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關乎人類生存

紐約時報
雅各布·達爾文·漢布林

俄勒岡科瓦利斯

今天一提到保護地球生物多樣性，人們想到的往往就是為了鯨魚而去挽救鯨魚，或是為了讓北極熊能在北極冰上多過幾個冬天而進行的努力。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人們第一次討論這個概念時，他們認為此事的意義遠不止這一點。冷戰初期所說的「保護多樣性」，毫不誇張地說是事關人類生存的一個策略。

當時，美國軍隊領導人和科學家正在權衡與蘇聯(Soviet Union)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不只是文明，還有植物、動物乃至整個生態系統都會成為戰爭中可利用的工具。戰爭策劃者設想了一個美麗新世界，除了生物和放射性武器，毀滅糧食作物、大火、人工地震、海嘯、操縱洋流、改變海平線甚至是操控天氣一樣可以為人所用。

當時看來似乎有無數個可行的辦法：用煙灰融化極地冰層，向雲層播入化學物質，用大雨和泥濘給敵人製造障礙，用可致死的小麥鏽病孢子或者是放射性污染物殺死可以維持生命的糧食作物。整片森林可能都會被高空核爆炸產生的熱輻射點燃。炸彈在合適的位置引爆可能會釋放出地殼、海洋或者是天氣系統中的能量。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代表老艾伯特·戈爾(Albert Gore Sr.)甚至要求哈里·S·杜魯門總統(President Harry S. Truman)用加工鈈時產生的輻射廢料在朝鮮半島上製造一個巨大的污染區，希望有毒地貌能夠阻止共產黨軍隊南下。

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北約(NATO)把這些措施稱作「環境戰」。毫無疑問，在複雜權衡之中的一個重要考慮便是自我保存。戰爭計劃包括要在初步毀滅之外找到如何使人存活下來的辦法。科學家總結認為，最好的辦法便是找到各種保護生態系統的方式。

在今天，我們稱之為生物多樣性。這一概念的一位主要提倡者是牛津大學(Oxford)生態學家查爾斯·埃爾頓(Charles Elton)，他的書《動植物入侵生態學》(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認為，用除草劑，或者大面積種植單一的作物品種使地貌單一化等同於製造災難。他認為，防禦疾病、其他物種或者是自然災害侵襲的最佳辦法便是在田地和鄉村的籬笆中儘可能多地保留生物多樣性以抵禦任何危險。他在書中稱之為保護多樣性。

埃爾頓的方法不僅啟發了瑞切爾·卡森 (Rachel Carson)寫出了有關殺蟲劑危害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還引起了國防建設領域的科學家的共鳴。北約科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環境戰十分着迷，他們試圖想像生態系統中哪一個環節最容易被操縱。最近的研究顯示，放射性物質的餘波已經滲透到對愛斯基摩人飲食十分重要的馴鹿肉中。將食物鏈中的這種聯繫視作一個可攻擊的目標，這本身是一個啟發。但是反過來也如此，並且還強調了埃爾頓的觀點：生態系統的複雜性會沖淡任何特殊「鏈節」的重要性，讓整個系統不那麼脆弱。

這便是國防規劃者應當牢記的教訓。他們認為和平時期強健的市場經濟會提供多樣性，因此可以在和平和戰爭時期保證安全。一旦爆發核戰爭，一個權力分散、多樣化的社會將會比蘇聯那樣依賴中央計劃的社會結局要好。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生態多樣性。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進行戰略儲備時沒有選擇囤積大量喜歡的食物，而是從所有能想像得到的大範圍物種中提取樣本的原因。

在面臨自然災難時，這種多樣性似乎是西方的殺手鐧。美國農業產品的多樣性遠超蘇聯，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情報局(CIA)的分析師在20世紀80年代預測全球氣候變化給俄羅斯帶來的危害要比美國大。

我們成功從冷戰中倖存下來，但是我們在環境安全中所面臨的挑戰依然存在。我們不能再把生物多樣性只當做一個哲學上的偏好，而應將其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就像半個多世紀前為災難性全面戰爭作準備的人那樣。

雅各布·達爾文·漢布林（Jacob Darwin Hamblin） 是俄勒岡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副教授，著有《武裝自然之母：災難環保主義的誕生》(Arming Mother Nature: The Birth of Catastrophic Environmentalism)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