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高利·居里
料想你一定同意我吧：挑戰文學小說的經歷於我們有益。也正因此，我們痛惜學院課程「低能化」，悲嘆互聯網及其「超鏈接」文化興起。也許我們並沒有讀許多堪稱偉大的文學作品，但我們都傾向因此感到內疚，且認為這就是導致我們不夠優秀的原因之一。難道，讀一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看一看米德爾馬契省城住民的生活、了解一下小馬塞爾和他的朋友們，無助於開闊我們的想像力、完善我們的道德與社會良知嗎？
如果現在有人就這一觀點向你索求證據，我估計你會有以下兩種反應中的至少一種。第一：如此顯然正確的觀點，為什麼會有人想要證據啊？第二：他想要什麼樣的證據呢？回答第一個問題很簡單：如果沒有證據——即使是間接證據——可以證明文學小說具有開化價值，那我們就不應該假定其可以使人開化。也許你會認為，除了訴諸證據外，有些問題我們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明智解決，比如：訴諸信仰。但即使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想必沒人會認為這裡探討的問題就屬於這一類。
我們能拿出什麼樣的證據？這個嘛，我們可以指明具體的實例，比如我們認識的人，他確實因為與文學邂逅而變得更有同情心、更具智慧。實際上，我們自己不就正是這樣的人嗎？
我希望不要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過於強硬。就我們對自己的了解而言，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我們並不十分清楚我們何以成為像我們這樣的人。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並不真正知道，我們自身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失敗歸因於際遇不佳，將別人的失敗歸咎為人品不好。然而，我們不可能人人都是特例，不可能我們每個人都不遵循這個規律（假設真有這麼一條規律的話）——那就是人們之所以做壞事，是因為他們是壞人。
對於我們為什麼做出某個選擇，我們知之甚少。並且，我們無法辨別導致我們更改選擇的那些微小環境變化。當涉及到別人時，比如你的某位朋友，他聰穎機智、融入社會、慷慨大方、讀普魯斯特，你能確信他之所以成為他，一部分就是因為讀了普魯斯特嗎？有沒有可能恰好相反：其實是，你的那位朋友聰明能幹、適應社會、富同情心，所以比起其他人來，更可能通過文學中人際交往的複雜表現，找到樂趣？
我們經常聽到一種來自另一邊的說法，今年《紐約客》網站上一篇文章就闡述了這個問題。作者特胡·寇爾(Teju Cole)指出：有個總統，雖然讀小說、讀詩，但仍願意簽署每周無人飛機空中打擊同意書，這令我們想起了那些有文化的納粹。作者發問：「文學曾引以為豪的能激發讀者共鳴和同情的力量」如今變成什麼樣了？我並不太喜歡這個主張，不僅僅是因為我還並未被針對「無人飛機」的這個道德案例說服。任何人都不應該聲稱，文學閱讀經歷足以完全保護個人免受道德誘惑影響，或足能改善我們之中真正邪惡的人。我們衡量藥品和其他醫療干預的效力，總是通過衡量其成功性的細微邊際差異實現，這無法脫離精密的統計技術；那麼為什麼要想當然地假定文學的效力就與之全然不同呢？
我們需要超越對通常經驗的訴求，而上訴到心理學的研究領域。這才是當今足夠發達與精密的領域，使我們得以開始測試我們的命題。
心理學家已開始着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我們也已有一些收穫。我們了解到，如果你讓人讀一個有關謀殺兒童的陰沉小故事，那麼讀者反映，他們閱讀以後感覺世界變得更糟了。這樣的變化，很可能極其短期，表明小說確實觸動人的情緒，甚至惹人生氣；但並不表明小說可以從情感上或任何角度上完善我們。
