滯、動能不足的現象,「保一」只是形式上保住了成長局面,實質上抵銷不了物價上漲率,更不足以促進就業、增加消費及安居樂業,雖然續了命,但活得並不好,隨時可能因一個意外事件的突擊而陷入衰退。此外,語出世界銀行總裁佐立克的「貧血式成長」,原是要強調世界經濟復甦的歷程將十分緩慢,代表台灣經濟想要迎接堅實的復甦,將是一場長期戰,既須強健自身體質,也須應戰國際變局。

其中,強健自身體質的努力,可操之在己,目前擬就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吸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以及即將公布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等,都有可觀之處;但政府施政最怕只有計畫及方案,一來人事更迭、後繼無力,二來自陷框架、缺乏彈性,最終留下的仍是空談泛議;也正因如此,台灣才會年年高喊拚經濟,卻喊到陷入貧血式成長的不堪境地。

至於國際變局,則是更大的挑戰,也是主計總處今年經濟預測步步失算的主因。去年底時,國際間最擔心的經濟風險是歐債危機在年初進入償債高峰,咸認二○一二年全球經濟是「頭過身就過」;孰料,歐債危機的威脅因各方提早準備而消退,最被看好的亞洲新興國家卻大幅減速,預期中的美國復甦也推遲,加以美中兩大經濟體的政治換屆利多未現等,非但期待中的全球復甦未現蹤,經濟成長率更一再下調。類似但不同的變局也可能發生在二○一三年,看得到的風險是美國財政懸崖及纏綿病榻的歐債危機,但看不到的呢?政府此時說最壞時機已過,固是為了穩定民心,卻萬不可鬆了戒心。

不管你為了體重、膚色、性向、生理缺陷所苦,別讓霸凌者決定你的價值,他人無情的言語攻擊不必放在心上



 
取笑別人肥胖也是一種霸凌行為!美國WKBT女主播珍妮佛日前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暗諷她放任自己肥胖,應該要有身為公眾人物的責任。珍妮佛在節目中辛辣回應,還強調霸凌行為的嚴重,呼籲年輕人「別讓霸凌者決定你的價值?」。 10月2日WKBT晨間新聞,女主播珍妮佛(Jennifer Livingston)在節目中談及,最近收到一封名為「社會責任」的電子郵件,批評珍妮佛過重,信件內容寫著「明顯不把自己當成年輕人的榜樣,任何人都不該放任自己肥胖,肥胖會影響身體,希望你反省身為公眾人物的責任。」

珍妮佛表示自己本來是想要一笑置之,但這封信霸凌實在有點超過,同為主播的丈夫把內容po上到臉書上,收到廣大的迴響,網友同聲斥責這樣傷人的內容。

珍妮佛承認自己的確實過重,但寄信者不認識她,不是她的朋友、家人,甚至也承認不常看她的節目,除了外表對她一無所知,不要只把她當成穿大尺碼的人。

珍妮佛還提到霸凌問題在網路與校園內越來越嚴重,孩子可能也會收到類似的信件,或者更惡毒的批評,如果你在家中談論那個「胖子女主播」,小孩子可能也會去學校罵別人胖子,希望家長以身作則教小孩以善待人。

最後珍妮佛提出呼籲,「不管你為了體重、膚色、性向、生理缺陷所苦,別讓霸凌者決定你的價值,他人無情的言語攻擊不必放在心上」。

珍妮佛這段影片上傳到youtube後,已經有1千多萬人次點閱,還有網友翻譯這4分多鐘的內容,目前網路上已經有中文字幕版本,有網友說在美國對於身材的批評是非常侮辱人的,這是文化的不同,也有網友說雖然寄信者雖然有點不禮貌,但也沒有這麼嚴重。 但更多網友是贊同珍妮佛看法,認為她是真正美麗的女人,尤其是那段霸凌談話,就有網友直點「歧視本身最麻煩之處,在於使用歧視性言詞者往往不自知,還理直氣壯,旁人也常不能清楚辨識而姑息或助長歧視。」

公平會公聽會// 壹傳媒交易案, 學者齊聲反對

壹傳媒交易案簽約後首場公聽會昨登場,場外六百多位的學生、學者、藝文界人士抗議聲不斷,場內多位學者與公民團體一致反對壹傳媒交易案,蘋果加米果閱報率已近獨佔事業,呼籲公平會應立即否准此案!台大經濟系教授鄭秀玲甚至當場飆淚。

壹傳媒交易案正式簽約,引發國人焦慮,在新資方尚未向公平會申請結合案之前,公平會昨日先舉行首場公聽會,等日後收到結合申請案後,至少還將再舉行一場公聽會,邀請各界表達意見。

施俊吉:減損言論多元化

前公平會委員、中研院研究員施俊吉首先開砲說,壹傳媒案是公平會成立二十一年來最重要的結合案,公平會必須嚴防結合事業規避公平法管制,否則「事情大條」。因為全國性日報是內容產製者,相關報導電視新聞也會跟進,若讓米果吃下蘋果,內容產製者馬上從四個變三個,勢將減損言論多元化,造成限制競爭,公平會應立即否准此案,絕不能讓米果吃蘋果。

鄭秀玲:巨無霸危害產業

鄭秀玲昨天一開口,隨即哽咽、眼眶泛淚,原因是她在旺中購併中嘉案時,曾經力表反對,隨即遇上媒體跟蹤,一度讓她覺得很害怕,「走在路上都要走一走,停下來,回頭看有沒有人跟蹤」,但考量壹傳媒案將嚴重衝擊媒體產業,為了下一代還是決定挺身而出。

鄭秀玲強調,蔡衍明已有旺中集團,再併壹傳媒後將成跨媒體巨無霸怪獸,掌握上中下游媒體資源產生的獨大影響力,未來恐限制同業的公平競爭,危害產業的健全發展,產生嚴重的限制競爭不利益。

莊春發:蘋果中時近獨佔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莊春發說,根據AC尼爾森統計顯示,若蘋果與中時結合,無論在過去七天閱報率、最常看報紙閱報率或昨天看的報紙閱報率等數據,都接近獨佔事業,「若公平會允許這樣的結合案,將替台灣報紙創造一個獨佔事業」。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國彬也表示反對,他認為有關限制競爭應從言論市場多元化來考慮,尤其買家之一的辜先生涉及刑責,還有台塑王家六輕污染和工安事件,這些負面新聞以後再不復見,消費者選擇新聞多樣性勢必受影響。

林國彬:影響新聞多樣性

林國彬還建議,公平會審查不應只取得買賣雙方協議內容,同時要取得企業併購中共同買方的股東協議,還要考量有沒有任一買方對其他買方的股權有優先承購權、任何買家間有無對未來這間公司的董事會協議、任何買方是否質押股權、買方間對未來董監席次安排或有任一買方有無為他人購入股份協議,以防後續問題。

近42%上班族 「窮忙族」

行政院主計總處昨公布最新調查報告,今年五月全國受僱就業者八四六.四萬人,月收入不到二萬元有八十四.六萬人,月收入不到三萬元更有三五二.八萬人,雖較去年略減二.三萬人,仍占整體受僱者四十一.六八%,等於近四成二上班族是月薪不到三萬元的「窮忙族」,工作貧窮問題仍相當嚴重。

根據主計總處調查,今年五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的平均經常性收入(即固定月薪,不含非經常性的獎金、紅利、加班費等)為三萬五三七六元,僅較去年增加三一八元,增幅○.九一%。

1成受僱者 月收入不到兩萬

其中,月收入不到二萬元的受僱者共八十四.六萬人,雖較去年減少六.三萬人,但仍占整體受僱者一成;月收入二萬元至未滿三萬元共二六八.二萬人,較去年增加四萬人,占三十一.六九%;兩者合計,月收入不到三萬元共三五二.八萬人,占四十一.六八%。至於月收入五萬元以上則有一四一.四萬人,較去年增加三.七萬人,僅占整體受僱者十六.七一%,但已是近年最高水準。

主計總處官員表示,受到金融海嘯影響,二○○九年及二○一○年,月收入不到二萬元的受僱者均飆破一百萬人,月收入不到三萬元則大幅增至三六四.八萬人及三五九.六萬人;近兩年因景氣好轉,月收入不到三萬元的受僱者略減,「整個趨勢朝正向發展,但幅度不大」,主要是國內薪資成長有限。

主計總處並指出,今年五月失業者四十六.六萬人,曾遇有工作機會者占四十八.三六%,等於不到一半的失業者曾有工作機會;至於未去就業原因,主要是「待遇太低」,占四十九.一三%。其餘未曾遇有工作機會者,尋職遭遇困難以「技術不合」居多,「工作性質不合」居次。

長期失業者 大專以上學歷居多

另外,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有七.七萬人,占全體失業者十六.四八%,且長期失業者以大專以上程度者占四十八.八四%較多。主計總處表示,主要是大專以上畢業生增加,且要求勞動條件相對較高,多屬「自願性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未去就業的原因也以「待遇太低」居多,其平均希望待遇為三萬○六一○元,高於全體失業者的二萬九九九九元,也高於去年尋獲現職者的主要工作收入二萬七七五一元。

70%民眾願花錢吃原廠藥 ,醫:藥效才是重點

一項針對國人「重大疾病民眾就醫與用藥認知」調查發現,在面對重大疾病時,有25.1%的民眾會考量是否是「原廠藥」,其次有24.2%的民眾會考量藥廠品牌,有18.4%會考量醫師建議。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簡稱督保盟)發言人滕西華對於這樣的調查結果感到很意外。她認為,民眾應先看藥效如何,而不是選藥廠品牌,或考量是否為原廠藥。

調查也指出,70.4%的民眾願意自己額外負擔部分費用,選用原廠藥;對於罹病之初,若是先使用「原廠藥」,之後再改為同成份的「學名藥」,則有43.4%的民眾表示不願意,僅有30.1%的民眾願意。

滕西華指出,調查結果充分反映出民眾對「原廠藥」仍存有迷思。事實上,「原廠藥」是原廠商開發的藥品,過了專利期之後,其他合格藥廠依原廠藥申請專利時公開的資訊,產製相同化學成分藥品(即「學名藥」),且其效果、品質及療效與「原廠藥」相同。

滕西華認為,民眾不應以價格來斷定藥物的好壞,並不是較貴的「原廠藥」就一定比較好,因為民眾若從「原廠藥」換成「學名藥」會產生不適,也可能會發生從「A原廠藥」換成「B原廠藥」出現不適,或是從「學名藥」改換成「原廠藥」上;藥品有沒有效?且是否符合民眾需求?應該是民眾用藥最重要的考量,藥品貴不貴不是重點。

新光醫院心臟內科部主任徐國基表示,雖然藥效才是治療重點,但臨床上,亦不乏病患將「原廠藥」換成「學名藥」後,出現不適的情形。

徐國基指出,多位心臟科醫師在臨床上,非正式的統計也發現,將降血壓的「原廠藥」換成「學名藥」後,至少有2成病患有不良反應,一部分可能是心理因素引起,另一部分可能真的是血壓控制不如預期。

非典型就業73.6萬人 史上最高

國內薪資倒退,窮忙族居高不下,「非典型就業」增加是原因之一。行政院主計總處昨公布調查報告,今年五月非典型就業者(部分工時、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高達七十三.六萬人,較去年增加四.三萬人,創史上新高,非典型就業占全體就業者約六.七九%。

根據主計總處調查,今年五月就業人數一○八三.四萬人,較去年增加十六.四萬人;其中,非典型就業者七十三.六萬人,包括部分時間工作者三十九.一萬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與部分工時具重疊性)五十七.四萬人,均較去年增加。

若按性別觀察,男性的非典型就業者三十七.六萬人,占男性就業者六.一八%;女性為三十五.九萬人,占七.五八%。若按教育的程度觀察,大專以上程度者僅五.四二%為非典型就業者,國中以下程度者則高達十.五一%。

主計總處官員表示,除了去年景氣好轉,部分臨時工或派遣工轉為正職,加上政府短期促進就業措施退場,使得非典型就業減少之外;近幾年非典型就業者均呈增加趨勢,主要是企業考量僱用成本,增加僱用臨時工或派遣工,由於非典型就業收入不如全職工作,影響整體薪資水準。

不過,官員強調,非典型就業增加已是全球趨勢,日本、南韓等國的情況更明顯,日、韓非典型就業占全體就業者均在三十五%上下,台灣則不到七%;而且,非典型就業者可能有個人因素考量,有七十八.九五%不想換工作或增加額外工作。

Passenger Jets Help To Rescue Missing Sailor 噴射客機協助救援失蹤水手

Passengers and crew on two commercial jets helped locate a missing yachtsman off Australia by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s with binoculars.

