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記開啟了科學時代

本書揭露商業界無人告知的祕密：文藝復興因何而起？資本主義為何能夠發展？GDP又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全部來自於「記帳」！

簿記開啟了科學時代

如同之前提過的，桑巴特從馬克思學說中衍生出自己對資本的理解，並且藉由檢視會計的演化及資本主義與複式簿記之間的歷史連結，發展出自己的理論。依照他的看法，這包含了五個階段。前三階段分別是：帳冊於十三世紀出現在義大利、複式簿記從一三五○年左右開始發展，以及資本帳目和損益表在一四三○年左右被採用。根據桑巴特的說法，第三階段因為帕喬利而具有永恆不朽的地位，是「複式簿記之精髓」，而且「可以毫無疑義地總結為下述目標：追蹤公司資本周期中從頭到尾的每一個動作，以數量表之，並留下書面記錄。」桑巴特稱帕喬利的專論為「第一個為複式簿記建立的科學系統。在此系統中，之前所有的實證發現都被理論化，成為連貫而周延的表述」。

簿記發展的最後兩個階段，則伴隨西蒙•斯特芬的會計書在一六○五年出版、以及在關帳程序中引進清點存貨的作法而來。

根據桑巴特的看法，資本主義源自複式簿記，後者創造了「資本」這個範疇（或者說是「那個被用來賺取盈利、並記入帳目的財富額」）。桑巴特不滿足於只是讓複式簿記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擔任基礎性的角色，他也賦予簿記等同於現代科學的出身門第，論稱「複式簿記所秉持的精神，與伽利略和牛頓、以及現代物理和化學學派等系統的精神一致」。事實上，他還更進一步暗示複式簿記本身便是十六世紀科學革命的起源，「只須稍作檢視，我們便已能在複式簿記中瞥見重力、血液循環和節約能源的觀念。」透過這段誇張的聲明，桑巴特想表達其實是藉由鼓勵經常而規律的記錄、數學秩序，以及將事件化約為數字，複式簿記培養了一種新的、必須經過量化的世界觀，而這種想要將自然現象抽象化與量化的強烈欲望，正是科學革命的核心。奧斯瓦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中也做了類似的宣稱， 將帕喬利比做哥白尼（Copernicus）。

當我們綜合桑巴特為複式簿記所做的一切宣言，便能看出他試圖論稱複式簿記孕育了整個現代科學資本主義的世界。尤其是他說，藉由讓人們能夠從數字和金錢的角度（在他看來也就是以「理性的」方式）來計算盈利，複式簿記提供了一個基礎，在此基礎上，商業可以被視為一種獲取的過程，一種無止境的、系統化的、對於盈利的追求。依照本書（以複式簿記為基礎）的史觀，這種宣稱可能顯得不證自明，但在當時，桑巴特的主張極具爭議性，而且引發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的熱烈辯論。

如果桑巴特的分析是正確的，複式簿記確實促使商人能夠清楚明白地追求利潤並累積財富，那麼，這將有助於解釋為何義大利北部的城市、也就是複式簿記最初在歐洲出現的地方，會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聚積如此驚人的財富。這些城邦的統治者，佛羅倫斯的梅第奇家族、米蘭的盧多維科、威尼斯的歷任總督、烏爾比諾的公爵們、以及聖塞波克羅的鎮長，花費巨額財富來建造富麗堂皇的宮廷、市民建築與大教堂，讓人得以論稱這場義大利會計革新創造出文藝復興。誠如麥可•歐默特（Michael Olmert）所言：

義大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會計在十三世紀臻至完善，尤其是發明了複式簿記。歐洲各地的人們來到義大利北部學習新方法，其所依據的原則是每筆交易都要記錄兩次，一次為借項，一次為貸項……終究說來，文藝復興之形成仍是巨大天才的產物，但鼓舞這天才的，卻是金錢與商業所不可或缺的（簿記）技術。

另一位主張複式簿記在歷史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德國思想家，是與桑巴特同時代的律師、政治經濟學家兼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一八六四年—一九二○年）。雖然他並未像桑巴特那麼極端，卻也在其資本主義理論中給予複式簿記核心的地位，他認為資本主義等同於資本帳目在十六世紀的發展，並將此改進歸功於西蒙•斯特芬。在他一九○四年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韋伯用以區分資本主義與其他經濟系統之根據，部分是前者對於複式簿記的使用。他如此總結自己的立場，「最普遍的假設是，資本會計（rational capital accounting）成為大型工業所遵循的規範，是讓資本主義誕生的原因。」韋伯對於「資本主義企業」（capitalistic enterprise）的定義衍生自複式簿記的概念，「一個理性的資本主義機構，就是擁有資本帳目的機構。」如同桑巴特，韋伯認為複式簿記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它使人能以抽象方式度量收入與支出，從而能夠計算盈利，而那正是資本主義商業實踐的關鍵要素。韋伯也相信複式簿記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使世界成為一個冷酷而除魅的地方，並且，他很不祥地預測複式簿記將持續統治世界，「也許直到最後一噸化石煤都燃燒殆盡為止」。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一八八三年—一九五○年）也將資本主義的發展追溯至複式簿記。在他於一九四二年出版的《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熊彼特說，資本主義為理性增添了一個新優勢，「其方法是抬舉貨幣單位，使它成為一種帳目的單位（它本身並非資本主義的造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實踐將貨幣單位轉變成一種工具，用以進行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而其巍然聳立的紀念碑便是複式簿記」。在他看來，複式簿記的「成本—收益計算法」（costprofitcalculus）驅動了資本主義企業，然後散播至整個文化。「在經過界定與量化，以適用於經濟領域之後，這種型態的邏輯或態度或方法於是開始了征服者生涯：征服（也就是將對方理性化）人的工具與哲學、醫療實踐、宇宙概念、人生觀，事實上就是人的一切，包括人類對美與正義的概念，及其精神抱負。」對熊彼特來說，資本主義「引發一種形式上的批判精神，據此，真善美不再受到尊崇，只有有用的部分（the useful）留下來。而是否有用，則完全取決於會計師的成本—效益計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所展現的批判精神」。

（本文轉載自珍．格里森─懷特新書《記帳遊戲》，由行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