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茲的母校哈佛大學，授予三十年前中途輟學的比爾蓋茲，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邀他在畢業典禮演講。演講中，蓋茲承認他離開哈佛還是有遺憾的，並指出未來學弟應該記得的教訓 ……。
這句話我等了三十年才說：「老爸，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學位吧！」
感謝哈佛頒發的榮譽學位，以往大家都稱我是「哈佛最成功的中輟生」，看來在我這級的學生裡我算混得不錯，但我仍是「壞影響」，所以哈佛只請我在畢業典禮演講，若在開學典禮演講，那你們中間很多人都畢不了業。
回想我在哈佛的日子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沒學分的課，同學也常來我宿舍待到深夜，因為他們知道我早上不會早起。我也因此變成叛逆份子的領導，帶頭反對學校各種社交活動。在哈佛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從宿舍打電話給剛發明世界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阿布給克公司（Albuquerque），想幫他們寫軟體。當時擔心他們知道我從學生宿舍裡打電話，而掛我電話，沒想到他們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下個月再聯絡。」這也很好，因為我們軟體都還沒寫出來。從那一刻起，我日以繼夜地展開這個課外專案，結束了學院生涯，往未來的「微軟」開步走。
但今天想來，離開哈佛，我還是有個很大的遺憾。
遺憾沒學到世界不平等
那就是離開哈佛時，我沒學到這個世界是那麼不平等：財富、健康、機會上巨大的不平等，迫使百萬人一輩子都活在絕望裡。我在哈佛的日子，學到了最新的政經理念、科學發明，但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不在發現這些理念、發明，而在運用這些新發現去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無論是透過民主、公共教育、醫療體系，或提供經濟發展的機會，人類最高的成就應該是消弭彼此間的不平等。
我離開哈佛時，也不知道有上百萬美國青年無法上大學，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數百萬人長久生活在貧窮、疾病的威脅下。花了幾十年，才學到這些。今天哈佛的畢業生就不一樣了，你們比我們早知道世界有多不平等。我希望你們仔細想想，如何運用快速發展的科技，消弭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
誰的命更值錢？
假如，你每個月都有幾小時、幾塊錢可以捐獻，仔細想想哪裡、哪些人最需要你的時間、金錢？這是我跟我太太現在每天的挑戰，哪裡最需要我們的資源？過程中，我們讀到世界上還有數百萬兒童，每天死於我們以為已經從地球上消失的疫病：麻疹、肺結核、Ｂ型肝炎、黃熱症、瘧疾等。還有一種從沒聽過的傳染病：輪狀病毒兒童急性腹瀉（ rotavirus ），也每年讓五十萬兒童受感染死亡。
更嚇人的是，這些每年危害數百萬兒童的傳染病，世界應該優先提供疫苗或治療才對，事實卻不然。儘管救命的疫苗，每劑才花不到一美元，但就是沒人給他們施打。人命的價值本該相同，但現實是：某些人的命比別人更值錢。我跟我太太可不同意，我們倆決定伸出援手。現實之所以嚴酷，是因為市場認為救這些孩子沒有價值，政府也就不補助。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決定權，在體系裡也是沒有聲音的一群。而你們跟我，是既有決定權、又有聲音的那群我們可以推動更有創意的資本主義體系，讓窮人也受照顧，應開放市場力量，讓大家都可以賺到一些利潤、過上日子，不平等自然就會改善。也該對各國政府施壓，要求提供納稅人更好的服務。我們應該設計既可賺取利潤、又可贏得選票的機制，來解決貧窮的問題，並提出消弭不平等的永續機?