兩架民航噴射機上的乘客與機組人員藉由拿望遠鏡透過機窗向外看,來協助確定一名在澳洲外海失蹤的遊艇駕駛的所在位置。

An Air Canada jet and an Air New Zealand aircraft swooped down to 4,000ft to assist rescuers in the search for the solo yachtsman who had activated his emergency beacon.

一架加拿大航空客機與一架紐西蘭航空客機將飛行高度驟降到4000呎,以協助搜救人員尋找一名已啟動應急救援無線電信標的單人遊艇駕駛。

His remote location was out of helicopter range so rescuers asked the planes’ pilots to get involved as they were flying over the yacht’s GPS position.

該遊艇駕駛位於超出直昇機搜救範圍的偏遠地區,因此搜救人員要求這兩架正飛越該遊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位置上空的客機的機長,參與救援。

According to Sydney’s Daily Telegraph, one passenger wrote on Facebook: "15 hour flight ends up being 17 hours as we descended to 4,000ft to locate a capsized yacht for search and rescue."

根據雪梨每日電訊報,一名乘客在臉書上寫道:「隨著我們下降到4000呎以便確定一艘翻覆的遊艇的所在位置,15小時的飛行以17小時作收。」

"Amazing, and slightly off putting, to see what a Boeing 777 aircraft can do when not on autopilot and flying/circling low over the ocean."

「令人吃驚,也有一點覺得受到干擾的是,能看到一架波音777客機在非自動導航以及在海面上低飛盤旋的能耐。」

Air Canada spokesman Peter Fitzpatrick said the crew and a number of passengers onboard flight AC033 to Sydney from Vancouver spotted the boat and advised authorities of its location.

加拿大航空發言人彼得.費茲派崔克說,這架編號AC003、從溫哥華飛往雪梨的班機的機組人員與許多乘客發現這艘船,並通知當局該船的所在位置。

新聞辭典

get involved:慣用語/片語,參與,亦特指男女交往。例句:It’s been two years since Tom got involved with Kelly.(湯姆與凱莉交往已有兩年。)

swoop down (up)on someone or something:慣用語,突然俯衝急撲。例句:An eagle swooped down upon a hare.(一隻老鷹俯衝急撲向一隻野兔。)

capsize:動詞,翻覆。例句:I capsized my kayak.(我把我的獨木舟小船弄翻了。)

聽聽余英時的良心話

在壹傳媒併購案引發各界關注之際,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公開表示意見,直指「這是共產黨有計畫地在後面搞的」,事情本質是「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他同時強調,台灣的民主自由得來不易,要珍惜維護,青年學生站出來,使他十分感動。對於中國,他認為至今沒有改變,「只是有錢而已」,「政治控制比任何時候都厲害」;在共產黨垮台前,他重申絕對不會去中國。

這位國際知名史學大師的良心話,有如暮鼓晨鐘。面對中國加緊「以經促統」,正透過各種方式,企圖以洗腦麻醉手段瓦解民主自由,台灣社會應該聽余英時的良心話,化為行動,奮起抗拒。

我們對余英時的話至為敬服,不僅歷史名家的觀察十分深入剴切,也在於他雖然從來沒有居住台灣,保持距離的觀察及大師的高度反而使他對台灣的諍言更為貼切。有如各方所知,八十二歲的余英時,六年前獲頒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John W. Kluge)終身成就獎,這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所頒發的榮譽。他不但學問淵博,「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做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進行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眾多學科和時空領域」。更可貴的,他對於台灣、香港與中國的人文學界與民主政治發展,長期關懷。

正出自這一恢弘而普世的人文關懷,二十三年前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之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並與其夫人促成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提供民運人士前往美國的停留和庇護。對於共產黨在中國一黨專政,剝奪自由民主人權,抗拒政治改革,他深惡痛絕;共產黨政府對西藏人不斷自焚事件無動於衷,也令他反感。這種堅持與人格,使他與海外趨炎附勢的華人學者,尤其甘於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者,高下立判。

與台灣不少堅持理想者一樣,余英時強調在共產黨垮台之前,不去他出生及度過青少年時光的中國。對此,他有名言︰「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儘管余英時拒絕中共,他的學術著作近年在中國大量出版,只是涉及時政的評論仍遭禁絕。這樣的現象,不啻為台灣染上「中國熱」病症的政商名流提供一帖良藥︰對獨裁暴政者卑躬屈膝不能得到尊敬,只有堅持原則與價值觀才是正道。


余英時接受訪談最重要的,還在於他苦口婆心,表明兩度對台灣媒體壟斷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是出自關心台灣,「不願台灣落到共產黨手上」。以史家的角度,「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得來真是不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段最動人歷史。」正因如此,看到沒有私利考量的青年學生自動站出來,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奮鬥,令他讚賞;他同樣稱揚香港青年以大無畏的精神,和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展開針鋒相對的英勇抗爭。不過,青年奮鬥形成運動的同時,最終仍須取決於台灣人民︰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就要自求生路。

在台灣人民維護民主自由而求生之路,由於當今主政者得了「中國軟骨症」,政媒商不乏追求「只要吃飽飯、有錢」的現實主義者,面對中國黑手已然入侵,台灣人民面對極大的挑戰。儘管如此,我們相信,有了史學大師警示,台灣人民必將以行動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時間檢驗人性,一家六年前以「向一位當代人文大師致敬」社論禮讚余英時獲頒克魯格獎的報紙,如今被他拒絕,「我現在已經不看這個報紙了」,可見站在錯誤的一邊,不但禁不起史家檢驗,還徒留惡名。

減少消耗是唯一的出路

“物質”消耗就是我們使用的所有東西的總重量。一位環保分析人士稱,英國的這一數字或許在2001年就達到了峰值。鄧肯•克拉克撰文對克裡斯•古多爾的論點以及可能從中汲取的經驗進行了分析。

2001年是世事紛擾的一年。之後的十多年裡,(9-11恐怖襲擊、阿富汗戰爭、古吉拉特大地震等)各種紀念日讓我們應接不暇。當我們回首這些陳年舊事的時候,2001年的一件事恐怕記得的人不多。 那就是英國物質流計量中有關2001年的一組數據, 英國國家統計局每年都會發布的枯燥無味、無人問津的一組數據。

然而,在環境作家克裡斯•古多爾看來,這些統計數據能夠反映很重要的問題。他積極地解釋道:“從這些數字來看,2001年或許是英國的“物質”消耗、也就是從食物和燃料到板式家具等我們用的所有東西的總重量達到頂峰並且開始減少的一年。”

古多爾的這番話,雖然波瀾不驚,但卻極富智慧。古多爾是一位顧問兼作家,過去十多年裡已經躋身於頂尖能源和氣候問題分析家的行列。他或許還是綠黨唯一的議會候選人。不僅如此,他還曾供職於全球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他的專長就是對那些讓傳統環保衛士昏昏欲睡的環境統計數據進行分析。

“很顯著的一件事就是,經濟衰退後,我們對於資源的使用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古多爾繼續說道,“幾年的時間裡就退回到1970年開始這項紀錄以來的倒數第二低點。盡管2010年和2011年的數據還未公布,但是,目前我們所消耗的物質極有可能要比以往任何時期都低。”

古多爾在撰寫一篇有關英國資源消耗方面的研究報告時發現了物質流計量的這一趨勢。這一意外發現令他吃驚不已:英國人的資源消耗量和垃圾生成量似乎都在不斷地減少。而讓他最為吃驚的是,消耗量似乎從新千年伊始就已經開始下降,而那個時候,經濟還依然處於快速增長的階段。

古多爾認為,2001年,英國的紙制品和硬紙板的消耗終於開始下滑。緊接著,2002年,一次能源,即各種化石燃料和其它能源資源產生的初級熱能和電力的消耗也開始減少。之後的一年,也就是2003年,(包括可再生性垃圾在內的)人均生活垃圾的數量開始下降。不久,商業和建築行業的垃圾產出也開始呈下降趨勢。

2004年,新車購置量開始減少。水資源的消耗也是同樣。其後的一年,2005年,家庭能源消耗開始減少(盡管之前一年的電力消耗由於冬季的異常寒冷而出現增長)。2006年,人們似乎對公路交通和鐵路交通失去了興趣。駕車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平均裡程出現下滑。而這一切都是在GDP——還有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發生的。

古多爾還指出,其它消費大類下滑持續的時間則要長些。盡管英國的農業密集度不斷增強、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令國民感到擔憂,但是,氮、磷、鉀等化肥的使用從1980年代起就開始呈下降趨勢。水泥的消耗也幾乎同期達到高點。

甚至我們的食物攝入也正在減少。雖然肥胖呈上升趨勢,但是,英國人的卡路裡攝入總量卻在半個世紀裡持續減少。而導致這種現像的原因就是,與上一代人相比,如今我們的運動量較少,同時居住環境也更為溫暖。更引人注意的或許是,作為環境問題而倍受關注的肉類食品攝入似乎從2003年起也開始減少。

古多爾的研究所傳達的信息似乎有悖常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們的物質消費或許有所減少,但是,在經濟繁榮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我們的物質消耗難道不是隨著GDP在亦步亦趨地增長嗎?

古多爾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然而,他的論斷說得通嗎?一個很明顯的反方論據就是,我們將資源消耗型產業“外包”給了中國等其它發展中國家。要知道,各類研究報告已經證明,雖然英國國內的石油、煤炭、天然氣等資源的消耗正在減少,但是,如果將中國企業為我們生產的所有筆記本電腦、玩具、服裝等考慮在內的話,我們的碳排放卻在持續穩步地升高。

然而,奇怪的是,從整個資源的使用情況來看(從玉米到金屬的所有資源),同樣的結論卻似乎並不成立。至少,如果我們采信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官方數字的話,情況就是如此。每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人員都會統計英國的物質總需求,即我們所消耗的所有商品,以及國內外生產這些商品所消耗的全部物質的總量。

這些數字龐大的令人頭暈目眩。如果將礦產、燃料、農作物、動植物產品等加起來的話,英國每年消耗的物質大約在20億公噸左右,平攤到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頭上就是30多公噸,其重量堪比四輛雙層巴士。( 古多爾具體指的是四輛老式路霸巴士的重量,然而一些新型高效巴士的重量幾乎是老款的兩倍。)

盡管消耗率依然龐大,並且毋庸置疑是不可持續的,但是古多爾的觀點卻是,我們對於材料的需求最終有可能會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特別令他感到興奮的是,在過去的數十年裡,我們的經濟獲得了顯著的增長,而資源的使用卻未出現明顯的增加。用行話來說就是,古多爾認為,英國最終實現了經濟增長與物質消耗的“脫鉤”。

如果這一觀點正確的話,這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實現了很多綠色評論員認為無法實現的目標。蒂姆•傑克遜在他2009年出版的一本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書、《非增長式繁榮》中認為,當經濟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的時候,實現真正的脫鉤,即資源消耗隨著GDP的增長而下降,卻依然是一個“神話”。這一觀點,以及由此而來的我們應該力爭實現零增長經濟的論點在環境領域廣泛得到認可。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再結合自己的研究,古多爾向這一假設提出了挑戰。古多爾說:“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們的物質消耗總量與1989年的數字幾乎相等。盡管這些年間經濟規模已經增加了兩倍 。資源的消耗似乎在2001年達到了頂峰。這一時間點要比經濟增長停滯的蕭條期早了很多年。”

傑克遜非常認可古多爾的研究,稱其為“期待已久”,而且是 “一份政策層面非常缺乏、綠色經濟迫切需要的分析報告”。但是,他同時也提出了警告,認為不能簡單地得出結論。他指出,即便是我們自身對資源的消費開始減少,然而我們的經濟對這些資源的消耗卻可以一直保持增長,而這都應歸功於英國在全球商品市場的投資。傑克遜還補充道:“對於那些迫切希望實現非物質化增長的人而言,這些統計資料無疑是給他們潑了一頭冷水。”

新經濟基金會(nef)的安德魯·希姆斯也對英國“物質消耗達到頂峰”的意義提出了質疑。

“如果不跟地球的承載能力掛鉤,衡量環境影響的指標就沒有意義。要讓這些發現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就要證明我們正朝著能夠在生態承載能力限度內生存的方向發展。這麼看的話,我們離目標還遠著呢 。”

傑克遜和希姆斯說的沒錯,即便是英國的資源消耗開始減少,也救不了地球。全球範圍內資源的開采在增長,碳排放在增加,雨林面積在縮減,海洋在酸化,物種在消失。而解決這些問題遠不止是英國這樣的成熟經濟的資源消耗趨於穩定那麼簡單。

古多爾也承認,“我從未曾想過要否認世界正面臨著大規模的環境挑戰。但是,我發現的數據卻表明,經濟增長與應對挑戰之間有可能——只是有可能——並非無法兼顧。如果增長能夠幫助我們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從而實際減少我們的物質消耗的話,那麼,環保人士們所宣傳的零增長經濟就有待商榷。”

