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保羅·克魯格曼
從最近的經濟問題中可以學到的一點是歷史的用處。就在危機逐步擴大之時，哈佛大學(Harvard)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出版了一本出色的書，書名充滿諷刺，叫做《這次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很可惜這兩位作者卻是因為他們最糟糕的作品出的名。）當然，他們在書中的觀點是歷次危機之間有很強的家族相似性。的確，歷史上的歷次危機，不只是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還有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等等，對當下的危機都是關鍵的借鑒。
然而經濟的確會隨着時間轉變而改變，而且有時改變的幅度很大。那麼21世紀的美國究竟有哪些實質的不同呢？
我想說，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的重要性越來越高。壟斷租金這種收益並不反映投資回報，而是反映市場支配地位的價值。有時候這種支配地位似乎是應得的，有時候則不是。但無論怎樣，壟斷租金的重要性越來越高，反映了利潤與生產環節之間新的脫節現象，或許也是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原因。
要想知道我說的意思，請思考一下兩個不同時代的標誌性企業，它們之間的不同：20世紀50、60年代的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以及當下的蘋果公司(Apple)。
通用汽車在如日中天的時候顯然曾擁有巨大的市場勢力。儘管如此，這家企業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它的生產能力：它擁有數百家工廠，僱傭了約1%的非農業勞動力。
與之相對比，蘋果卻似乎全然不受物質世界的限制。隨着股價的波動，它要麼是美國市值最高的企業，要麼是市值第二高的企業，然而它卻只僱用了我們不到0.05%的勞動力。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它幾乎把所有的生產環節都外包到了海外。可實際上，中國也沒有從蘋果產品的銷售中賺到多少錢，因為很大程度上，你購買「i什麼東西」所付的價錢，與製造那台設備的成本是沒有關係的。蘋果只要開出消費者願意承受的價錢就行，而考慮到蘋果的市場影響力，消費者願意承受很高的價錢。
重申一下，我在這裡可不是在做道德評價。你可以認為蘋果現在的特殊地位是它贏得的，不過我可不確定有多少人會對微軟公司(Microsoft)作出同樣的評價，微軟在很多年時間裡賺到了巨額的利潤；更不用問會有多少人這樣評價金融業了，後者賺到的很多錢也類似壟斷租金，而且目前金融業的利潤約佔企業總利潤的30%。無論企業的特權地位是不是應得的，當利潤越來越多地反映市場勢力，而非生產力時，整體經濟都會受到影響，而且是負面的影響。
我來舉一個例子。過去解釋不平等加劇的老說法是，越來越高的技能價值加劇了不平等。但就像許多經濟學家最近指出的，無論這種解釋過去有過多大的意義，現在都已經失去了其相關性。從2000年左右開始，最重要的問題就已經成了，收入分配發生了某種劇烈的轉變，從工資轉向了利潤。但蹊蹺的是，既然利潤很高，而借貸成本很低，我們為什麼沒有看到企業投資的巨大增長？而且，投資之所以受到了抑制，並不是因為奧巴馬總統傷害了商界領袖的感情，也不是因為普遍醫保的前景嚇到了他們。
如果利潤提高反映的是租金，而不是投資回報，這裡的蹊蹺就迎刃而解了。畢竟，壟斷者可以一邊賺取高昂的利潤，一邊又覺得沒有理由擴大製造能力。蘋果又一次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它盈利巨大，可是卻坐擁巨額現金，顯然認為自己並不需要將它們重新投入業務經營當中。
換句話說，壟斷租金的上漲可以同時抑制工資和可見的投資回報，而且有理由說，這種效果已經產生了。
如果你認為這對宏觀經濟不好，那麼你就說對了。如果由於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分得的份額不斷變小，家庭收入受到抑制，進而家庭開支也受到抑制，而與此同時企業儘管利潤高漲，但卻沒有投資的動力，那麼這就會使需求長期受到抑制。我不認為這是美國經濟復蘇如此乏力的唯一原因，畢竟在金融危機後復蘇乏力是正常的，但它很可能是一個因素。
澄清一下，我在這裡所說的並不會讓歷史的教訓顯得無關宏旨。具體而言，即使利潤與生產之間的脫節越來越嚴重，也不能否認只要經濟仍然受到抑制，就應該採取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然而當下的經濟正在轉變，我會在未來的專欄文章里試着闡述這對政策意味着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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