我們還了解到，人們很容易接受虛構故事中作為背景信息陳述或暗示的（據稱）事實。奇怪的是，如果故事背景設定遠離讀者家鄉，那麼讀者更容易受影響。德波拉·普林提斯(Deborah Prentice)與她的同事曾於1997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研究顯示，普林斯頓大學的本科生讀同一個故事，當故事背景設置在普林斯頓本校時，他們讀後的反應比背景設在耶魯大學時弱。（普林斯頓人也不必擔心，因為耶魯人在面對相對應的同等測試時，結果一樣。）另外，電視上連續播放的節目，也有益於某些特定學習過程。據2001年凱撒基金會(Kaiser Foundation)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經常觀看連續劇《急診室的故事》(E.R.)的人，從節目中獲取了不少醫學信息，而且時常學以致用。但我們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閱讀托爾斯泰的人在道德層面或社會層面優人一等。
目前已經進行的研究幾乎遠遠不夠；我也並不認為心理學的相關證據指日可待。迄今進行的大部分研究均未以嚴肅文學為依據，而是着眼專為實驗目的設計的虛構短小文段。這些研究中又極少有着眼文學在道德與社會發展方面效果的問題，遠遠不足以令我們得出結論，證明文學到底有或沒有積極的道德影響。
就此話題而言，目前觀點的力度與證據陳述的力度並不相稱，莫名其妙。事實上，我懷疑情況其實更糟：持文學教育開化觀點的倡導者並沒有誇大證據——他們可能根本就不認為這個觀點會產生任何證據。雖然文學的價值不應該是一個信仰問題，但看起來對我們許多人而言，這就恰恰是個信仰問題。
如今，哲學家個個小心謹慎，接受過論證的訓練，你可能期望他們總能避免這樣的疏忽或失誤。但奇怪的是，他們中有些人，寫到我們從文學中能學到的各種東西時，或寫到文學具有種種特質，尤其適合充當道德心理學教師角色時，總是充滿了信心和熱情。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她的暢銷書《愛的知識》(Love\'s Knowledge)中辯稱：敘事形式使得文學小說具有生成道德洞察力的獨特能力；在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這樣的文學大師手中，小說能夠給我們提供各種場景，生動描繪某個道德議題的細節，讓我們得以在不受個人興趣曲解的影響下，透徹思索這些問題。
我並不想要徹底摒棄這樣的思辨；心裡有這麼一些想法，認為文學足以提高我們的思想和行動，畢竟總是件好事。但是，文學可能於我們的學習有益，而這樣的心理暗示並不能向我們證明，它的確就於我們的學習有益——適當接受並且承認這個觀點，亦可令我們神清氣爽。（假設某個學校的督學，就我們的教育系統功效做報告，僅僅列出了老師可能幫助學生學習的方法，那麼這個督學可能很快就會丟飯碗了。）
我有信心，我們可以期待更有利的證據。但我不太看好證據將會證明的結論。下面，我就馬上講一個我們已經掌握的理由，就讀者從文學中獲得道德和社會學習經驗這個觀點而言，證明我們的看法其實被誤導。
諸如瑪莎·努斯鮑姆等人主張文學有益，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文學，或具有切實品質的虛構敘事，把玩的是複雜性。即，當我們面對複雜麻煩的現實生活，需要做決策時，簡單的道德規則常常經不起考驗，無甚幫助。文學帶我們遠離這些簡單道德規則，帶我們準備好進入一場暴風雨般的旅程，見識真實社會世界裡，敏感的、敏銳的、甚至帶有偏見的道德行為體所應該面對的一切。換句話說，文學幫助我們成為——或變得更接近——道德「專家」。
這種說法的問題就在於，長期以來均有證據表明，在複雜和未知領域內——道德必然就是這樣的一個領域——我們所以為的專家意見，大部分都是冒牌貨。從五十年前心理學家保羅·米爾(Paul Meehl)的成果開始算起，一個又一個研究都證明：遵循簡單規律——即相較於專家考量而言考慮因素少得多的規律——結果至少都和依靠專家判斷一樣好，或通常情況下更好。（這並不是說遵循規律就特別好，而是說遵循規律結果確實優於專家判斷。）
有關這一觀點，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新近著述《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展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就葡萄酒的未來價值、棒球運動員的表現、新生嬰兒的健康情況，以及一對夫婦對婚姻穩定度的前景期望等問題，專家做出的預測大錯特錯，令人嘆為觀止。
我想你可能要問我：那你自己也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道德專家失敗無能，為什麼還抱怨別人對證據的忽視呢？畢竟，這個領域尚無任何人做過試驗。