當回過頭來,從現實角度進行討論時,他補充說道,“盡管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但是,經濟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創新讓我們有了金讀,使我們可以不需消耗大量能源造紙就有書可讀。與實物相比,數字產品對環境的影響通常較小。如果增長能夠推動虛擬化進程,那麼,它對環境的影響就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

變得更環保的最佳途徑就是變得更富有。這種觀念由來已久。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幾十年前提出,只有當國家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的時候,才會開始降低他們對環境的影響。而在綠色環保領域,這種思想備受爭議。環保人士雖然承認貧窮國家需要發展經濟擺脫貧困,但是,對於傳統的以增長為導向的經濟與拯救地球二者之間是否能夠兼顧的問題,絕大多數人卻完全表示懷疑。

然而,一種支持增長的環保觀點卻浮出水面。今年年初, 馬克•萊納斯所著的《上帝的物種》一書引起了熱議。在這本書中,他打破禁忌,呼吁環保人士應接納轉基因(GM)食品、核能和以增長為核心的資本主義。萊納斯寫道,轉基因食品能夠讓世界上更多的原野免受人類侵擾;核能可以幫助我們擺脫對煤炭的依賴;經濟增長能夠讓我們戰勝全球貧困,能夠為技術革命提供所需的資金,從而使能源和商品的生產更加綠色環保。

希姆斯則認為,將經濟增長作為應對地球所面臨的災難的解決方案就是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是否是有益的,這些影響是否在環境限度之內?如果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安樂祥和的低碳世界的話,除了拼命地擴大經濟之外,還有更好的方式。需要記住的是,英國五十年來的GDP增長和資源消耗的增加並沒有使我們的生活滿意度增加。”

且不論古多爾的觀點從生態和經濟的角度引發了多少爭論,他的英國的資源消耗或許已經達到峰值的觀點也牽扯出很多有趣的問題,其中大部分都是最基本的問題:例如,這種說法是真的嗎?當全球經濟最終回暖時,怎麼才能確定資源消耗不會創新高?如果我們真的已經達到了峰值,我們是怎樣辦到的?是否只是因為轉為發展服務性經濟的原因?是應該歸功於互聯網,還是應該歸功於數十年來的綠色運動?是不是因為我們這個擁擠的島國已經容納不下新的建築、機動車和大件物品了?像eBay(在線拍賣和購物網站)和免費回收網(使可再利用的廢舊物品免遭填埋厄運的網站)這樣能夠延長商品流轉壽命的網站是否也是原因之一?還是因為有更多的人生活在城市裡?

如果我們能夠搞清楚英國的資源消耗是如何趨於平緩的話,或許其它國家就可以效法 。畢竟,對於一個人口快要達到90億的世界而言,在“物質消耗”這個問題上,還有什麼比“少即是多”這句話更有價值呢?


The only way is down

Consumption of “stuff” – the weight of all that we use – may have peaked in the UK in 2001 and begun to decline, a green analyst says. Duncan Clark explores Chris Goodall’s claim – and possible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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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 2001 was more eventful than most and, a decade on, we’re inundated with anniversaries [among them, those of the “9/11” terror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and the Gujarat earthquake]. With so many significant events to look back on, one thing that few people will remember 2001 for is its entry in the United Kingdom’s Material Flow Accounts, a set of dry and largely ignored data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But,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 writer
Chris Goodall, those statistics tell an important story. “What the figures suggest”, Goodall says enthusiastically, “is that 2001 may turn out to be the year that the UK’s consumption of ‘stuff’ – the total weight of everything we use, from food and fuel to flat-pack furniture – reached its peak and began to decline.”

Quietly spoken but fiercely intelligent,
Goodall is a consultant and author who, over the last decade or so, has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leading analyst on energy and climate issues. Probably the only Green Party parliamentary candidate who also used to work at the global management-consulting firm McKinsey, his speciality is trawling through environment statistics that would send traditional eco-warriors to sleep.

“One thing that’s remarkable is the sheer speed with which our resource use has crashed since the recession,” Goodall continues. “In the space of a couple of years, we’ve dropped back to the second-lowest level since we started keeping track in 1970. And although the figures aren’t yet available for 2010 and 2011, it seems highly likely that we are now using fewer materials than at any time on record.”

Goodall discovered the
Material Flow Accounts while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examining the UK’s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The pattern he stumbled upon caught him by surprise: time and time again, Britons seemed to be consuming fewer resources and producing less waste. What really surprised him was that consumption appears to have started dropping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when the economy was still rapidly growing.

In 2001, Goodall says, the UK’s consumption of paper and cardboard finally started to decline. This was followed, in 2002, by a fall in our use of primary energy: the raw heat and power generated by all fossil fuels and other energy sources. The following year, 2003, saw the start of a decline in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waste (including recycling) generated by each person in the country – a downward trend that before long could also be observed in the commercial and construction waste sectors.

In 2004, our purchases of new cars started to fall – as did our consumption of water. The next year, 2005, saw our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starting to slump (notwithstanding an uptick last year due to the particularly cold winter). And in 2006 we seem to have got bored with roads and railways, with a decline in the average distance travelled on private and public transport. All of this while
GDP – and population – went up.

Other consumption categories have been falling for much longer, Goodall points out. Despite concerns about the increasing intensity and industrialisation of our farming, the amount of nitrogen, phosphate and potassium fertilisers being applied to British fields has been falling since the 1980s. Our consumption of cement reached a peak at a similar time.

Even our intake of food is falling. Although
obesity is on the rise, the total number of calories consumed by Britons has been on a downward slope for around half a century, driven by the fact tha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generations, we do less exercise now and live in warmer homes. Perhaps more remarkably, our intake of meat – the food most regularly highlighted as an environmental concern – seems to have been falling since 2003.

Goodall’s research sends a counter-intuitive message.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been getting through less stuff since the
financial crash of 2008; but surely throughout the boom years of the 1990s and 2000s, our rate of material consumption was steadily climbing in step with GDP?

Not according to Goodall. But do his claims stack up? One obvious counter-argument is the fact that we have “outsourced” our resource-hungry industries to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all, various reports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while the UK’s own use of oil, coal and gas is falling, our total
carbon emissions, once you consider all Chinese factories producing our laptops, toys and clothes, continues to rise steadily.

Oddly, though, when it comes to overall resource use – everything from maize to metals – the same doesn’t seem to apply. At least, not if we believe the official figures from th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Each year, statisticians there estimate the UK’s Total Material Requirement, the grand total of all the goods we consume, plus all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country and overseas to produce those goods.

The numbers are head-spinningly huge. Once you add up minerals, fuels, crops, wood and animal products, the UK churns its way through roughly two billion tonnes of stuff each year. That’s more than 30 tonnes for each man, woman and child in the country – a giant stack of raw materials as heavy as four double-decker buses. (Or, more specifically, as heavy as four old- fashioned
Routemaster buses. In an exception to Goodall’s theory, some of the newer, more efficient buses are almost twice as heavy as the old ones.)

Although that’s still a massive – and doubtless unsustainable – rate of consumption, Goodall’s point is that our appetite for materials may finally be on a downward curve. In particular, he’s excited by the fact that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we’ve significantly grown the economy without noticeably increasing our resource use. To use the jargon, Goodall believes that Britain has finally “decoupled” economic growth and material consumption.

If correct, this means we’ve achieved something that many green commentators believed was impossible. In his influential 2009 book,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academic Tim Jackson argued that while economies could become more efficient in their use of resources, genuine decoupling – resource use falling while GDP rises – remained a “myth”. This view, and the argument that we therefore should aim for zero-growth economics, has become widely accepted in environment circles.

Goodall believes that the data from th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combined with his own research, challenges this assumption. “In 2007, just before the crash,” Goodall says, “our total use of materials was almost the same as it was in 1989, despite the economy having tripled in size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And the peak in resource use appears to have been in 2001 – many years before the recession halted economic growth.”
Jackson welcomed Goodall’s research, describing it as “long overdue” and “exactly the kind of analysis that is sadly lacking at policy level and desperately needed as the basis for a green economy”. But he also warned against drawing simple conclusions, pointing out that – thanks to Britain’s investments in the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 our economy was continuing to increase resource use even if we had started consuming fewer of those resources ourselves. “For those hoping desperately for stuff-free growth”, Jackson added, “there is only cold comfort in these statistics.”
Andrew Simms of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nef) also doub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K reaching “peak stuff”.

“Measures of our environmental impact are only meaningful when they’re related to the planet’s ability to keep up. For these findings to be significant, we’d need to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we’re on the way to being able to live within our ecological means. And on that measure we’re still a long way off target.”

Jackson and Simms are certainly right that – even if the UK has started consuming fewer resources – it’s hardly going to save the planet. Globally, resource extraction is rising, carbon emissions are climbing, rain forests are shrinking, oceans are acidifying and species are disappearing. Solving these problems will clearly take far more than stabilising resource use in mature economies like the UK.

Goodall acknowledges this. “I don’t want to suggest for a moment that the world doesn’t face massiv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But the data I found does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 and it is only a possibility –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not necessarily incompatible with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If growth helps us get more efficient in our use of resources, and actually reduces our consumption of material things, then environmentalists may be very wrong to campaign for a zero-growth economy.”

Bringing the debate back to earth, he adds: “It is a trivial example bu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novation that comes with it, have given us the
Kindle, a way of allowing us to read books without the high-energy consumption required to make paper. Digital goods generally have lower environmental impact than physical equivalents and if growth speeds up the process of ‘dematerialisation’, it has positive – not negative –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idea that the best way to get greener may be to get richer isn’t a new one. Economist
Simon Kuznets argued decades ago that only when countries get to a certain level of wealth do they start to reduce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green circles, however, such thinking is controversial. While environmentalists accept that poor countries need to grow economically to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most are thoroughly sceptical that conventional growth-focused economics is compatible with saving the planet from impending disaster.

There is, however, an emerging pro-growth seam of environmental thinking. Earlier this year, writer
Mark Lynas caused a stir with his book The God Species, in which he broke a trio of green taboos by calling for environmentalists to embrace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foods, nuclear power and growth-based capitalism. GM food would allow us to leave more of the world as wilderness, Lynas wrote; nuclear energy would help us wean ourselves off coal; and climbing economic growth would give us the best chance of combating global poverty and funding the technical revolution required to green our production of energy and goods.

Simms says that to call for economic growth as the solution to the planet’s woes is to miss the point.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s this: is your economy doing something useful, and doing it within environmental boundaries? If we want to create a happy, low-carbon world, there are better ways to do that than slavishly trying to enlarge our economies. Bear in mind that
50 years of GDP growth and increasing resource use in the UK has done nothing to increase our life satisfaction.”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arguments aside, Goodall’s suggestion that the UK may have reached the point of maximum resource use throws up lots of interesting questions. Most fundamentally: is it definitely true? How can we be sure that consumption won’t soar to new, even greater, highs when the global economy eventually picks up? And if we really have reached a peak, how did we get there? Was it just a matter of shifting to a more service-based economy? Can the Internet – or even decades of green campaigning – claim the credit? Or could it be that our densely packed little island is running out of space for new buildings, vehicles and bulky goods? Could
eBay [an online auction and shopping website] and Freecycle [a network that diverts reusable items from landfills] be a factor, helping to keep more goods in circulation for longer? Or the fact that more of us are living in cities?

If we can understand how we levelled off British resource use, perhaps that information could help other countries do the same. After all, in a world that
may soon be home to nine billion people, there can be fewer more important messages than – when it comes to “stuff” – less can be more.

