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聞
20年來，日美歐各國紛紛遭遇了泡沫經濟，經濟成長速度一落千丈。最早進入泡沫期的日本正在“失去的20年”中苦苦掙扎，而歐美國家也切身感受到了“日本化”的危機。發達國家發生了什麼？本應發揮穩定經濟作用的中央銀行為什麼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帶著這些疑問，《朝日新聞》記者採訪了日本銀行（以下簡稱日銀）副總裁西村清彥。
問：為什麼日美歐各國紛紛出現了泡沫經濟呢？
西村： 1990年前後，日本房地產價格急速升高，美國的住房價格則在進入2000年後快速上升。這是因為，人們都預想著“房價絕對不會下降，一定會有人用更高的價格來買自己的房子”。
事後回想起來，這種脫離常軌的高房價竟一度成為“新繁榮時代的標準”。泡沫經濟的本質就在於對未來的過分樂觀。政府陷入債務危機的歐洲各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經濟增長和歐元區成員的身份使政府能夠發行低息國債。人們都認為眼前的繁榮可以持續下去，永遠都能貸到款。於是，國家便開始實行寬鬆的財政政策，不斷地發行國債。
問：這種“過分的樂觀”是突然出現的嗎？
西村：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取決於勞動年齡人口（注：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為15歲以上，65歲以下，日語中稱為“生產年齡人口”）的數量以及勞動人口的生產效率。日美歐各國經濟出現泡沫的時候，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正在上升。因為很多人在年輕時購買土地和住宅，所以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大的話，資產價格就容易上升。
在這種“人口紅利”的推動下，人們產生了錯覺，認為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15歲至60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是不滿15歲及60歲以上人口數量的2倍多，於是泡沫經濟在1991年達到了最高峰。2005年至2010年之間，美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也達到了最高水平。隨後的2007年，美國次貸市場的泡沫接近極限。
日美歐三方泡沫經濟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泡沫都是在“人口紅利”變為社會負擔時破裂的。在老齡化加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降低時泡沫一旦破裂，就會造成沉重的社會負擔。
問：中央銀行是不是也產生了這種錯覺？
西村：當大家都認為新時代已經到來而熱血沸騰時，想要提高利率、抑制泡沫膨脹是很困難的。1989年，時任東京大學副教授的我曾在某個會議上提到：“日本的地價出現了泡沫。”但我受到許多人的反駁：“沒有這回事。應該再關註一下價格的變動。 ”這令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即使不能消除泡沫，也不應該促使泡沫膨脹——這一點是日銀必須要反省的。不考慮經濟情況而長期實行低利率的財政政策——這讓許多人認為“現在即使借錢也該買房”。即使出現泡沫，中央銀行也本應該盡量減少其破裂時帶來的危害。作為中央銀行的日銀，不僅應關注個別銀行的經營狀況，對整個金融系統都應該更加警惕，比如說資金是否過多地流向房地產市場等。
問：泡沫破裂已經過去20多年了，為何日本還在通貨緊縮中苦苦掙扎呢？
西村：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在貸款、設備、人員3方面都出現了過剩，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在減少這些負擔的過程中，整個經濟陷入了惡性循環。銀行苦於清理不良債權，無法培育出新興企業。銀行曾經給索尼、本田這些當時看起來前途未卜的企業以大力支持。但現在，銀行已經失去了承擔融資風險的能力。企業為加快清理過剩的設備，而削弱了積極投資、開創新事業的能力。在減少僱員的過程中，企業也沒有餘力為員工提供培訓機會。結果，生產效率就出現了下滑。
問：老齡化是不是增加了解決泡沫後遺症的難度？
西村：人一旦上了年紀，就不輕易跳槽或搬家了。在某地區急需人手的時候，只有很少的人能從人員過剩的地方轉移過來。地區之間勞動力分配的不均勻也降低了生產效率。人們挑戰不確定的未來，創業奮鬥的激情逐漸消退，新的經濟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我認為，這才是削減經濟活力的首要因素。由於供給不足，即使產生了新的市場需求，經濟領域上也體現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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