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除國賊 台灣還能有希望嗎？

「自由化」、「國際化」、「中國化」，這三者各是什麼意義？彼此間有何異同？又是否具有什麼關聯性？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即如馬江體制所強調的：是台灣邁向國際化、追求自由開放的重要工作，對未來台紐、台星簽訂ＦＴＡ、加入ＴＰＰ是關鍵的一步？

自由化的論辯，在台灣政府之內，至少已有二十年的歷史。早在李登輝時代，蕭萬長、薛琦即是所謂國貿派的代表。有次高層會議上，自由化之說再度揚起，李登輝聽畢，徐徐地反問：如果按照你們的理論，全世界應該全部都取消關稅才對，為什麼沒有呢？

這個故事，當然沒有停止自由化之說在經濟政策上的倡議，二○○八年之後，蕭萬長重新舉起大旗，現在則由薛琦、管中閔主導推動，並成為這次服貿協議的關鍵作手。當年，李登輝有能力取捨分辨與把關，如今的馬英九，大家都知道他的材料，於是讓全民走上江揆定義的「悶經濟」。這點，幾個經濟指標已經說話，是強辯不得的。

這些自由化至上派，有個共同的迷思，就是錯把目標當作過程。自由化作為一個目標與終點，如何根據本國的經濟體質與特性，策定符合自己需要的開放期程，並在國際貿易談判上與他國交涉攻防，這才是關鍵。倘若把自由化當作聖經，忽略了過程的重要性，貿然進行開放，極高的比例將就此斬斷產業發展的可能性。以雲林毛巾為例，在自由化的鐵律下，這豈不是早該被中國低價產品淘汰的夕陽產業，但政府當年在抗爭下終於祭出反傾銷調查，為業者爭取了時間，才走出起死回生的自救道路，倘若按照今天薛琦與管中閔的決策，對台灣吸納最多就業人口的中小企業肯定陌生、甚至可能鄙夷的心態，不要說毛巾了，所有的弱勢產業在他們眼裡需要再活下去嗎？

高高在上的理論、模型，讓決策停留在想像，根本無法切中台灣產業發展的需求。這次服貿協議談判前，有幾個基本步驟必須完成，薛琦與管中閔應該告知全民政府做了沒有？首先是廣泛蒐集公協會的整體意見，但由於公協會並不能全然代表個別廠家，因此第二要實地訪問廠商，做好完整的產業調研。第三，必須對中國勞力與土地成本變化有所認識，以及對潛規則（如出版業強調的書號）與非市場機制 （如可忍受若干年虧本以殲滅競爭者）徹底掌握。第四，是據以做出具有前瞻性的自主產業政策。第五則是做出當前關稅差距對相關產業產值的影響。有了這些基本資料，才知道上了談判桌要如何討價還價，為業者爭取最寶貴的發展空間與升級時間，否則即是為開放而開放，表面上拿到，實際上沒拿到。就如現在諸多業界經營者憤怒指控的：政府會害死大家！

顯然，這個政府到現在並不知道自己對土地的傷害。看他們找來「蛋頭」與「幫閒」辯護的理由，實在令人痛心。例如，有財經教授說：國際貿易談判一定會有獲利產業，也會有受傷的產業，政府應建立機制，輔導受害產業轉型，才能減少衝擊。但請問：當受害者是遍地開花的早餐便當店、美容美髮店、相片沖印店、洗衣店等進入門檻極低的個體戶時，這已是跨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複合式災難，要如何「轉型」？轉到哪裡去？都輔導他們去從事高科技？
有人甚至牛頭不對馬嘴地說：「二○○二年台灣敢於參加更大規模的ＷＴＯ的競爭豪氣，如今何在？」這種故意把中國化混淆為國際化的誤導，是最劣質的耍賴。只要引香港為鑑，以移交為界，比較其在國際化與中國化兩個不同發展時期所呈現的社會風貌與競爭力，就能輕易令無知現形。但這些人有何顏面夸夸其談？說穿了，上下交相賊，是也。

誰是上賊？三年前推ＥＣＦＡ時，宣稱簽了就可打開任督二脈，各國會與我簽ＦＴＡ，今天他又說簽了服貿協議才能如何如何，事實是，五年來，這個政府只有中國化，完全沒有國際化，美日歐盟的ＦＴＡ繼續掛在雲端，一個都沒有影，地面上則是引進中國化，激烈宰殺台灣的薪資水平與就業機會。

想必沒有人會想到，「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竟是台灣人民今天群起參與反「兩岸服貿協議」行動的最佳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