未來吃什麼?Our future grub

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比現在多25億。怎麼養活這麼多人呢?科學給出的答案是吃藻類、昆蟲和實驗室裡做出來的人造肉。

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新增25億(相當於中國和印度當下人口的總和),我們怎樣才能養活這麼多人?聯合國估計,我們必須將目前的食物產量翻一番才能滿足需求;各國政府也宣稱,應該采用新技術並避免浪費。但無論如何節約,世界長期飢餓人口已經達到了10億;未開墾土地寥寥無幾;氣候變化加大了很多地區農業生產的難度;海洋魚類過度捕撈;世界許多地區水資源短缺愈演愈烈。

五十年前,當世界人口只有如今的大約一半時,人類曾希望用所謂的“綠色革命”阻止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雜交種子和化肥使用量的猛增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人類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態代價。與父輩相比,我們的糧食產量將近翻了一番,但對地表和地下水的消耗卻增長了兩倍。

食品、農業和水利等領域的技術專家必須找到新的方法,讓從前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發展農業的地方成為我們的糧倉。或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應該如何使用土地和水資源。全新一代的尖端農民、奇特食品及精彩創意也應運而生。

藻類

怎樣才能在大量減少耕地使用的前提下生產出更多可以養活人類的食物?要做到這點其實十分簡單——只要我們將精力轉向商業化的藻類養殖。藻類是一種單細胞生物,結構並不復雜,在海洋裡、污水中以及其他糧食作物無法存活的環境中都能快速生長繁殖。多家大型航空公司和海運集團都在研究使用海藻油的可能性,精明的清潔能源投資者更是將錢源源不斷地投入這項尚處在發展初期的技術之中。

藻類養殖的回報極高:據科學家估算,在最理想條件下,商業藻類養殖每英畝(約合4050平方米)可產出5000到10000加侖(大約22730到45460公升)海藻油;而相比之下,用玉米等糧食作物生產生物乙醇每英畝產量只有350加侖(約合1590公升)。另外,藻類還可以用作動物飼料和肥料。用海藻油替代美國市面上全部生物乙醇需要占用大約二百英畝(8000多平方公裡)沙漠,但正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馬克·愛德華茲所說,這也意味著將騰出4000萬英畝(約合162000平方千米)的農田和每年幾百萬加侖的灌溉水用來為人類生產糧食。

雖然處在食物鏈的底部,但海帶等藻類一直以來就是日本和中國餐桌上的佳肴,並且已經用作肥料、土壤改良劑和動物飼料。愛德華茲說:“藻類大的如海帶、巨藻,小的只有顯微鏡才能觀測到;它們能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並提供脂肪、油類和糖分。自然界無論是小蝦還是藍鯨都以它們為食。藻類是所有生命的基礎,也是人類未來的依靠。”

人造肉

這種東西看起來像肉,摸起來像肉,也的確是肉,只不過不是從喘氣兒的活體動物身上取下來的。相反,人造肉是利用干細胞在大型容器中“人工培養”出來的。

科學家認為,尋找肉類的替代品十分重要。因為在中國等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人們的飲食習慣正向西方靠攏,這使政府和農民不得不砍伐森林以開發新的農場。目前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可耕地用於養牛,另有四分之一用於種植動物飼料。在美國,牲畜飼料在全部谷物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已經達到將近七成。

目前,大部分人造肉的研究都是在歐洲進行的,其中荷蘭和英國的科學家已經成功地在實驗室中利用干細胞培養出可以食用的組織結構。不過,雖然首個用人造肉制成的漢堡明年便有望問世,但它的味道可能會令人大失所望。肉類的顏色和口味分別來自血液和脂肪。雖然研究人員已經找出了能做出血液和脂肪的干細胞,但真正制成人造血液和脂肪還是一項漫長、復雜而昂貴的工作。

即便如此,研究證明人造肉在環境方面的益處是普通肉類無法比擬的,其生產過程中所需的水、能量和土地都更少。另外,在大規模農場飼養以及生長激素和抗生素的使用已經飽受質疑之時,人造肉卻幾乎不涉及任何道德爭議。

新型糧食作物

很少有人聽說過黎志康這個名字,但這位中國植物育種專家很可能將作為本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永載史冊。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和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工作12年之後,黎志康和他的科研團隊去年開發出了“綠色超級稻”。經驗證,這一系列稻種不僅產量更高,而且更耐旱、耐澇、耐鹽,還更能抗蟲害、抗病。

黎志康沒有使用轉基因技術,而是與來自16個國家的上百名研究院和農民合作,完全采用傳統育種技術將250多個稻種雜交選優。

這種能大幅度增加亞洲地區糧食產量、多養活1億人的綠色超級稻幾年之內即將正式推向市場。但對於其他作物來說,更好的植物育種——無論是否使用轉基因技術——也將是提高產量的關鍵。

然而在過去的20年中,大部分研究經費都用在了轉基因技術上。農用化學產業當初承諾,經他們改造的糧食作物不僅富含維生素、酵素或者健康脂肪酸,並且有很好的耐旱性,能減少碳排放。雖然我們有望看到能制造人類疫苗的香蕉、成熟期更短的魚和具有抗病性的牛,但“養活世界”的承諾仍遠未實現。

去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超過3.5億英畝(約合140多萬平方公裡)——占全球耕地面積約10%,是德國、法國、英國國土面積的總和;但玉米、油菜及大豆占據了其中大部分,而這三種作物的產出大多用作動物飼料。

沙漠綠化

世界上有很多地區受干旱之苦,唯一鄰近的水源就是海洋。我們能不能開發一種技術,讓智利、加利福尼亞、秘魯和中東這樣的沿海沙漠利用海水實現綠化呢?

英國發明家查理·佩頓就有這樣一個設想:用廣闊的“海水溫室”種糧發電。他的計劃很簡單:在自然界的水循環中,海水經陽光加熱後蒸發,冷卻後形成雲,之後再以雨的形式回到地表。佩頓的設計采取了類似的結構。在這裡,炙熱的沙漠空氣在進入溫室後首先冷卻,再經海水加濕。潮濕的空氣在滋潤溫室中的農作物之後,將穿過一個蒸發裝置。當遇到一組裝有冷海水的冷卻管時,空氣中的水汽凝結成淡水,由工作人員統一收集。使用這種方法生產的淡水是溫室作物需水量的五倍,因此可以將一部分溫室中產生的淡水用於當地其他作物的灌溉。

海水溫室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而且今年就會有一個由挪威政府支持的大型試點項目在約旦亞喀巴附近上馬。“撒哈拉森林計劃”將綜合利用不同的技術種植糧食和生物能源作物,將於2015年正式開始運行。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新技術正在開發當中,它們將使人類得以在極端環境中種植糧食。或許其中最簡單卻最具雄心的項目就是籌劃已久的“非洲綠色長城”計劃了。這片長條狀的森林寬15公裡,長7775公裡,自西非的塞內加爾一直延伸到東非的吉布提。參與該計劃的非洲11國表示,“綠色長城”將有助於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擴展,減緩土壤退化,降低風速,促進雨水下滲,並創造出適宜種植水果、蔬菜和其他作物的小氣候。

昆蟲

在歐洲或是美國大多數餐廳的菜單上,像蝗蟲、蚱蜢、蜘蛛、黃蜂、蠕蟲、螞蟻和甲殼蟲這樣的東西是難得一見的;但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人們食用的昆蟲多達1400種。隨著食品價格的上漲和世界範圍內土地供應緊張,英國等地建立食用昆蟲養殖場的日子也不遠了。

養殖昆蟲的優點不僅在於昆蟲是一種高蛋白、低脂肪、低膽固醇、高鈣高鐵的食物,還因為昆蟲養殖場占地很小。從環境角度看,傳統養殖場同樣不能和它相提並論。昆蟲將植物轉化為可食用肉質的速度比發育周期最短的家畜還要快;它們釋放的溫室氣體更少;無論喂它們紙張、水藻還是工業廢料,它們都能茁壯成長。

一直積極尋求大範圍推廣食用昆蟲養殖的聯合國和歐盟都十分推崇這種“微型家畜”的種種優點。荷蘭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建立昆蟲養殖場。但出於對西方人神經質的照顧,他們要求研究人員看看能否單獨提取昆蟲蛋白。

與此同時,歐盟向其成員國提供300萬歐元資金推廣昆蟲在餐飲中的使用,並要求食品標准監管機構研究昆蟲作為膳食補充的可能性。


約翰•維達


By 2050 there will be 2.5 billion more people on earth. How can they be fed? Science’s answer, writes John Vidal, is a diet of algae, insects and meat grown in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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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feed the 2.5 billion more people – an extra China and India – likely to be alive in 2050? The United Nations says we will have to nearly double our food production and governments say we should adopt new technologies and avoid waste. But however you cut it: there are already one billion chronically hungry people; there’s little more virgin land to open up; climate change will only make farming harder to grow food in most places; the oceans are overfished; and much of the world faces growing water shortages.

Fifty years ago, when the world’s population was around half what it is now, the answer to looming famines was “the green revolution” – a massive increase in the use of hybrid seeds and chemical fertilisers. It worked, but at a great ecological price. We grow nearly twice as much food as we did just a generation ago, but we use three times as much water from rivers and underground supplies.

Food, farm and water technologists will have to find new ways to grow more crops in places that until now were hard or impossible to farm. It may need a total rethink over how we use land and water. So enter a new generation of radical farmers, novel foods and bright ideas.

Algae

How do you free up huge amounts of farmland to grow more food for humans? Easy – switch to commercial algae farms. Algae are simple, single-cell organisms that can grow very rapidly at sea, in polluted water and in places that would normally kill food crops. Major airlin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are now investigating a switch to algae oil, and smart clean-tech money is pouring in to the nascent technology.

The prize is huge: scientists say that under optimum conditions, commercial algae farms can produce 5,000 to 10,000 gallons [roughly 22,730 to 45,460 litres] of oil per acre [nearly 4,050 square metres], compared to just 350 gallons [about 1,590 litres] of ethanol biofuel per acre grown with crops such as maize. In addition, algae could feed millions of animals and act as a fertiliser. Replacing all US ethanol (biofuel) production with algae oil would need around two million acres [just over 8,000 square kilometres] of desert, but, say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Mark Edwards, it would potentially allow 40 million acres [about 162,000 square kilometres] of cropland to be planted with human food, and save billions of gallons of irrigation water a year.

Algae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but they are already eaten widely i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form of seaweeds, and are used as fertilisers, soil conditioners and animal feed. “They range from giant seaweeds and kelps to microscopic slimes; they are capable of fixing CO2 in the atmosphere and providing fats, oils and sugars,” says Edwards. “They are eaten by everything from the tiniest shrimp to the great blue whales. They are the base of all life and must be the future.”

Artificial meat

It looks like meat, feels like meat and it is meat, although it’s never been near a living, breathing animal. Instead, artificial or “cultured” meat is grown from stem cells in giant vats.

Scientists say the hunt for meat substitutes is critical because western eating habits are now spreading to China and other rapidly emerging economies, putting intense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and farmers to fell more forests and open up new farmland. Cattle now occupy nearly one quarter of all cultivable land, and growing crops for animal feed takes up another 25%. In the United States, nearly 70% of the grain and cereals grown are now fed to farmed animals.

Much of the
research into artificial meat is being done in Europe, with scientists in Holland and Britain developing edible tissue grown from stem cells in laboratories. But while the first artificial hamburger could be developed next year, it might taste of nothing at all. Meat needs blood and fat to give it colour and taste, and while stem cells for blood and fat have been identified, this is slow, complex and expensive work.

Nevertheless, studies show that artificial meat wins hands down in the environmental stakes, using far less water, energy and land. In addition, few ethical objections have been raised, largely because mass production of animals in factory farms and use of growth hormones and antibiotics is already considered questionable.

New crops

Few people have heard of Zhikang Li, but history may judge the Chinese plant breeder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of the century. Last year, after 12 years’ work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AA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in the Philippines, he and his team developed “green super rice”, a series of rice varieties which produce more grain but which have proved more resistant to droughts, floods, salty water, insects and disease.

Zhikang Li achieved this without genetic modification (GM) technology, working instead with hundreds of researchers and farmers in 16 countries and using only conventional plant breeding techniques to cross-breed more than 250 rice varieties.

Green super rice, which could increase yields in Asia enough to feed an extra 100 million people, will be rolled out in the coming years. But better plant breeding – with or without GM – will be key to increasing the yields of all other crops.

However, most research money has gone into GM in the past 20 years. Here, the global agrichemical industry has promised new crops enriched with extra vitamins, enzymes or healthy fatty acids, as well as drought-tolerant corn and crops that can save carbon emissions. But while it looks ahead to bananas that produce human vaccines,
fish that mature more quickly and cows that are resistant to disease, its promise to feed the world has been patchy in terms of results.

Last year more than 350 million acres (over 1.4 million square kilometres) – about 10% of global cultivated area, or the size of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 were planted with GM crops; but this mainly covered only three big foods – maize, oilseed rape and soya – most of which went to animal feed.

Desert greening

Much of the world is arid, with its only nearby water being the sea. So could a technology be found to green coastal deserts in places such as Chile, California, Peru and the Middle East using salt water?

Charlie Paton, a British inventor, has a vision of vast
“seawater greenhouses” to grow food and generate power. The idea is simple: in the natural water cycle, seawater is heated by the sun, evaporates, cools to form clouds, and returns to earth as refreshing rain. It is more or less the same in Paton’s structures. Here, hot desert air going into a greenhouse is first cooled and then humidified by seawater. This humid air nourishes crops growing inside and then passes through an evaporator. When it meets a series of tubes containing cool seawater, freshwater condenses and is then collected. And because the greenhouses produce more than five times the freshwater needed to water the plants, some of it can be released in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to grow other plants.

