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從來都不僅僅是環境問題，我們把時間耗費在了自欺欺人上。為了群體安全，我們必須努力建立達成全球協議的意願，將氣溫上升維持在2攝氏度內。
“一切照舊”做法在2008年迎來了它的末日。公眾明白這一點，而精英階層全部一無所知。
英國的經濟如今的規模只有五年前預想的不到六分之一。如今年輕人可以預見的未來遠不如他們父母當年，他們認為自己是三百年來第一個這樣的世代。
人們知道有些事情發生了嚴重錯誤。我們需要一個不那麼容易受到打擊的新增長模式；需要用實體經濟來對過度負債和泡沫金融進行再平衡；必須減少越來越多、越來越富的人口對包括氣候在內的資源基礎造成的壓力。
這並不是微調，而是需要對經濟和支撐經濟的能源關系系統進行真正的重新設計。
但全世界的許多精英的思路並非如此。一些人從舊經濟體系中得到的利益太大，因此容不得任何他見。另一些人則墨守一種經濟理論，盡管這種理論在目前的情況下已經不能作出有用的預測。
當權精英們與那些看到必須改變的人們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戰。我們需要付出異常艱苦的努力，達成一個新的共識，包括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在超過四十歲的人們與三十歲以下的人們之間，在那些號召“相信我”的人與那些不再願意相信精英的人之間。我們不可能再回到2007年，我們要麼成功地把一些事情變得更好，要麼就面對更加嚴重的後果。
氣候變化以及對它的反應就處在這一鬥爭的中心。
氣候變化完全是能源問題，而能源正是經濟的基礎。畢竟，促使現代經濟崛起的工業革命是由一個新力量驅動的，這個新能力可以治理蘊藏在礦產中的能源，也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改變能源系統就是改變增長模式。
要對氣候變化做出成功的反應，出於工業革命自身的原因，必須對能源系統進行最深遠的變革。這個變革的核心在於電力。我們需要用更“精明”的方式來使用電力來滿足我們更多的需求，特別是在交通和供暖方面。同時我們必須在不超過一代人的時間裡建立起一個真正碳中和的電力系統。
我們知道如何實現這種變革。如今我們有技術，也有資本。我們在很多國家都可以做到，實現的方式不會給經濟帶來短期的傷害，而是會支持再平衡，促進基礎設施現代化，提高競爭力，減少我們受石油、食品和其他資源價格波動的損害。
食品、水和能源上的不安全以系統崩潰風險的形式聯系在一起，其中的風險倍增因素就是氣候變化。在深陷化石燃料陷阱的高碳世界中，這個聯系將不可控制。而在一個低碳世界中，食品和水源供應上的氣候壓力更小，對有限碳氫化合物資源的競爭更少，通過外交和合作來應對剩余挑戰的政治空間更大。
應對氣候變化，將溫升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並不是環境本身所需要的，而是為了人類的安全和繁榮。因此，氣候變化從來都不是一個環境問題，我們已經浪費了大量時間去自欺欺人。
我們做得怎麼樣呢？事實就是，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始采取真正有用的措施。在實體經濟上，我們奔向碳依存的速度要比超越它的趨向快得多。
回顧過去，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前是迄今政治勢頭的最高峰，此後就江河日下了。各國領導人的注意力都被經濟危機牽制，還有一些國家發生了巨大的政權更迭。在我從事氣候變化政治的15年中，從來沒見過對氣候問題的政治注意力像今天這樣低。
然而，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就能看到新的力量正在崛起，最突出的就是中國。
看一下這些新聞標題吧：“十二五”規劃下10萬億公共投資拉動關鍵戰略性產業轉型。在智能電網、電動汽車、能效建築、太陽能和風能領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領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推動技術成本降低。實行大膽低碳發展政策的低碳試點地區已經覆蓋了3億人民。
今年，在李克強副總理的倡議下，中國國務院和世界銀行聯合發布了《2030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這是2008年以來，全世界最先進也最有魄力的新發展模式官方規劃。作為一個更宏偉的新發展模式的一部分，報告指出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於從現在起建設低碳經濟，走在競爭前列。
與此同時，美國的氣候爭論被更深刻的政治甚至文化鬥爭所綁架，這種鬥爭深深觸動美國的靈魂。盡管也有進展，但美國無法成為氣候變化的全球領袖。盡管美國一些城市、州和企業發生了積極變化，也無法在聯邦層面上制定支撐國際領袖地位所需的國內計劃。就算中國和印度明天就建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碳排放上限，我認為也無法說服美國參議院批准美國照做。
因此，其他人所作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等待，實際上就是放棄應對氣候變化，因為我們已經完全沒有等待的時間；要麼努力推進，那些希望前進的美國人就會警告說美國有可能在全球經濟轉型競賽中落後。
我堅信英國的積極力量已經不可逆轉。英國工商界想要的是政策確定性，而非解除管制，而且也釋放出明確的政策信號，准備好穩步建立一個低碳經濟。
但是，如果我們覺得正在做的事情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那就必須加快腳步了。這也是聯合國氣候談判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去年在德班達成的協議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可以在2015年之前形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這體現了我們將氣候變化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的群體意志。
仍然有一些人認為自上而下的約束性氣候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我們應該依靠自願，即所謂的自下而上方式來實現。
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人說過不允許自願行動。人們會做自己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並不是非要有一個全球協議再去做。真正的抉擇在於是否應該同時用一個自上而下的、具有約束力的框架來規定氣候行動的速度和水平。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框架，人們就會得出結論說各國政府不願意做需要做的事情，而只做容易做的事情。盡管他們宣稱此乃當務之急，但他們也不願保證結果。
問題並不在於架構，而在於意願。哥本哈根會議並沒有失敗，因為我們錯誤地渴望達成約束性的協議，而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意願，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確立這樣的意願。
約翰•阿什頓是前英國外交部氣候變化專員，“第三代環境保護主義（E3G）”組織的創辦人之一。
本文是在約翰·阿什頓在東京舉行的2012年朝日地球環境論壇的發言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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