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壹傳媒併購案引發各界關注之際,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公開表示意見,直指「這是共產黨有計畫地在後面搞的」,事情本質是「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他同時強調,台灣的民主自由得來不易,要珍惜維護,青年學生站出來,使他十分感動。對於中國,他認為至今沒有改變,「只是有錢而已」,「政治控制比任何時候都厲害」;在共產黨垮台前,他重申絕對不會去中國。
這位國際知名史學大師的良心話,有如暮鼓晨鐘。面對中國加緊「以經促統」,正透過各種方式,企圖以洗腦麻醉手段瓦解民主自由,台灣社會應該聽余英時的良心話,化為行動,奮起抗拒。
我們對余英時的話至為敬服,不僅歷史名家的觀察十分深入剴切,也在於他雖然從來沒有居住台灣,保持距離的觀察及大師的高度反而使他對台灣的諍言更為貼切。有如各方所知,八十二歲的余英時,六年前獲頒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John W. Kluge)終身成就獎,這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所頒發的榮譽。他不但學問淵博,「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做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進行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眾多學科和時空領域」。更可貴的,他對於台灣、香港與中國的人文學界與民主政治發展,長期關懷。
正出自這一恢弘而普世的人文關懷,二十三年前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之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並與其夫人促成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提供民運人士前往美國的停留和庇護。對於共產黨在中國一黨專政,剝奪自由民主人權,抗拒政治改革,他深惡痛絕;共產黨政府對西藏人不斷自焚事件無動於衷,也令他反感。這種堅持與人格,使他與海外趨炎附勢的華人學者,尤其甘於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者,高下立判。
與台灣不少堅持理想者一樣,余英時強調在共產黨垮台之前,不去他出生及度過青少年時光的中國。對此,他有名言︰「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儘管余英時拒絕中共,他的學術著作近年在中國大量出版,只是涉及時政的評論仍遭禁絕。這樣的現象,不啻為台灣染上「中國熱」病症的政商名流提供一帖良藥︰對獨裁暴政者卑躬屈膝不能得到尊敬,只有堅持原則與價值觀才是正道。
余英時接受訪談最重要的,還在於他苦口婆心,表明兩度對台灣媒體壟斷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是出自關心台灣,「不願台灣落到共產黨手上」。以史家的角度,「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得來真是不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段最動人歷史。」正因如此,看到沒有私利考量的青年學生自動站出來,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奮鬥,令他讚賞;他同樣稱揚香港青年以大無畏的精神,和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展開針鋒相對的英勇抗爭。不過,青年奮鬥形成運動的同時,最終仍須取決於台灣人民︰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就要自求生路。
在台灣人民維護民主自由而求生之路,由於當今主政者得了「中國軟骨症」,政媒商不乏追求「只要吃飽飯、有錢」的現實主義者,面對中國黑手已然入侵,台灣人民面對極大的挑戰。儘管如此,我們相信,有了史學大師警示,台灣人民必將以行動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時間檢驗人性,一家六年前以「向一位當代人文大師致敬」社論禮讚余英時獲頒克魯格獎的報紙,如今被他拒絕,「我現在已經不看這個報紙了」,可見站在錯誤的一邊,不但禁不起史家檢驗,還徒留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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