Seawater greenhouses have been shown to work and this year a large-scale pilot project backed by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will be built near
Aqaba in Jordan. The Sahara Forest Project will combine different technologies to grow food and biofuel crops and be up and running by 2015.

But this is just one of many technologies being developed to enable food to be grown in unlikely places. One of the simplest, but most ambitious, plans may be the long-mooted
Great Green Wall of Africa. This linear forest would be 15 kilometres wide and 7,775 kilometres long, and stretch from Senegal in the west to Djibouti in east Africa. It would, say the 11 countries through which it would pass, help to stop the southward spread of the Sahara, slow soil erosion and wind speeds, help rain water filter into the ground and create micro-climates to allow fruit, vegetables and other crops to be grown.
Insects

Locusts, grasshoppers, spiders, wasps, worms, ants and beetles are not on most European or US menus but at least 1,400 species are eaten across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Now, with rising food prices and worldwide land shortages, it could be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insect farms set up in places such as Britain.

Not only are many bugs rich in protein, low in fat and cholesterol and high in calcium and iron, but insect farms need little space. Environmentally, they beat conventional farms, too. The creatures are far better at converting plant biomass into edible meat than even our fastest growing livestock; they emit fewer greenhouse gases; and they can thrive on paper, algae and the industrial wastes that would normally be thrown away.

The advantages of “micro-livestock” farming are great, sa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uropean Union, both of which are keen to see if insect rearing could be greatly expanded. The Dutch government is studying how to set up insect farms. But aware of western squeamishness, they have asked researchers to see if they can just extract the protein that many bugs contain.

Meanwhile, the EU is offering its member-states three million euros [more than US$3.9 million] to promote the use of insects in cooking, and has asked food-standards watchdogs to investigate their potential to supplement diets.

http://www.guardian.co.uk/


轉基因作物是美國“超級雜草”叢生的罪魁禍首?

轉基因糧食作物日益被指為美國雜草抗藥性加劇的根源,專家敦促恢復傳統的莊稼輪作和多樣化。
基因工程作物已經占據了美國棉花、大豆和玉米種植的主導地位,三種作物都達到總種植面積的85%以上。

這些轉基因作物中的大部分都具有抗除草劑性能,既能除掉入侵性雜草、防止作物損失,又能避免作物受到農藥傷害。

在理論上,這一方式能減少農藥用量,為農民省錢;還能減少過度使用化學物產生的負面環境影響,也就是減少野生動物的死亡。

無論轉基因作物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承認,上世紀90年代轉基因作物在美國的引進,特別是由孟山都公司開發的抗草甘膦(Roundup-ready)作物大行其道,帶動了農藥用量的下降。

但是,華盛頓州立大學查爾斯·本布魯克最近的研究發現,轉基因作物的推廣與抗除草劑雜草的增加以及為了控制它們的農藥用量之間是成正比的。

各家生物技術公司都承認最近五年來除草劑的用量的確開始增加,但它們否認原因在於轉基因作物。

來自一家支持轉基因作物的咨詢公司PGEconomics的格蘭漢姆·布魯克斯表示:“過去五年中美國除草劑用量呈增加趨勢,原因之一是農民遇到了抗草甘膦雜草的問題,這一點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但是,這個問題與轉基因作物無關。非轉基因除草劑的抗藥性問題一樣嚴重,甚至更嚴重。”

“超級雜草”的崛起

就在媒體爭論的焦點還集中在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以及像孟山都這樣的生物科技巨頭控制種子市場的時候,與轉基因作物相關的雜草抗藥性問題,即所謂的“超級雜草”已經悄然進入人們的視野。

據國際最新抗藥雜草調查估計,美國目前被抗草甘膦雜草入侵的耕地有約1600萬英畝。而同時也在美國為“有機中心”(the Organic Centre)工作的本布魯克認為這一面積更可能高達6000萬英畝。

他預測說,未來兩到三年,美國將有三分之二的農田染上抗草甘膦的雜草。他還說,轉基因企業應該更公開地承認美國大規模轉向依賴草甘膦農藥的轉基因種子的負面因素。

但生物技術企業不以為然,聲稱雜草抗藥性的問題被“小題大做”了。

布魯克斯估計,美國存在雜草抗藥性問題的農田只有5%到10%,遠遠低於本布魯克的預測。他還說:“如果這真的成了農民的一個大問題,他們早就把轉基因作物扔到一邊了。”他認為農民在過度使用農藥和沒有進行正確農田管理方面確實要負責任,還認為農民應該開始考慮在數年內種植非轉基因作物,以便遏制雜草抗藥性問題。

對全球農業來說,關於轉基因作物確實給農民帶來麻煩,迫使他們使用更多農藥的說法已經成了對抗轉基因技術的一個有力論點。

“轉基因作物的問世徹底改變了對雜草的控制……將雜草抗藥性從一個很容易就能解決的問題變成了農民們的全球性危機。”本布魯克斷言。

他還說:“在農業歷史上,從來沒有對哪種除草劑的抗藥性傳播得這麼遠、這麼廣、這麼快,並且給農民和農村社區帶來了如此復雜的經濟和環境後果。”

針對自然的“軍備競賽”

生物科技游說集團“美國全球生物技術工業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們“堅定地支持生物技術的環境效益及其在解決日益增長的人口吃飯問題中發揮的作用”。

但與此同時,生物技術企業都在忙著開發更強有力的化學品,以鏟除那些對現有農藥具有抗藥性的雜草。陶氏公司准備培育一種新的轉基因作物,抗一種以在越戰中極富爭議的橙劑為主要成分的農藥。

陶氏公司說化學農藥的使用對維持糧食產量至關重要,“多年來農業除草劑的使用量一直在穩步上升,如果沒有新的農業技術來遏制抗草甘膦雜草的話,農藥的用量只會更加不可收拾。”

面對藥性越來越強的農藥“軍備競賽”的不斷升級,著名科學雜志《自然》對其長期效果也持懷疑態度。

“由於過去十年中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作物和類似轉基因作物的廣泛引進,農民可以更隨意地使用草甘膦,雜草抗藥性問題已呈愈演愈烈之勢。”2012年5月《科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如是說。愛荷華州立大學的農學家馬特·裡布曼也表示:“要維持下去的話,普遍的做法是改用另一種除草劑和轉基因作物。許多分析都認為這種方式非常短視,而且注定失敗。”

本布魯克和同道們的解決方法不是研究更多的化學農藥和轉基因作物,而是擺脫單一栽培和對轉基因技術的依賴。他說,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作物造成了對“單一雜草治理工具——草甘膦除草劑的過度依賴,”是一種“壞”的雜草治理方式。而且這種技術助長了農場擴大化、單位產量人力減少化的趨勢,這也是不利的,至少在某些人看來如此。它促進了專業化,但卻削弱了耕作模式的多樣性。

“簡而言之,農民們必須實現雜草治理工具和手段的多樣化。要減少具有抗藥性的雜草和害蟲,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運用輪作,每季種植不同的作物,使用不同的耕作技術,打破有害植物和昆蟲的循環。另一種常常被忽視,就是一塊地噴多種除草劑。農民們不應該年復一年只用草甘膦,而是應該將多種除草劑混合使用,這樣雜草種群就會面臨作用模式截然不同的除草劑,難以產生抗藥性。如果玉米和大豆生產者每三年只用一次草甘膦的話,很可能就不會產生雜草抗藥性問題了。”

氣候變化:與陳腐“精英”們的對決

氣候變化從來都不僅僅是環境問題,我們把時間耗費在了自欺欺人上。為了群體安全,我們必須努力建立達成全球協議的意願,將氣溫上升維持在2攝氏度內。

“一切照舊”做法在2008年迎來了它的末日。公眾明白這一點,而精英階層全部一無所知。

英國的經濟如今的規模只有五年前預想的不到六分之一。如今年輕人可以預見的未來遠不如他們父母當年,他們認為自己是三百年來第一個這樣的世代。

人們知道有些事情發生了嚴重錯誤。我們需要一個不那麼容易受到打擊的新增長模式;需要用實體經濟來對過度負債和泡沫金融進行再平衡;必須減少越來越多、越來越富的人口對包括氣候在內的資源基礎造成的壓力。

這並不是微調,而是需要對經濟和支撐經濟的能源關系系統進行真正的重新設計。

但全世界的許多精英的思路並非如此。一些人從舊經濟體系中得到的利益太大,因此容不得任何他見。另一些人則墨守一種經濟理論,盡管這種理論在目前的情況下已經不能作出有用的預測。

當權精英們與那些看到必須改變的人們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戰。我們需要付出異常艱苦的努力,達成一個新的共識,包括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在超過四十歲的人們與三十歲以下的人們之間,在那些號召“相信我”的人與那些不再願意相信精英的人之間。我們不可能再回到2007年,我們要麼成功地把一些事情變得更好,要麼就面對更加嚴重的後果。

氣候變化以及對它的反應就處在這一鬥爭的中心。

氣候變化完全是能源問題,而能源正是經濟的基礎。畢竟,促使現代經濟崛起的工業革命是由一個新力量驅動的,這個新能力可以治理蘊藏在礦產中的能源,也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改變能源系統就是改變增長模式。

要對氣候變化做出成功的反應,出於工業革命自身的原因,必須對能源系統進行最深遠的變革。這個變革的核心在於電力。我們需要用更“精明”的方式來使用電力來滿足我們更多的需求,特別是在交通和供暖方面。同時我們必須在不超過一代人的時間裡建立起一個真正碳中和的電力系統。

我們知道如何實現這種變革。如今我們有技術,也有資本。我們在很多國家都可以做到,實現的方式不會給經濟帶來短期的傷害,而是會支持再平衡,促進基礎設施現代化,提高競爭力,減少我們受石油、食品和其他資源價格波動的損害。

食品、水和能源上的不安全以系統崩潰風險的形式聯系在一起,其中的風險倍增因素就是氣候變化。在深陷化石燃料陷阱的高碳世界中,這個聯系將不可控制。而在一個低碳世界中,食品和水源供應上的氣候壓力更小,對有限碳氫化合物資源的競爭更少,通過外交和合作來應對剩余挑戰的政治空間更大。

應對氣候變化,將溫升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並不是環境本身所需要的,而是為了人類的安全和繁榮。因此,氣候變化從來都不是一個環境問題,我們已經浪費了大量時間去自欺欺人。

我們做得怎麼樣呢?事實就是,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始采取真正有用的措施。在實體經濟上,我們奔向碳依存的速度要比超越它的趨向快得多。

回顧過去,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前是迄今政治勢頭的最高峰,此後就江河日下了。各國領導人的注意力都被經濟危機牽制,還有一些國家發生了巨大的政權更迭。在我從事氣候變化政治的15年中,從來沒見過對氣候問題的政治注意力像今天這樣低。

然而,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就能看到新的力量正在崛起,最突出的就是中國。

看一下這些新聞標題吧:“十二五”規劃下10萬億公共投資拉動關鍵戰略性產業轉型。在智能電網、電動汽車、能效建築、太陽能和風能領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領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推動技術成本降低。實行大膽低碳發展政策的低碳試點地區已經覆蓋了3億人民。

今年,在李克強副總理的倡議下,中國國務院和世界銀行聯合發布了《2030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這是2008年以來,全世界最先進也最有魄力的新發展模式官方規劃。作為一個更宏偉的新發展模式的一部分,報告指出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於從現在起建設低碳經濟,走在競爭前列。

與此同時,美國的氣候爭論被更深刻的政治甚至文化鬥爭所綁架,這種鬥爭深深觸動美國的靈魂。盡管也有進展,但美國無法成為氣候變化的全球領袖。盡管美國一些城市、州和企業發生了積極變化,也無法在聯邦層面上制定支撐國際領袖地位所需的國內計劃。就算中國和印度明天就建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碳排放上限,我認為也無法說服美國參議院批准美國照做。

因此,其他人所作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等待,實際上就是放棄應對氣候變化,因為我們已經完全沒有等待的時間;要麼努力推進,那些希望前進的美國人就會警告說美國有可能在全球經濟轉型競賽中落後。

我堅信英國的積極力量已經不可逆轉。英國工商界想要的是政策確定性,而非解除管制,而且也釋放出明確的政策信號,准備好穩步建立一個低碳經濟。

但是,如果我們覺得正在做的事情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那就必須加快腳步了。這也是聯合國氣候談判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去年在德班達成的協議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在2015年之前形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這體現了我們將氣候變化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的群體意志。

仍然有一些人認為自上而下的約束性氣候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我們應該依靠自願,即所謂的自下而上方式來實現。

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人說過不允許自願行動。人們會做自己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並不是非要有一個全球協議再去做。真正的抉擇在於是否應該同時用一個自上而下的、具有約束力的框架來規定氣候行動的速度和水平。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框架,人們就會得出結論說各國政府不願意做需要做的事情,而只做容易做的事情。盡管他們宣稱此乃當務之急,但他們也不願保證結果。

問題並不在於架構,而在於意願。哥本哈根會議並沒有失敗,因為我們錯誤地渴望達成約束性的協議,而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意願,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確立這樣的意願。

約翰•阿什頓是前英國外交部氣候變化專員,“第三代環境保護主義(E3G)”組織的創辦人之一。
本文是在約翰·阿什頓在東京舉行的2012年朝日地球環境論壇的發言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11/29/2012

中國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根源何在?

