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Twitter到廣場，社交媒體式的革命

紐約時報
羅傑·科恩

倫敦—巴西人有個表達，叫做「Vai acabar em pizza」。 一個事情以比薩餅為終結，就是到頭來是大零蛋、白搭、毫無結果。這個表達常常用來描述巴西有錢人犯下白領類罪行後不受法律懲罰，對他們的司法調查總是不了了之這樣一個可預期的結果。

在巴西，犯罪不受懲罰是驅使大規模抗議的問題之一，而抗議的導火索則是公交車費漲價引發眾怒。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模式。在突尼斯西迪布濟得，一場因果菜零售車的爭吵引發了阿拉伯春天；在伊斯坦布爾，在一個城市公園建造購物商場的計劃引發了騷亂。這些帶着社交媒體話題標籤的運動具有如下特徵：

導火索事件微不足道，但卻引燃了熊熊怒火；領導人被弄懵了，沒有領導人的運動；垂直而僵化的國家權力，平行而機敏的抗議活動；強硬的權威，張揚的年輕人；國家之武力，Facebook之靈活性； 警察鎮壓，敏捷重組； 陰謀論的指責，幽默而迅速的反擊。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在馬埃斯特臘山為革命做了多年準備。但有了Twitter，這個就不需要了。

但真不需要了嗎？這些由社交媒體驅動的運動，它們的一個核心問題，用北卡羅來納大學信息和圖書館學學院助理教授澤奈普·圖費克奇(Zeynep Tufekci)的話說就是：「如何從『說不』到『行動』？」

換言之，那些因為「我們受夠了！」而爆發的運動擅長示威與抗爭，但卻不怎麼擅長明確目標—不管是政治、社會或經濟目標，不擅長通過組織自己來實現這些目標。它們在否定的時候很有力，但在肯定的時候卻傾向於失敗。

它們缺乏領導者。卡車上沒有麥克風。議程讀起來像是Twitter時間線那樣，雖然很吸引人，但缺乏中心，對目標沒有貫穿一致的表達。這些運動沒有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或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那樣的人物，也沒有三十年前領導巴西民主抗爭的坦克雷多•內維斯(Tancredo Neves)和盧拉(Lula)等人。

正如谷歌前管理人員、埃及革命中重要的但非決定性的人物威爾·高尼姆(Wael Ghonim)在接受《六十分鐘》(60 Minutes)節目的採訪時所說的那樣，「我們的革命就好象維基百科，明白嗎？人人都貢獻內容；但你不知道這些貢獻內容的人叫什麼名字。」

當然，從突尼斯到開羅，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推翻受人憎恨的獨裁者。只有在這個把大家聯合起來的目標實現後，無領導者之運動才暴露出它的弱點，而那些有組織的群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或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a)，則填補了真空。然而，它們卻沒能滿足國民對復興的渴望。

在土耳其，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總理希望在蓋齊公園修建一個購物商場。Twitter上的話題標籤是#direngezi，即「抵抗格茲！」埃爾多安交往了一個寡頭朋友，給他提供了通常那些賺錢的人脈關係， 這個寡頭擁有一個受歡迎的牛排連鎖餐廳。話題標籤是 #direnentrecote – 抵抗牛排！

到了警察把佔領了蓋齊公園的抗議者趕走的時候，這場運動已經演變為很多東西。它是對一個執政11年、轉向專制的保守領導人的反抗。它是對埃爾多安侵犯土耳其人私人生活的抗議。人們不喜歡他把喝酒的人稱作酒鬼，討厭他告誡人們不要在地鐵上親吻，不喜歡他對老百姓的衣着說三道四。他又不是蘇丹！

這場運動是對他鉗制媒體的不滿。他所領導的正義發展黨本來給土耳其帶來了開放，現在卻因處處視人為敵而招致怨恨。這場運動是對埃爾多安過度打壓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建立起來的世俗土耳其的反抗: 如果說毫無理由不允許一個篤信宗教的年輕女子帶着面紗去上大學的話，同樣，執政黨的政客也毫無理由氣呼呼地指責穆斯林婦女不應該穿比基尼。夠了，我們受夠了！

在巴西，大眾的不滿更多地指向整個政治階層，而不是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總統本人。巴西人不滿的是他們的政客們享受着巨大特權，過着達官貴人般的生活，是那些收買選票的醜聞和針對這些人的問責缺失。大眾不滿的是資源使用的不合理：在基本健康、教育、交通需求還沒有滿足的情況下，卻花費130多億美元修建新體育場館以及為2014年世界盃進行各種準備。

這些運動爆發在21世紀兩個主要的、經濟迅速增長的新興國家。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巧合。這是普通的土耳其人和巴西人，特別是這兩國的年輕人，對自己感受到的一種超越他們控制的世界力量所做出的反應；他們在提醒那些一心只想着經濟增長的領導人，需要進行協商與擔負責任；他們在告訴那些手眼通天、獲利最大的財閥們，社會正義與社會本身不容忽視。通過聚集在一起，通過佔領公共空間，他們在確認彼此共同擁有的人性，反對原子化的發展以及覆蓋全球的購物商場。

他們能夠完成從「說不」到「行動」的過渡嗎？這將需要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組織活動、確定目標以及—對了—領導人。但我不覺得一切到頭來都是白搭。從突尼斯到伊斯坦布爾，從開羅到聖保羅，某種關鍵的事情業已發生了。畏懼消失了。這本身就是大變局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