要說嘛，是，我承認最終證據可能會偏向那一方，即文學能讓我們成為道德專家。我也承認，道德思考或許並不是一個單一領域，而是在不同情況下以各種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方式呈現。也許，文學小說擁有一定的複雜道德選擇，專家在接受了這樣的文學體驗訓練後，如果確實比那些依賴簡單道德規則的人做得更好，那麼我們可能可以從中獲取各種道德推論。
同時，對於這種說法，即道德專家是我們應該嚮往的優良品質，我也並未以任何方式駁斥。但是，我確實認為，如果有人竭力主張道德專家一說，那麼我們已經為他明確了一項他必須應對的挑戰。
最終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直接因果證據：我們需要展示的是，就我們最終成為什麼樣的人而言，文學經曆本身是否對其產生了某種積極的改變。這需要耗費大量細心以及深刻的心理學研究。（比如嘗試設計一個實驗，驗證讀《戰爭與和平》的影響。）與此同時，就文學改善讀者的效果而言，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會繼續堅守積極的觀點，雖然毫無任何依據可言——支持我們的無非是多愁善感的鄉愿。
有些觀點意圖證明文學是一種專斷的分類，其功能無非就是精英階層的會員徽章。我從未被這樣的觀點說服。因為存在着某種審美價值，或更有可能是多種審美價值，或許非常複雜，以至其難以清晰表述或歸因於任何一部文學作品。
然而，很難避免一種想法，即，反精英的擔憂可能摻雜他物。許多人，辛辛苦苦閱讀，享受着來之不易的快感，他們從文學中收穫了美學的報酬，但並不滿足於此；他們還想堅持認為，他們付出的努力，亦使得他們在道德上更加開明進步。而這恰恰就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事。
本文作者格里高利·居里 (Gregory Currie)在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擔任哲學教授
本文作者格里高利·居里 (Gregory Currie)在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擔任哲學教授。
料想你一定同意我吧：挑戰文學小說的經歷於我們有益。也正因此，我們痛惜學院課程「低能化」，悲嘆互聯網及其「超鏈接」文化興起。也許我們並沒有讀許多堪稱偉大的文學作品，但我們都傾向因此感到內疚，且認為這就是導致我們不夠優秀的原因之一。難道，讀一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看一看米德爾馬契省城住民的生活、了解一下小馬塞爾和他的朋友們，無助於開闊我們的想像力、完善我們的道德與社會良知嗎？
如果現在有人就這一觀點向你索求證據，我估計你會有以下兩種反應中的至少一種。第一：如此顯然正確的觀點，為什麼會有人想要證據啊？第二：他想要什麼樣的證據呢？回答第一個問題很簡單：如果沒有證據——即使是間接證據——可以證明文學小說具有開化價值，那我們就不應該假定其可以使人開化。也許你會認為，除了訴諸證據外，有些問題我們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明智解決，比如：訴諸信仰。但即使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想必沒人會認為這裡探討的問題就屬於這一類。
我們能拿出什麼樣的證據？這個嘛，我們可以指明具體的實例，比如我們認識的人，他確實因為與文學邂逅而變得更有同情心、更具智慧。實際上，我們自己不就正是這樣的人嗎？
我希望不要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過於強硬。就我們對自己的了解而言，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我們並不十分清楚我們何以成為像我們這樣的人。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並不真正知道，我們自身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失敗歸因於際遇不佳，將別人的失敗歸咎為人品不好。然而，我們不可能人人都是特例，不可能我們每個人都不遵循這個規律（假設真有這麼一條規律的話）——那就是人們之所以做壞事，是因為他們是壞人。