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生活。中國的食品藥品安全不僅是一個經濟結構問題、行政監管問題,更是政治法律體制問題。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執行力量是沒有用的。

中國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近年來日新月異,極大地挑戰了人們的想像力。在過去的十幾年間,甲醇制酒事件、福爾馬林浸泡海產品問題、阜陽奶粉問題、蘇丹紅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溝油問題、食用明膠問題等等,層出不窮。到現在連緩釋藥物的膠囊也查出有毒。從兒童奶粉到食用油,整個社會無法保證任何一種食品藥品是安全的;從小作坊到國有大企業,整個社會也不能保證任何一個企業不去制造有問題的食品藥品。而對消費者來說,從最初看到這些新聞的“觸目驚心”到今天變成了“基本麻木”,中國人似乎不得不習慣於這種“相互投毒”的生活。

中國食品藥品安全問題之所以蔓延到今天這樣,形成在全行業、全領域廣泛存在、難以收拾的局面,首先是因為問題本身的特性——中國的食品安全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所謂結構性問題,即其形成過程是由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合謀、問題本身也受到制度性鼓勵。這樣的問題不能指望通過一個事件的刺激,針對某一個環節就可以解決。

首先,從食品安全問題的經濟源頭來看,我們必須要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企業會生產和使用有毒食品藥品?即使是那些經正規注冊的、甚至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企業也是如此?這實際上關系到整個經濟結構的問題。在中國,像能源、重工、化工、通訊等產業一般都是高利潤行業,這些行業存在著嚴格的市場准入限制以保證國有壟斷企業的利益。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能夠留給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進入的領域並不多。而過多的企業進入有限的領域,也導致這些領域達到過度競爭的狀態。對食品醫藥等行業來說,由於進入的資金技術門檻低,企業多呈現小、散、低的結構性缺陷,創新能力不足,就只能在歪門邪道上想辦法。在因過度競爭而導致的“比壞”競爭格局已經形成的情況下,通過假冒偽劣來降低成本就成為常態,而那些關注食品安全的企業反而會失去競爭力甚至被劣質企業淘汰出局。

不僅市場過度競爭會帶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食品藥品企業還面臨著國家稅收等巨大壓力。各種各樣的稅費,包括正常但比其他國家更重的稅收、路橋費、工商管理費等僅在中國才大規模存在的額外費用等,也將食品經濟鏈條的利潤壓縮到最低。在某種食品藥品最終能夠被消費者使用之前,從原料運輸、生產、流通、銷售等環節都產生了極大的附加成本,使得生產和銷售企業的稅收負擔極重,無法做大做強。在食品藥品市場生產供應鏈日趨復雜,市場開放性日趨增強的情況下,這些環節的負擔最終都會以正常(漲價)或者違法(制造價低但有毒的產品)的形式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所以,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食品安全都著重於在農場、工廠的源頭監控,而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則可能發生在各個環節。

其次,從政府監管層面來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政府保持對市場的介入,中國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不斷增強,但管治能力卻在下降。近年來中國食品安全管理在立法層面成就顯著,《食品安全法》、《藥品管理法》、《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等相繼出台,一系列國家標准也大部分跟國際接軌。但這些越來越細致的法律卻並沒有改善國內食品安全日益惡化的現狀。根子出在執行環節。內地負責食品安全的部門很多,權責過於分散:衛生部起綜合協調作用並進行風險評估;農業部負責農產品;質檢總局負責進出口以及監管生產加工環節;藥監局管藥品;流通的食品主要是工商局監管。多頭監管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在沒有出問題時交叉管理,增加企業成本;二是在出了問題時互相推卸責任,誰都不管,即有人撈錢、無人負責。而兩者都造成食品藥品質量安全風險加大,安全難以保證。十幾年前朱镕基訪問美國期間,重點視察的一個單位就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這個機構在享有食品藥品監管上的超級權力,在美國存在了100年以上。朱總理回國後成立了一個類似的食品藥品安全統一監管機構,但由於種種原因最後無法發揮作用而被迫撤並。

在頂層設計存在重大缺陷的情況下,基層執法環節的問題更加嚴重。已經出台的法律和國家標准一般都得不到嚴格的執行。執法第一線的基層人員不但缺乏嚴格執法的動力,甚至在監管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雙向代理”的潛規則。即基層執法人員不但代理國家法律,而且也代理不良商家的利益。國家法律成為基層官員向不良商家索取利益的依據,而對這些利益的回報就是放松或根本不執行國家法律。這些利益索取對商家當然是額外的負擔,但商家會把這多出來的負擔通過假冒偽劣商品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在這種“雙向代理”的過程中,基層官員實際上成了整個劣質食品產業鏈中間的一環,分享其中的利益。自然不可能采取消滅劣質食品這種自殺式行為。類似的情況不僅出現在食品藥品行業,在南方某些城市如北海南寧的傳銷行業、珠三角的色情行業總是禁而不絕,在很大程度上與一些地方基層管理人員有利益摻雜其中有很大關系。在這些“雙向代理”盛行的領域裡,政府宗旨和目標並未被基層官員所執行,由此形成了治理失效。而更加惡劣的情況是:在“雙向代理”已經根深蒂固的情況下,單獨加強某個領域的行政管制,實際上是加強了這個領域內的官員向商家勒索的能力,形成了反治理的效果。即財政投入越多,行政管制越強力,治理就越失敗。

最後,從消費者和社會監督的層面來看,由於中國特有的政策法律環境無法適應現代社會公民政治的需要,以至於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媒體監督與公眾參與受到限制、民間監管組織難以行動、行業協會的自律機制不發達、公眾對食品藥品企業的訴訟遭遇司法瓶頸等等,使得食品藥品行業缺乏來自社會監督的壓力,喪失了最後、最直接的一道防線,由此導致安全問題愈演愈烈。

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食品藥品安全不僅是一個經濟結構問題,也是一個行政監管問題,同時更是一個政治法律體制問題。在此種結構性問題的治理過程中,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執行力量是沒有用的。而如何通過經濟、行政、社會、法律的渠道改變這種不良的制度結構,則需要直接受害者——作為消費者的公眾對這個問題更深入更持久的參與,並且必須要將這種參與擴大到加強食品藥品監管執法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環節中去,如要求經濟公平、打擊壟斷、擴大市場准入;啟動責令停產、追究刑責、索求懲罰性巨額賠償舉措;追求司法獨立、完善法律法規、擴大司法訴訟、推動法治進步;開展公民運動、建設民間組織、推動政治改革等等。只有全面的參與、全局的改革才能指望問題的全面解決。這當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但對於一個結構性問題來說,沒有捷徑可走。


唐昊,華南師範大學副教授,富布萊特學者,專欄作家

2012 亞太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



時 間:2012年12月20日(週四)
地 點:中研院民族所第三會議室(2319室)
主辦單位: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

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聯絡人:陳宥樺   電話:(02) 2651-6862;傳真:(02) 2651-6863
E-mail:erinyfc@gate.sinica.edu.tw

2012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

「自然知識領域的每一項重大進展,均與權威人士的駁斥有絕對的關聯。」

19世紀英國生物學家 湯瑪斯赫胥黎

菲律賓、越南、印尼 「高成長VIP新3國」

經濟部投資處長邱一徹解讀,菲律賓擁有龐大的「出外人口」,每年匯回龐大外匯,加上通英文、勞動成本低廉,成歐美服務業外包的新選擇,此外,菲律賓政府積極推動政治改革,也是經濟高度成長的關鍵。

日本「日經Business」雜誌曾將菲律賓(Philippines)與越南(Vietnam)與印尼(Indonesia),喻為高經濟成長的VIP新三國。今年曾與馬尼拉駐台辦事處商務代表,有過深入對談的邱一徹,也直說菲律賓經濟表現很不錯。

他表示,近期菲律賓經濟表現突出,除新總統艾奎諾三世自2010年上任來,推動「反貪腐」改革,喚回外商投資信心,也與擁有龐大出國工作人口有關,「他們每年匯回大筆外匯,支撐內需市場消費」,加上近1億人口內需市場隨服務業進步、所得提升,也出現榮景。

彭信坤:年金問題不解 內需遭殃

中研院經濟所所長彭信坤表示,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將可「保一」,但若國民年金保險的財務問題未儘快討論定案,對於經濟之影響恐怕會比課徵證所稅還大。他強調,台股利空已出盡,明年證所稅上路之影響已有限,初估明年國內景氣不會比今年糟糕。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則表示,政府的政策若在不對的時間推動,只會提升經濟的無力感。

彭信坤和胡勝正今日上午皆出席中研院和主計總處所合辦的「2012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他於會中受訪時說,主計總處日前所公布的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已從1.05%上修至1.13%,中研院也將於18日公布最新經濟成長率數據,目前看來,和主計總處所預估的相差不遠,今年可望保一。

彭信坤指出,台灣今年的經濟情況已經很不好,但隨著美國財政懸崖和歐債問題可找出解決之道下,明年台灣的經濟應不致於比今年糟糕,因此台股明年初受到證所稅開徵之影響已有限,民眾都已預期要實施,台股利空早已出盡,反而應擔心國民年金保險的財務問題,若未儘快討論定案,在經濟前景不確定持續提高下,民眾的消費信心所受到的影響,會比開徵證所稅大。

彭信坤表示,在民眾的消費意願低落之下,加上不確定因素仍持續存在,內需市場勢必會被波及。

彭信坤表示,雖然人民的幸福感創新低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但目前台灣的經濟問題,在於政府是否可在所得分配、失業問題和貧富懸殊等政策上多加努力,端出更有力的解決方案,否則在物價不斷攀升,以及國民年金未來保障不樂觀之下,民眾的幸福感恐怕難以提升。

細菌入侵心臟瓣膜 開心救命

58歲的李先生今年4月突然發燒、全身痠痛,以為是感冒,到診所就醫,拿了感冒藥就回家服用,沒想到非但沒有好轉,7天後,意識昏迷、四肢無力,無法起床,經緊急送醫才發現是細菌性心內膜炎,緊急手術救回一命。

醫師表示,細菌性心內膜炎好發於免疫力低的人,李先生疑似長期飲酒,加上發病前清掃一個非常髒的倉庫又未戴口罩因而感染,幸經手術從鬼門關前救回一命,李先生也因此戒酒,不敢「貪杯」了。

罹患細菌性心內膜炎

國泰醫院心臟外科主任侯紹敏表示,細菌性心內膜炎主要為存在於口腔、泌尿道或腸道的細菌叢跑到心臟,引發心臟瓣膜或心臟內膜感染的疾病,嚴重時,破損組織可能順著血液流到腦部,造成中風;李先生到院後,經心臟超音波檢查,發現瓣膜有破損的情形且合併敗血症,立即開心,進行二尖瓣置換手術才救回一命。

侯紹敏指出,細菌性心內膜炎好發於免疫力低、糖尿病患、老年人及其他心臟結構異常的人,有時可能只是治療牙齒,細菌就可能趁機入侵;李先生並沒有心臟方面的疾病,也沒有糖尿病,但有長期酗酒的情形,推測可能是造成他免疫力很差的原因。

無獨有偶,最近臨床也有一位病患因為長期吃檳榔,結果整個牙根壞死,細菌趁機入侵,也引發了細菌性心內膜炎,醫師提醒民眾,真的最好少碰菸、酒。

國泰醫院第8000例開心手術

巧的是,李先生很幸運地成為國泰醫院心臟外科第8000例的病患。

侯紹敏表示,國泰醫院心臟血管外科手術病患中,年齡最小及體重最輕的是體重僅600公克、罹患開放性動脈導管的早產兒;年齡最大的則為93歲施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患者。

早年小兒先天性心臟異常及風濕性心臟病案例較多,所以兒童與年輕患者較多;近年因生活型態改變及飲食高熱量化,冠狀動脈手術、瓣膜手術及大動脈手術快速增多,病患年齡以60多歲的族群最多。

