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
吉蓮•邰蒂
10年前的一段經歷讓我對新加坡的醫療體系大為感激。在這個島國出差時,我突然生病,患上了一種罕見的腦膜炎。換成在許多國家,我恐怕早已撒手人寰。但發生了兩件奇跡。首先,一位同事突感不祥,於是來到我的酒店房間,發現我漸漸不省人事。然後,這位同事急忙把我送到當地一家醫院,新加坡醫生以驚人的效率查出症結,採取了大膽的療法,輓救了我的生命。(實際上,他們是把手頭所有種類的抗生素註入了我的心臟,因為他們並沒有醫治我這種罕見腦膜炎的專門方法。)
在醫生們的冒險賭博讓我從昏迷中蘇醒過來後,醫院工作人員繼續以高效、完善的服務幫助我走上漫長的康復之路。幾個月之後,我又迎來一次驚喜。我碰巧看見了醫院和保險公司之間的一些手續文件,發現治療費用並沒有那麽高。一位同事後來在紐約愁眉苦臉地評價道:“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醫藥費肯定比這多出好幾倍。”(我反駁道,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我恐怕根本活不下來,因為擔心惹上官司的美國醫生是不會拿抗生素冒險的。)
這只是碰巧交好運嗎?一定程度上可以這麽說。但近來幾周我翻閱了一本引人入勝的電子書《價廉質優》(Affordable Excellence),它介紹了新加坡醫療體系,是我的朋友、美國科學家威廉•哈茲爾廷(William Haseltine)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寫的。這本書讓我深信,比起當時,我現在更有理由向新加坡道一聲“謝謝”。如果哈茲爾廷是對的,那麽新加坡的醫療體系不僅成本低廉,而且在救死扶傷方面十分高效——不論病情危急與否。確實,新加坡醫療體系的巨大成功或許能給其他國家帶來啟示,尤其是正在大刀闊斧進行“奧巴馬醫改”(Obamacare)的美國。
統計數據十分驚人。目前,醫療支出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左右,高出其他任何西方國家。然而,盡管美國醫療在某些細分領域(如癌症治療)取得了一些卓著的成果,但就嬰兒死亡率、成人死亡率和預期壽命等健康領域的指標而言,美國尚不如許多西方國家。相比之下,新加坡的醫療成本僅相當於GDP的4.6%。而且,雖然新加坡醫療體系以保險計劃為基礎,但人均保費僅為美國人的2%。即便如此,新加坡在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成人早逝率——對了,還有急救醫療——方面的成就要好得多。
為什麽?哈茲爾廷認為,一個原因是新加坡擁有一項得天獨厚的優勢:它在數十年前從無到有建立了醫療體系,因此能採取合理、整體的計劃,以協調有序的方式關註人民的總體醫療體驗。與之相比,美國的醫療機構各自為戰、相互競爭,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新加坡社會還認同“有管理的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的理念,這意味著國家有時會乾預醫療體系,以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的主要武器還是消費者的壓力:醫院被強制公佈醫療程序的價格和結果,以方便消費者比較。除保險公司外,患者也必須支付一部分治療費用,這種共同支付模式會刺激患者看緊醫療賬單。
如今,規模龐大、支離破碎的美國醫療體系已經無法復制上述的一部分方法。畢竟,美國人大多反感國家過度乾預或規劃;“社會和諧”不是他們的既定目標。但哈茲爾廷的報告中有一點在目前非常重要:問責。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國人能像新加坡人一樣輕松自如地比較醫療的價格,醫療費用或許能下降。如果共同支付模式在窮人和富人中普及,醫療費用可能將下降更多。
好消息是,美國正慢慢向這一方向邁進——在奧巴馬醫改的影響下,醫療界越發支持共同支付模式和價格透明。而壞消息是,恰恰是因為美國醫療體系的支離破碎,這些變革速度緩慢、參差不齊。換言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新加坡的醫療數據仍可能令美國難堪(更不用說一些歐洲國家了)。
這無疑發人深省。在一目瞭然的統計數據背後,隱藏著千千萬萬個人間故事,其中許多並未像我的經歷一樣以好運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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