對於我們為什麼做出某個選擇，我們知之甚少。並且，我們無法辨別導致我們更改選擇的那些微小環境變化。當涉及到別人時，比如你的某位朋友，他聰穎機智、融入社會、慷慨大方、讀普魯斯特，你能確信他之所以成為他，一部分就是因為讀了普魯斯特嗎？有沒有可能恰好相反：其實是，你的那位朋友聰明能幹、適應社會、富同情心，所以比起其他人來，更可能通過文學中人際交往的複雜表現，找到樂趣？
我們經常聽到一種來自另一邊的說法，今年《紐約客》網站上一篇文章就闡述了這個問題。作者特胡·寇爾(Teju Cole)指出：有個總統，雖然讀小說、讀詩，但仍願意簽署每周無人飛機空中打擊同意書，這令我們想起了那些有文化的納粹。作者發問：「文學曾引以為豪的能激發讀者共鳴和同情的力量」如今變成什麼樣了？我並不太喜歡這個主張，不僅僅是因為我還並未被針對「無人飛機」的這個道德案例說服。任何人都不應該聲稱，文學閱讀經歷足以完全保護個人免受道德誘惑影響，或足能改善我們之中真正邪惡的人。我們衡量藥品和其他醫療干預的效力，總是通過衡量其成功性的細微邊際差異實現，這無法脫離精密的統計技術；那麼為什麼要想當然地假定文學的效力就與之全然不同呢？
我們需要超越對通常經驗的訴求，而上訴到心理學的研究領域。這才是當今足夠發達與精密的領域，使我們得以開始測試我們的命題。
心理學家已開始着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我們也已有一些收穫。我們了解到，如果你讓人讀一個有關謀殺兒童的陰沉小故事，那麼讀者反映，他們閱讀以後感覺世界變得更糟了。這樣的變化，很可能極其短期，表明小說確實觸動人的情緒，甚至惹人生氣；但並不表明小說可以從情感上或任何角度上完善我們。
我們還了解到，人們很容易接受虛構故事中作為背景信息陳述或暗示的（據稱）事實。奇怪的是，如果故事背景設定遠離讀者家鄉，那麼讀者更容易受影響。德波拉·普林提斯(Deborah Prentice)與她的同事曾於1997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研究顯示，普林斯頓大學的本科生讀同一個故事，當故事背景設置在普林斯頓本校時，他們讀後的反應比背景設在耶魯大學時弱。（普林斯頓人也不必擔心，因為耶魯人在面對相對應的同等測試時，結果一樣。）另外，電視上連續播放的節目，也有益於某些特定學習過程。據2001年凱撒基金會(Kaiser Foundation)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經常觀看連續劇《急診室的故事》(E.R.)的人，從節目中獲取了不少醫學信息，而且時常學以致用。但我們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閱讀托爾斯泰的人在道德層面或社會層面優人一等。
目前已經進行的研究幾乎遠遠不夠；我也並不認為心理學的相關證據指日可待。迄今進行的大部分研究均未以嚴肅文學為依據，而是着眼專為實驗目的設計的虛構短小文段。這些研究中又極少有着眼文學在道德與社會發展方面效果的問題，遠遠不足以令我們得出結論，證明文學到底有或沒有積極的道德影響。
就此話題而言，目前觀點的力度與證據陳述的力度並不相稱，莫名其妙。事實上，我懷疑情況其實更糟：持文學教育開化觀點的倡導者並沒有誇大證據——他們可能根本就不認為這個觀點會產生任何證據。雖然文學的價值不應該是一個信仰問題，但看起來對我們許多人而言，這就恰恰是個信仰問題。
如今，哲學家個個小心謹慎，接受過論證的訓練，你可能期望他們總能避免這樣的疏忽或失誤。但奇怪的是，他們中有些人，寫到我們從文學中能學到的各種東西時，或寫到文學具有種種特質，尤其適合充當道德心理學教師角色時，總是充滿了信心和熱情。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她的暢銷書《愛的知識》(Love\'s Knowledge)中辯稱：敘事形式使得文學小說具有生成道德洞察力的獨特能力；在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這樣的文學大師手中，小說能夠給我們提供各種場景，生動描繪某個道德議題的細節，讓我們得以在不受個人興趣曲解的影響下，透徹思索這些問題。
我並不想要徹底摒棄這樣的思辨；心裡有這麼一些想法，認為文學足以提高我們的思想和行動，畢竟總是件好事。但是，文學可能於我們的學習有益，而這樣的心理暗示並不能向我們證明，它的確就於我們的學習有益——適當接受並且承認這個觀點，亦可令我們神清氣爽。（假設某個學校的督學，就我們的教育系統功效做報告，僅僅列出了老師可能幫助學生學習的方法，那麼這個督學可能很快就會丟飯碗了。）