提醒民眾,預防冠狀動脈疾病,避免吃高膽固醇食物、戒菸、戒酒及多運動,才能降低疾病威脅。

特別費 ,特別應該公開

楊國隆

為撙節政府財政,馬英九總統帶頭主動刪減國務機要費,府院黨紛紛表態刪減特別費後,五都市長有支持也有抱持觀望態度。然而府院黨高層表面上是刪減特別費,以示共體時艱,實則繼續掩耳盜鈴,模糊首長特別費的真正焦點,應在於公眾有「知」的權利。

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業已制訂多年,在「首長特別費」這部分,往往以機密為搪塞,架空資訊公開法,「首長特別費」宛如政治人物在舞台上的魔術箱,台下的觀眾被魔術師表演吸引得目瞪口呆,卻永遠無法得知,暗黑的魔術箱裡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首長特別費」在鄰國日本,屬政府資訊公開所定之主動公開項目,日本地方自治團體多於官方網站上,設有「情報公開之窗」的網頁,由首長逐月主動公開特別費的支出細目,除符合民主法治國家人民基本「知」的權利外,更是政府「說明責任」的最好方式。

民眾真正在乎的是,「首長特別費」用到哪去了?不應是在政府財政窘困時的刪減作秀,或是仿效日本等國政府官員減薪以順應民意,應真正學習日本政府主動公開「首長特別費」支出細目,以明示政治責任。

(作者為公務員)

澄社評論:連爺爺 吳伯雄 馬幫主

洪裕宏

繼「黨政高層」與黨發言人接連痛批連勝文的「丐幫」說與吳伯雄的「用人小圈圈」之後,馬英九不顧社會譁然,罵聲不絕,居然親自跳到第一線反擊,大家終於恍然大悟,自始至終都是馬的旨意。

世界台商總會前會長黃正勝批判馬總統喜歡「在鏡子裡面找人」,決策圈子太小。社會上普遍認為,馬用人圈子小已成定見,黃正勝的「鏡中找人」比喻太生動了,又引發大眾議論,吳伯雄的說法既不新鮮也不辛辣;而連勝文的丐幫說,已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社會大眾的親身感受,收入太少,活得有如乞丐。台灣貧富差距這麼大,有數百萬人入不敷出,稱其為丐幫群眾不遠矣!馬英九對這些報章媒體幾乎天天罵的問題,何曾嚴肅面對過?那一次不是給個說法就挺過去了!然而當批評不只是批評,而是社會大眾的直接感受時,嘴巴說說就不再能服眾,這也難怪連藍營媒體也說,馬英九的話語權已消失了,人民要看馬做什麼,而不是馬說什麼。說真的,現在大家不僅不相信馬說什麼,而且每當馬說話,大家就厭惡得不得了。

馬英九把台灣經濟徹底打趴在地,不是到第二任才搞出來的,今天所有的財經雜誌都說,馬把台灣經濟搞到過度依賴中國,企業的確賺到了錢,代價是產業技術、資金與人才大量移到中國,使得台灣淪落為丐幫。經濟學家不分藍綠,也多持類似看法。近日製造業大聯盟痛批「ECFA沒路用」,發起自救。為什麼要等到台灣淪為丐幫共和國時,大家才覺醒?人民無辜,只是倒楣透頂。

丐幫共和國的民眾可是真乞丐,然而丐幫幫主大大小小依然可享榮華富貴。今天國民黨內的反馬鬥爭,其實也不是真心為民眾,說穿了不過是權位利益分配失衡,眼看馬就要下台了,好處都沒分到,於是就搭沸騰民怨的便車,彷彿為民喉舌。不要被騙了,今天台灣經濟沉淪,難道連爺爺沒責任嗎?吳伯雄沒責任嗎?要算帳,就要整筆算總帳。過街老鼠丐幫主,人人喊打!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基因改造牛製造低過敏牛奶 GM cows make low allergy milk

A genetically modified cow that produces milk less likely to cause allergic reactions has been engineered by New Zealand scientists. Up to 3% of infants are allergic to cows’ milk in their first year of life.

一種乳汁比較不會造成過敏反應的基因改造乳牛,已經被紐西蘭科學家以基因工程技術製造出來。多達3%的嬰兒在出生第一年會對牛乳過敏。

The modified cow produced milk without beta-lactoglobulin - a whey protein to which some people are allergic. The study has been labelled a "milestone" by one scientist, but some campaign groups say it raises ethical concerns.

這種基改牛的牛乳沒有β乳球蛋白,一種會讓一些人過敏的乳清蛋白質。一名科學家認為這是「里程碑」的研究,但部份倡議團體認為,此項研究會引發道德關切。

The instructions for making the beta-lactoglobulin protein are contained in genes in the cow’s DNA. The scientists added extra genetic material to disrupt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using a technique called RNA interference.

製造β乳球蛋白的指南包含在乳牛DNA的基因裡。科學家利用核醣核酸(RNA)干擾技術添加額外的基因材料干擾製造過程。

Writing in the journ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researchers said: "All milk samples from the transgenic calf were devoid of any detectable beta-lactoglobulin."

研究人員在「國家科學院院刊」撰文指出:「改造基因的小牛所有乳汁樣本都缺少偵測得到的β乳球蛋白。」

新聞辭典

allergy:名詞,過敏。形容詞為 allergic。例句:I’m allergic to cats.(我對貓過敏。)

likely:形容詞,可能的。例句:Do remind me because I’m likely to forget.(一定要提醒我,因為我很有可能忘記。)

devoid:形容詞,缺少。例句:He seems to be devoid of compassion.(他似乎缺少同情心。)

「自我不是現成的個體,而是藉由行為抉擇而不斷塑造的個體。」

"The self is not something ready-made, but something in continuous formation through choice of action."
– John Dewey, philosopher

「自我不是現成的個體,而是藉由行為抉擇而不斷塑造的個體。」

– 約翰‧杜威 (哲學家)

ready-made 是「預先做好的,現成的」,如:We are going to buy some ready-made speghetti sauce. (我們要買些現成的義大利麵醬)。The rain gave us a ready-made excuse for staying at home. (下雨給我們待在家裡的現成藉口。) continuous (adj.) 是「持續的,不斷的」。formation (n.) 是「形成,組成」,如:early stages of planetary formation (星球形成之初步階段)。

約翰‧杜威 (1859-1952) 為美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及教育改革者,他的思想在教育及社會改革上產生重大影響。他在教育領域的著作最為知名,但他也有邏輯、民主、道德、藝術、自然、經驗等不同領域之著作。

「你掌控你的未來、你的命運。你所想的東西會實現。藉由把你的夢想及目標紀錄在紙上,你啓動了成為你最想成為的人的過程。把你的未來交付給可靠的人 – 你自己手裡。」

“You control your future, your destiny. What you think about comes about. By recording your dreams and goals on paper, you set in motio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person you most want to be. Put your future in good hands – your own.”
– Mark Victor Hansen, Motivational writer

「你掌控你的未來、你的命運。你所想的東西會實現。藉由把你的夢想及目標紀錄在紙上,你啓動了成為你最想成為的人的過程。把你的未來交付給可靠的人 – 你自己手裡。」

– 馬克‧維克多‧韓森 (勵志作家)

destiny (n.) 是「命運,天數」。come about 是「發生」,如:How did this situation come about? (這情況是怎麼發生的?) set in motion 是「開始某一過程」,如:The indictment set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motion. (起訴書開始了此一司法程序。) in good hands 是「被可靠的人所照料」,如:David is an experienced tour guide. We are in good hands. (大衛是位有經驗的導遊,我們是被可靠的人所照料。)

馬克‧維克多‧韓森 (1948- ) 為美國勵志作家、演說家及教練,與
Jack Canfield 為暢銷書《心靈雞湯》系列書籍的共同創辦人。

「當你在做小事情時你得想著大事情,好讓所有的小事情往對的方向走。」

"You’ve got to think about big things while you’re doing small things, so that all the small things go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Alvin Toffler, Futurist

「當你在做小事情時你得想著大事情,好讓所有的小事情往對的方向走。」

– 艾爾文‧托夫勒 (驅勢作家)

have got to 是「必需」,如:I've got to learn this quickly. (我得馬上學這個。) 這裡的 "big things" 指的應是「大方向,目標」,而 "small things" 指的是「工作的項目、細節」。

艾爾文‧托夫勒 (1928- ) 為美國作家及驅勢家,財富雜誌 (Fortune) 編輯,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客座教授,他以討論數位革命、溝通革命、企業革命及科技革命而著名。

「愛自己與愛別人不是對立的,你無法真愛自己及幫自己而不幫別人,且反之亦然。」

“Self-love is not opposed to the love of other people. You cannot really love yourself and do yourself a favor without doing people a favor, and vise versa.”
– Karl Menninger, Psychiatrist

「愛自己與愛別人不是對立的,你無法真愛自己及幫自己而不幫別人,且反之亦然。」

– 卡爾‧梅寧哲 (精神科醫師)

opposed (adj.) 是「相對的,對立的」,如:We had better complete the project this month, as opposed to next month. (我們最好這個月完成這專案,而不是下個月。) love (n.) 是「愛」,如:her love of nature (她對大自然的愛)。do someone a favor 是「幫助 / 協助某人」。vise versa 是「反之亦然」。

卡爾‧梅寧哲 (1893-1990) 是美國精神科醫師,與他的弟弟及父親在美國堪薩斯州 (Kansas) 共同成立了有名的精神治療中心 Menninger Foundation。

11/28/2012

生活最大的榮耀不在於從未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後再站起來。The greatest glory in living lies not in never falling, but in rising every time we fall.

“The greatest glory in living lies not in never falling, but in rising every time we fall.”
– Nelson Mandela, former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生活最大的榮耀不在於從未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後再站起來。」

– 納爾遜‧曼德拉 (前南非總統)

納爾遜‧曼德拉 (1918- ) 為南非第一位由全民公投所選上的總統,他年青時是反對黨武裝組織的領袖,因反抗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被捕入獄長達 27 年,71 歲的他獲釋後領導多黨協商並達成多元族群民主的共識。曼德拉在 1993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Allen Chen 懷想錄: 「你認真,別人就會當真。」

Allen Chen 懷想錄: 「你認真,別人就會當真。」: 王品集團董事長 戴勝益

Allen Chen 懷想錄: 為什麽要建立人文經濟學?

Allen Chen 懷想錄: 為什麽要建立人文經濟學?: 英國金融時報 我們提出建立“人文經濟學”的設想。經濟學本來就是人文科學,為什麽還要建立人文經濟學呢?我們所指的人文經濟學和一般所說的經濟學有什麽不同? 無疑,經濟學本來就是人文科學。但是一百年前數學進入到經濟學,使經濟學獲得極大的發展。數學對經濟學貢獻極大。其原因有兩點。一是把財...

只要你不做錯太多事,你只需在一生中做對幾樣事情。You only have to do a very few things right in your life so long as you don’t do too many things wrong.

You only have to do a very few things right in your life so long as you don’t do too many things wrong.
– Warren Buffett, Investor
只要你不做錯太多事,你只需在一生中做對幾樣事情。
–華倫‧巴菲特 (1930- )美國投資家、工業家、及慈善家,被廣泛認為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資家之一。

往前注視你能做的事,不是往後看你不能改變的。Fix your eyes forward on what you can do, not back on what you cannot change.