我很樂觀，但也有人認為希望渺茫：「不平等自古以來就存在，往後也是，因為大家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人類是很關懷彼此的。以往我們也許對身邊的人所遭遇的慘事不聞不問，那是因為
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不關心。若是知道能做什麼，大家一定會行動的。行動的障礙不是缺少關懷，而是變革的路上充滿障礙。另外今天大家關心的是「新聞」，摔一架飛機死亡的人數，跟大規模死於貧病的人數無法相比，但貧病死亡不是新聞，所以就上不了頭條。即使面對現實，也會被複雜的解決方案嚇倒而卻步，因此需找出不浪費我們「關懷」的具體行動步驟。化繁為簡的行動步驟有四：決定目標、找出最有效的槓桿點、選擇理想的科技工具，同時聰明地運用手邊已有的工具（即使是最簡單的藥品、蚊帳等）。
改善不平等四步驟
愛滋病防治就是好例子。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愛滋，但最有效的槓桿點是從預防著手，理想的科技工具是只注射一次就終身免疫的疫苗，因此政府、藥廠、基金會都贊助疫苗研究但這需好幾十年，所以我們只好趕緊運用手上現有的工具：大量宣導人們避免從事高危險的行為。認清這個折衷目標後，又重新回到行動的四步驟原則，成功關鍵是不同的思考、執行，絕不能像上個世紀處理瘧疾、肺結核那樣半途而廢。最後一個步驟（確認問題且找出行動方案後）就是評估我們行動的效果，並分享成功、失敗的經驗。記得必須要有統計數字，告訴別人你給幾百萬兒童施打了疫苗後，減少疫病的死亡率多少。除了對行動計劃的改善有幫助，也會吸引更多企業、政府的贊助。
數字之外，還要講述對人的真實影響，讓贊助者了解我們的行動除了救命之外，對家庭、社會的影響。
幾年前，記得我在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參加一個討論全球健康的論壇，現場冷清、無聊得我差點受不了。那之前，我剛參加過另個宣布微軟新產品的大會，場子裡大家又叫又跳，興奮得不得了。我很高興大家對軟體產品那麼熱衷，但為什麼人們對解救上兆、上億人生命的工作那麼冷淡？原因是你若不能讓大家看到、感覺到這個行動的效果、影響層面，就很難感動人。感動人是個很困難的工作。但我還是很樂觀。的確，不平等是個普世的困境，但我們身邊也有很多有用的新工具，讓我們的關懷不被浪費。生物科技、電腦、網際網路上不斷的創新，已經改寫了我們的新世紀，讓我們更有能力解決赤貧、疫病的世紀難題。
世界對有權人的期望
六十年前，馬歇爾也在哈佛畢業典禮上，宣布要對戰後的歐洲提供經濟援助，他說，「我們面對的問題真是無比艱鉅、複雜，媒體大量的新聞，更讓大眾看不清到底問題多嚴重，事實上問題大得無法清楚掌握。」
三十年後，我從哈佛退學那年，新電腦的發明讓馬歇爾的世界可以用更小、更清楚、更無遠弗屆的方式掌握。廉價個人電腦連成的網路，讓更多人可以有效學習、溝通，並可透過這個網路集合眾人的創意、想法，共同解決問題。
老師、同學們，我相信大家已經很努力在改善世界了，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往後可以走得更遠，幫助更多沒聽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我呼籲哈佛的知識界領導人們，未來在聘用新師資、拔選新教授、審核課程、給予學位時，都自問：我們偉大的心智是否可用來解決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否應鼓勵哈佛教職員參與改善世界的不平等？哈佛學生是否應關心世界貧窮、飢餓、清淨水源缺乏、小女孩不准上學、兒童死亡率等問題有多嚴重？
全球最優越的一群人，是否該對世界最悲慘的那群人有更多了解？我母親對我上哈佛很驕傲，但她總逼我要為別人多想、多貢獻。我結婚幾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開念出一封寫給媳婦的信，信尾寫得是：「上天給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今天聚在這裡的大家，無論在才識、背景、機會都是上上之選，因此世界對我們的期望，也非常的高。別被問題的複雜打敗，主動起而行動，這會是你生命中一次偉大的經驗。
我也希望三十年後，你們回到哈佛來細數自己過去的歲月，屆時你們計較的不光是專業上的成就，而是為改善世界最深沈的不平等做了多少貢獻，你對地球另一端那群跟你毫無關係、沒有共通點的人，有什麼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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