我有信心，我們可以期待更有利的證據。但我不太看好證據將會證明的結論。下面，我就馬上講一個我們已經掌握的理由，就讀者從文學中獲得道德和社會學習經驗這個觀點而言，證明我們的看法其實被誤導。
諸如瑪莎·努斯鮑姆等人主張文學有益，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文學，或具有切實品質的虛構敘事，把玩的是複雜性。即，當我們面對複雜麻煩的現實生活，需要做決策時，簡單的道德規則常常經不起考驗，無甚幫助。文學帶我們遠離這些簡單道德規則，帶我們準備好進入一場暴風雨般的旅程，見識真實社會世界裡，敏感的、敏銳的、甚至帶有偏見的道德行為體所應該面對的一切。換句話說，文學幫助我們成為——或變得更接近——道德「專家」。
這種說法的問題就在於，長期以來均有證據表明，在複雜和未知領域內——道德必然就是這樣的一個領域——我們所以為的專家意見，大部分都是冒牌貨。從五十年前心理學家保羅·米爾(Paul Meehl)的成果開始算起，一個又一個研究都證明：遵循簡單規律——即相較於專家考量而言考慮因素少得多的規律——結果至少都和依靠專家判斷一樣好，或通常情況下更好。（這並不是說遵循規律就特別好，而是說遵循規律結果確實優於專家判斷。）
有關這一觀點，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新近著述《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展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就葡萄酒的未來價值、棒球運動員的表現、新生嬰兒的健康情況，以及一對夫婦對婚姻穩定度的前景期望等問題，專家做出的預測大錯特錯，令人嘆為觀止。
我想你可能要問我：那你自己也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道德專家失敗無能，為什麼還抱怨別人對證據的忽視呢？畢竟，這個領域尚無任何人做過試驗。
要說嘛，是，我承認最終證據可能會偏向那一方，即文學能讓我們成為道德專家。我也承認，道德思考或許並不是一個單一領域，而是在不同情況下以各種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方式呈現。也許，文學小說擁有一定的複雜道德選擇，專家在接受了這樣的文學體驗訓練後，如果確實比那些依賴簡單道德規則的人做得更好，那麼我們可能可以從中獲取各種道德推論。
同時，對於這種說法，即道德專家是我們應該嚮往的優良品質，我也並未以任何方式駁斥。但是，我確實認為，如果有人竭力主張道德專家一說，那麼我們已經為他明確了一項他必須應對的挑戰。
最終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直接因果證據：我們需要展示的是，就我們最終成為什麼樣的人而言，文學經曆本身是否對其產生了某種積極的改變。這需要耗費大量細心以及深刻的心理學研究。（比如嘗試設計一個實驗，驗證讀《戰爭與和平》的影響。）與此同時，就文學改善讀者的效果而言，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會繼續堅守積極的觀點，雖然毫無任何依據可言——支持我們的無非是多愁善感的鄉愿。
有些觀點意圖證明文學是一種專斷的分類，其功能無非就是精英階層的會員徽章。我從未被這樣的觀點說服。因為存在着某種審美價值，或更有可能是多種審美價值，或許非常複雜，以至其難以清晰表述或歸因於任何一部文學作品。
然而，很難避免一種想法，即，反精英的擔憂可能摻雜他物。許多人，辛辛苦苦閱讀，享受着來之不易的快感，他們從文學中收穫了美學的報酬，但並不滿足於此；他們還想堅持認為，他們付出的努力，亦使得他們在道德上更加開明進步。而這恰恰就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事。
本文作者格里高利·居里 (Gregory Currie)在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擔任哲學教授
本文作者格里高利·居里 (Gregory Currie)在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擔任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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