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凰玎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整體而言，是國家對於文化經濟的定位議題；其中，印刷業的開放事項，引起出版業者的注意。除關乎整個出版業的產業鏈與讀者的議題外，其中更深入性的是涉及文化意義的生產，舉凡跟印刷有關的前後左右，包括更多腦子的所思所想，思想、言論與傳播等等；如果單純認為不過就是印刷，或只是單一個別的產業與技術性問題，那真是太不了解狀況！
然而，檢視我們政府的經貿談判者，對於經貿商品中所可能涉及文化的意義、生產與影響，是非常粗枝大葉、毫無認知，故而無法理解，更遑論能夠判斷。此可觀察台灣一九九○年申請加入ＷＴＯ、放棄文化的保護，當時所引發米酒貴得離譜的事件，甚至於整個社會陷入米酒囤積與假酒致死案件；之後只能透過不斷修法，才逐漸解決問題，政府竟再以米酒調為平價，卻還引為政績而自傲。
但是，到二○一二年兩岸ＥＣＦＡ談判，開放文教設施（包含古蹟、歷史建築及其設施、公立文化機構及其設施、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文化教育機構及其設施）供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時至今日，完全不能認知到印刷業與出版業的關聯性，以及未能關照國內產業生存問題，更無意識到由此所可能延伸出關於思想、言論與傳播等等，文化、知識與訊息的生產與影響的面向。
反觀，中國與歐盟都是「文化例外」的主張與擁護者，尤其今年四月，歐盟又再次強調於經貿協議中，「文化例外」是絕對不能放棄、也是底線；六月法國文化部長費莉貝蒂（Aurelie Filippetti）表示：「法國現在和未來都會捍衛文化特殊性，且捍衛到底，這是一道無法跨越的紅線」，並在歐盟經貿協議中堅持。
「文化例外」早已是國際周知的事，為何我們的政府完全置之不理？為何文化部也完全沒聲音？那麼又何必談文化立國、文化興國？
（作者為執業律師、台灣文化法學會秘書長、台藝大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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