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話語在轉變

金融時報
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 劉劍梅

趙薇最近導演的電影《致青春》一下子票房過億，贏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也喚起了觀眾們對青春的懷舊情緒。而我，卻升起了幾縷淡淡的青春的鄉愁。

影片表現的大學生的活動背景似乎是九十年代，也就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之光剛剛熄滅，而紅塵滾滾的商品化剛剛來臨的時代。雖然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可是已經有了貧富差別和物質榮華的刺激，而精神上的追求已經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作為八九年畢業的大學生，我從電影中看到了依稀熟悉的女生宿舍和臟亂不堪的男生宿舍，不過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大部分人陶醉在“文化熱”里，康德、黑格爾、叔本華、薩特、加繆的名字不時地掛在嘴邊，朦朧詩人和校園詩人隔三岔五就開詩歌朗誦會，崔健帶有叛逆聲音的搖滾樂常常回盪在課室的窗外。那時的青春內涵不僅充滿了浪漫氣息，而且充滿了對民族國家前途的憧憬以及憂患意識。同學們的背景雖然各異，可是貧富懸殊還沒有那麽大，精神生活的需求遠遠大於物質生活的需求。

“青春話語”一直是小說和電影喜歡表現的一個母題。正如台灣學者梅家玲所說，二十世紀的青春想象與民族國家論述聯系得非常緊密。晚清以降的知識分子總是期盼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梁啟超語），而這“新中國”的願望全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從梁啟超倡論《少年中國說》，到陳獨秀《敬告青年》、李大釗抒論《青春》，以及巴金在《家》中屢屢自許自豪地宣稱‘我是青年！’莫不凸顯出：作為‘民族幼苗’ 、‘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是如何因為內蘊著‘青春’與‘新生’的期盼，被賦予了空前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又是如何在小說的文學想象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徵的一體兩面。”

李大釗曾經說過：“蓋青春者，國家之魂。”的確，青春承載著國家民族的命運，雖然非常沉重，但是蘊含在其中的浪漫情懷卻是很宏大、很廣闊，也很美。這個時代的青年，因有大的理想，有大的抱負，所以也有一種天生的自豪感。在楊沫的《青春之歌》中，我們看到青年的個體抉擇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為了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在王蒙的《青春萬歲》里，我們看到的是新中國建立後的青春朝氣和意氣風發的豪情壯志；雖然電影《青春祭》不直接抒寫家國話語，但也可以看到大政治背景下知青那一代人的青春流動；在表現八十年代大學生的電影《頤和園》中，青春想象與家國話語依舊糾纏在一起。

可惜這個時代不長，到了九十年代，青春就逐漸脫離了家國話語，回到個人的私人空間。青春只是個人的愛情、個人的職業追求、個人的有無房有無車等非常實際的世俗交易。大學生們不再關心政治，不再關心國家命運，也不關心人文精神建設，而更關心個人的生存出路，這是青春話語的巨大轉變。

趙薇的電影《致青春》表現的正是青春話語轉變中的故事。一方面青春激情話語還殘存著，那個女主角鄭薇依然擁有朝氣，她敢愛敢恨，純情可愛，絕不為了攀附“豪門”而犧牲愛情，這是影中的“亮點”，但僅僅是亮點而已，而亮點之外還是一片霧靄，那是另一番青春話語：大學生早孕、城鄉差異、貧富懸殊、富二代、就業難等個人的“實際問題”，青春的翅膀變得很沉重，無法自由翱翔。電影中的男主角陳孝正負載著新一代的青春話語，他出身貧窮，選擇面對“實際”，為了改變生活困境而不惜犧牲愛情。他變得很世俗，很精明，其人生規劃是一座不能失之分毫的精確的建築，可惜這座建築純粹是實用主義大廈，大廈中沒有愛情，沒有理想，沒有青春的單純、熱情和無私。他有城府，有計謀，但沒有真實的心靈。為了得到出國名額，他甚至不惜拋棄真正愛他的鄭薇，直到出國深造而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後，才明白為了這個世俗意義上的“結果”，他付出的愛情代價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任何金錢功名都無濟於事，那真是一去不復返的青春。

趙薇的電影所反映的大學生時代，雖然沒有那麽多理想主義的光芒，但還堅守了最後的一個堡壘——不夾雜任何功利算計的純潔的愛情。因為這一點，這部電影中的青春仍然未死未滅，它依舊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可以讓人反觀當青春已經逝去，每個人的心中是否還能保存一些凈土。當大學生們跨入社會，在生存的困境中搏鬥，多年以後，他們也可以照照鏡子，自己是否已被社會污染得完全面目全非，或是還可以依然驕傲地面對自己曾經擁有的純潔的青春？

人總是要衰老的，青春也只有一回。然而關於青春的記憶卻會讓我們想到以往美好的一切。人的美貌難以長駐，但青春卻可以在心中長存，可怕的是心的衰老和沉淪，遺忘人生最有價值的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