Fix your eyes forward on what you can do, not back on what you cannot change.
– Tom Clancy, novelist
往前注視你能做的事,不是往後看你不能改變的。

– 湯姆‧克蘭西 (1947- ) 美國小說家,擅長以冷戰時期為背景來描述諜報故事及軍事科技,他的數本小說已被拍為知名電影,包括 Hunt for Red October (獵殺紅色十月號)、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迫切的危機)、Patriot Games (愛國者遊戲) 及 The Sum of All Fears (恐懼的總和) 等。

「是時候返回核心價值,回到基本原則了:回到自律及對法律的尊重,回到為別人著想,回到對自己及家庭承擔責任,而不是把它丟給其它人及政府。」

“It is time to return to those core values, time to get back to basics: to self-discipline and respect for the law, to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to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and not shuffling it off on other people and the state.”
– John Major,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是時候返回核心價值,回到基本原則了:回到自律及對法律的尊重,回到為別人著想,回到對自己及家庭承擔責任,而不是把它丟給其它人及政府。」

– 約翰‧梅傑 (前英國首相)

這一整句話皆在延用 “It is time to return (get back) to…” 的句型,包括冒號後的 “to self-discipline…”、”to consideration…” 及 “to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basics (n.) 是「基本面,基本原則」,如: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learn the basics first. (你先學會基礎是很重要的。) shuffle off (v.) 是「逃避,躲避」,如: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shuffle off public inquirie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factory. (他們一直試圖逃避大眾對他們工廠安全的質詢。) state (n.) 是「國家、政府」。

約翰‧梅傑 (1943- ) 在 1990-1997 年間擔任英國首相及保守黨黨魁,他也在柴契爾夫人的內閣出任過財政部秘書長、外交大臣及財政大臣。

解讀:”Responsibility is the key to freedom” (負責是通往自由的關鍵。) 不要怪罪別人,當你把自己看作一個受害者時,你把力量交給了你的加害者 – 你對情況無法掌控且無能為力。但當你告訴自己你的人生、喜怒哀樂完全由你負責時,你把力量、命運的掌控權交還了給自己。

「樂觀對成就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它是勇氣與真進步的基石。」

“Optimism is essential to achievement and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courage and true progress.”
– Nicholas M. Butler, educator

「樂觀對成就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它是勇氣與真進步的基石。」

– 尼卡拉斯‧巴特勒 (教育家)

optimism (n.) 是「樂觀,樂觀主義」。achievement (n.) 是「成就,達成」。essential (adj.) 是「必要的,很重要的」,如:Regular exercise is essential to good health. (定期運動對健康是必要的。) foundation (n.) 是「基礎,基石」。

尼卡拉斯‧巴特勒 (1862-1947) 為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在 1902-1945 年間擔任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校長長達 45 年,為該校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他曾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會長,並在 1931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困難被大膽面對時會消失一直以來是我的人生哲學。

It has been my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difficulties vanish when faced boldly.
– Isaac Asimov, author
困難被大膽面對時會消失一直以來是我的人生哲學。

– 以撒‧艾西莫夫 (1920-1992) 為美國猶太人作家及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生化教授,他的著作以科幻小說及大眾科學圖書最為人稱道,他是史上著作產量最豐富的作家之一。

「我們的抱負是我們可能達到的事。」

“Our aspirations are our possibilities.”
– Robert Browning, poet

「我們的抱負是我們可能達到的事。」

– 羅勃特‧白朗寧 (詩人)

aspiration (n.) 是「抱負,企圖心」,如:political aspiration (政治報負)、a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對未來的抱負)。possibility (n.) 是「可能性,可能發生的事」,如:the possibility of an earthquake (地震發生的可能性)。

羅勃特‧白朗寧 (1812-1889) 為英國著名詩人及劇作家。

「如同你明天會死亡般地生活,如同你會活到永遠般地學習。」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Learn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 Mahatma Gandhi, statesman

「如同你明天會死亡般地生活,如同你會活到永遠般地學習。」

– 甘地 (政治家)

as if 是「好像」。這句話使用過去式 (you were) 來代表與事實相反之事 (to die tomorrow、to live forever)。如:Believe and act as if it were impossible to fail. (相信並表現得好像不可能失敗。)

甘地 (1869-1948) 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回國後帶領印度人民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議方式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而贏得獨立,並鼓舞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權及自由運動,包括美國的 Martin Luther King (馬丁路德)、南非前總統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

Allen Chen 懷想錄: 「相信你的直覺,真正的智慧將在那展現出來。」

Allen Chen 懷想錄: 「相信你的直覺,真正的智慧將在那展現出來。」: “Follow your instincts. That’s where true wisdom manifests itself.” – Oprah Winfrey, Talk Show Host 「相信你的直覺,真正的智慧將在那展現出來。」 – 歐普拉‧溫芙蕾 (脫口秀主持...

如果你沒有問題,你正失去一個成長的機會。

“If you’re not having problems, you are missing an opportunity for growth.”
– Anonymous

一間企業的成功取決於它的產品或服務促成所有快樂形式之程度。

A business is successful to the extent that it provides a product or service that contributes to happiness in all of its forms.
–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一間企業的成功取決於它的產品或服務促成所有快樂形式之程度。

–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 (1934- ) 為匈牙利藉的美國移民,是美國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前心理學系主任,他在「快樂」及「創造力」的研究最為知名且極具影響力。

我們必需做我們能力所及最好的,這是我們人類神聖的職責。

We have to do the best we can. This is our sacred human responsibility.
– Albert Einstein, Physicist
我們必需做我們能力所及最好的,這是我們人類神聖的職責。

– 艾伯特‧愛因斯坦 (1879-1955) 理論物理學家 (theoretical physicist),發現廣義相對論 (general relativity) 及光電效應 (photoelectric effect) 最為著名,在 1926 年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被認作是現代物理學之父及史上最多產的高知識分子之一。

機會不會被提供,需經由爭取及努力才可得到它,而這需要毅力及勇氣。Opportunities are not offered. They must be wrested and worked for. And this calls for perseverance and courage.

“Opportunities are not offered. They must be wrested and worked for. And this calls for perseverance and courage.”

– Indira Gandhi, Indian Prime Minister

「機會不會被提供,需經由爭取及努力才可得到它,而這需要毅力及勇氣。」

– 英迪拉‧甘地 (印度總理)

wrest (v.) 是「爭取,爭奪」,如:They are trying to wrest control of the company from its current directors. (他們試圖把公司的控制權由目前的董事奪取過來。) call for 是「需要」,如:This issue calls for our immediate attention. (這議題需要我們立即的關注。)

英迪拉‧甘地 (1917-1984) 曾連任印度總理長達 15 年之久,是印度第一位也是世界上任期最長的女性總理。

事情不會如你想要的那麼幸運,你得一步步紮根,無論是友誼還是機遇。You just don’t luck into things as much as you’d like to think you do. You build step by step, whether it’s friendships or opportunities.

You just don’t luck into things as much as you’d like to think you do. You build step by step, whether it’s friendships or opportunities.
– Barbara Bush, First Lady
事情不會如你想要的那麼幸運,你得一步步紮根,無論是友誼還是機遇。

芭芭拉‧布希 (1930-) 是美國第 41 任總統老布希的妻子,及美國第 43 任總統小布希的母親。

「經營企業的祕密,尤其在這個年代, 就是亳不保留的發揮你那絕對的優勢 – 你會做但別人不會做的事。」

“The secret of business, especially these days, is to focus relentlessly on your unfair advantage – the thing you do that others don’t.”
– John Rollwagen, CEO

「經營企業的祕密,尤其在這個年代, 就是亳不保留的發揮你那絕對的優勢 – 你會做但別人不會做的事。」

– 約翰.洛瓦根 (執行長)

“focus on…” 的意思是「集中精力於…」,”relentlessly” 的原意是「無情地、不停止地」,為副詞,修飾前面的動詞 “focus”。這裡的 “unfair advantage” 原意是「不公平的優勢」,也就是「你那讓人感到不公平的優勢」。

約翰.洛瓦根 (1941- ) 為前財星500大公司 (Fortune 500) 之一 Cray Research 的執行長。

絕不要因為一個工作微不足道而拒絕它,你不知道它可以引領你去哪裡。

Never turn down a job because you think it’s too small. You don’t know where it can lead. “
– Julia Morgan, Architect
絕不要因為一個工作微不足道而拒絕它,你不知道它可以引領你去哪裡。

-茱麗亞.摩根 (1872-1957) 是美國加州第一位女建築師。

許多知識、技術,練習得多了,就會變成直覺的一部分。

許多知識、技術,練習得多了,就會變成直覺的一部分。
電影導演 侯孝賢

刪1000億才及格



陳杉榮

立法院正在審查總預算案,今年能刪多少錢,是個未知數。去年立法院審預算倒是創下歷史紀錄,一兆九千多億元的歲出預算,實質刪減一億三千五百八十七萬元,刪減率只有○.○○七%,刪減金額還不夠「夢想家」燒半天!

總預算案審查期間,許多立委都說要為人民看緊荷包,對著行政機關撂下刪減預算的重話。但說歸說,最後真的會刪嗎?

立法院從未「政黨輪替」,國民黨掌控幾十年來的國會運作,這個「大泛藍共榮圈」審查預算,有許多特色:能政策買票的預算,一毛都不想刪;能浪費公帑的預算,一毛都懶得砍。前者就如退休軍公教年終慰問金,任憑馬英九和陳冲政策定調明年發放限縮為忠良和弱勢兩類,國民黨立委就是不放棄,舉貪財之奸佞為耿介之忠良,拿強勢之退將當無依之老兵,無非是想用國庫之財,提前為下屆選舉「固樁買票」。

後者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政府部門浮編預算,做不來的照樣搶編,例如桃園機場跑道整建工程,編列卅三億元,只執行五億元,桃機還拜託國民黨團砍預算,這還算是誠實的例子。惡質的是等預算通過,想盡辦法揮霍消耗,自肥肥人。類似的案例國民黨的黨鞭心裡清楚,國民黨的資深立委了解甚深,但他們何曾大砍預算?無非是等著預算通過後,「好處多多」。

台灣目前累積的國債超過廿一兆元,換算平均每位國民負債九十萬元,做一個稍微知恥的國會議員,多少應該刪點預算吧!

誠如公督盟所言,明年總預算案歲出一兆九千億元,歲收僅有一兆七千億元,赤字達兩千億元,刪個一千億元才及格。國民黨的立委不是聽到民進黨人說愛台灣就刺耳嗎?喜歡在電視上說他們比民進黨愛台灣嗎?有本事就刪預算做點成績來。
(資深新聞工作者)


護照挑釁主權 「馬若愚」為何悶不吭聲?


為了配合馬英九總統的「保釣秀」,外交部在八月舉辦徵文比賽;而該項徵文比賽得獎名單日前揭曉,相關得獎作品宛如「捧馬大賽」。經過三個月左右,「保釣秀」早已煙消雲散,徵文比賽的偉大得獎作品,恐怕只有馬英九一個人讀來有感吧?至於舉辦徵文比賽來捍衛國家主權,一如舉行慢跑活動來「廉政」,應該可以稱之為全球首創的文創點子,馬英九應該公諸國際媒體,特別是「經濟學人」,讓大家見識見識他的政府是何等的「大智若愚」!

然而,就在保釣徵文比賽自我感覺良好之際,中國又在世人面前給馬英九出了一道考題,那就是,中國在新版護照把台灣、南海都包括進去,台灣的景點也成為「祖國風光」。馬英九的立即反應是,要求陸委會提出抗議。可是,這次中國「開疆闢土」之舉,還牽涉到其他國家,於是乎,馬英九的表現就有了參考標準,不容他敷衍了事。首先,針對中國新版護照,越南簽發另一紙簽證夾在護照外,並在原有的入出境章上蓋取消章。其次,中國新版護照也把被印度視為領土的部分地方劃入,因此印度開始發出印有印度地圖的新簽證。

越南和印度的做法,才是彰顯國家主權的具體行動。假使馬英九派陸委會出面發表不關痛癢的抗議,之後便沒有後續行動,大家很容易就看穿其「假動作」的性質。馬英九會不會有後續動作,我們不敢鐵口直斷,但陸委會才開口,中國馬上回一記火鍋,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楊毅稱: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此事不存在台灣所說的挑起爭議。中國先發制人,接著又先聲奪人,馬英九敢像越南、印度那樣反制嗎?中國觀光客持新護照入關,馬英九要裝聾作啞嗎?還是要再辦一次徵文比賽,論述馬英九悶不吭聲吞下去之「大智若愚」?

其實,這也不算中國反將馬英九一軍,因為本來就是馬英九自己把脖子伸過去給人家砍的!所謂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一個國家兩個地區,早已讓中華民國喪失存在基礎,馬英九把自己的喃喃自語當作「各表」,中國卻從來沒有承認任何「各表」的空間;只有馬英九在欺騙台灣人民時,中國才在一邊竊笑那些自以為有這種「想像」空間的人!如今,胡錦濤騙了馬英九幾年,習近平要開始驗收統戰成果了,新版護照吃台灣的軟豆腐,正是要看從經濟到大選都獲得中國照顧的馬英九,懂不懂得「感恩戴德」!

中國發行新版護照,擺明了要在亞洲「霸權崛起」。相關的領土爭議,中國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地圖、命名,一方面公開報導首代艦載機殲十五在航空母艦遼寧號上完成起降訓練。對國際社會猶如此,對想在主權上搞曖昧的馬英九,中國就更加不必客氣了。只要馬英九承認一個中國,只要馬英九承認台灣是中國的地區,中國在國際上便立於不敗之地了,即使越南、印度等跟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都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馬英九口中的中華民國根本沒甚麼好表的!

上星期,為了自己被稱「Ma the bumbler」,又是駐英代表向「經濟學人」投書,又是余光中瞎掰一通「大智若愚」。為了個人的「名節」,馬英九尚且不惜勞師動眾,尚且不惜讓詩人曲意承歡;現在,國家的「名節」受辱,馬英九不是更應該「怒血衝冠」嗎?不是至少應該召開一個國際記者會,嚴正駁斥中國把台灣劃入它的護照版圖?甚至,在中國沒有善意回應之前,中止一切兩岸協商活動?如果連這些基本動作都沒有,中國把「Ma the bumbler」翻譯成詩意十足的「馬若愚」,馬英九您也別太見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