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楊改蘭一家的悲劇揭示：小地方螻蟻，不如大城市的蜉蝣。從驅趕農民工到驅趕中產，大城市趨勢值得警惕。
更新於2016年9月18日 06:40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 徐瑾
楊改蘭，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人。
2016年8月一個下午，楊改蘭殺死4個孩子後，服毒自殺。她的丈夫料理後事之後亦服毒自殺。昔日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留下兩位老人。
悲劇發生，人們總是有很多感嘆，甚至在最終原因尚未明確之前，希望找到一個具體的惡人，而在下一波社交媒體熱點爆發之後，又將她迅速遺忘。
其實，徹底的真相已經與死者同去，永遠最大悲劇是沒有直接責任人的悲劇，在大時代的洪流中，也許相關的、不相關的人都漠視了楊改蘭生前的權利，甚至無意中小小往死路上推了她一把。在各類調查資料之中，我註意到一個細節，楊改蘭所在的村莊沒有專門洗澡的地方，她往往隔十多天和村裡小姑相約去十多裡外洗澡。
感嘆過後，還有什麽？楊改蘭的死亡，希望可以打破很多人對於重建鄉村生活的田園牧歌幻想，貧困，缺乏希望的貧困，缺乏希望又毫無出路的貧困，可以置人於死地。
然而，真的沒有出路麽？我設想，如果楊改蘭在蘭州，哪怕只是在群租房，她起碼不用那麽遠去洗澡，以她的年輕和勤勞，不難看到自身的價值，在市場交換之中，人不是累贅，而是資本。這一哀傷的新聞，或許也可對比現實中的勵志劇：昔日網紅鳳姐，借楊改蘭的悲劇，說出貧苦的絕望，也借機傾訴自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不如意，然而，鳳姐自身的蛻變，不正是以大城市為跳板完成的麽？
小地方的螻蟻，不如大城市的蜉蝣——諷刺的是，蜉蝣的生命短暫，但是再短暫的生命，也曾經接近過文明的滋養，即經濟學家所謂體面的生活，對於昔日勞工階層來說或許是有一件白襯衫，對於中國農民工而言，恐怕無非就是一個不受驚擾的城市一角。對比中國大城市當下諸多限人舉措，在楊改蘭悲劇面前，人們或許應該醒悟，大城市不是問題本身，恰恰是解決問題的鑰匙。
幾年之前，我首次造訪東京。除瞭如普通國人一般感嘆其樓宇整潔，服務得體，我尤其註意到人口密集之下的公共生活有條不紊。與在日本朋友聊起，他們笑稱東京人口其實不到上海的二分之一，而其面積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這也意味著東京人口密度實際上超過上海，更不用提北京。如今，東京人口已經超過1300萬，而東京都市圈人口超過3500萬，占日本人口超過四分之一。
對比上海，東京先天條件不算優越，在山谷和海洋之間，加上臨近地震帶，對於高樓也有不少限定。對比這一個規模，上海人口的容納極限其實充滿想象力。
然而，對比東京居民擁有永久產權的獨棟住房以及各類醫療服務，北京上海雖然坐擁各類世界級別的高樓，其居民則為各種資源競爭倍感焦慮，無論是孩子入學還是老人看病。抱怨之下，地方政府並非毫無作為，近年更是積極控制人口規模。以上海為例，8月上海公佈的《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草案提出，到2040年，要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左右，而上海2014年官方公佈人口2426萬，這意味著未來二十年，上海政府將致力於人口零增長。
與此同時，上海已經變為一個老齡化社會，根據《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調查制度》統計，截至2015年底，上海全市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436萬人，占總人口的30.2％。
問題在於，誰來為這些老齡人養老呢？外來青壯年就業人口成為首要目標，上海在吸引外來就業人口方面（比如居住證積分），年齡也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但即使如此，從居住證到落戶之間，相距何止萬里。上海提倡的7年的居住證轉戶口制度推出以來， 7年之間共有2.4萬人落戶，每年三千人略多，對比人口基礎可謂杯水車薪。
東京也是上海交大教授陸銘喜歡提到的案例，他多年來一直倡議大城市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方向。陸銘新著《大國大城》觀點明確，論述清晰，數據圖表與中外對比簡單明瞭，可謂中國經濟學家對於城市化研究所能做出的最好貢獻之一。
對比中國和日本的人口規模，如果按照東京都市圈占據日本人口規模四分之一換算，陸銘認為，上海人口達到3000萬~5400萬規模並不令人奇怪。按照他的模型，如何結合首位城市人口比重與人均GDP、國家（地區）總人口的關系，以上海為例的結果將是：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20000美元，全國有14億人口，上海的人口份額是2.6%，人口規模將達到3523萬；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30000美元，全國人口達到16億，上海的人口份額是2.83%，人口規模將達到3842萬。
接近4000萬人口的上海，聽起來很難想象，事實上卻非常現實，而且很可能低估了未來上海作為長三角都市圈核心的容納能力。
近期我作為點評嘉賓參加了陸銘《大國大城》的陸家嘴讀書會，我對於他主張大城市觀點基本贊同，他的理念其實也是在還原經濟學常識。我個人的疑惑在於，完美的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中間鴻溝在哪裡？原因恐怕不僅僅在於經濟。
首先，城市化的邊界在哪？上文所提東京，已經是都市化的特例。不知不覺之間，中國一線城市不僅在房價方面超英趕美，在規模方面上也實現了超越，對比之下，紐約人口在2016歷史性地超過850萬，而臺北等城市不過兩百多萬。那麽，北京上海之類城市有沒有邊界？
大城市的合理性，從經濟上講方向是很明確。在政策並不鼓勵的情況下，一線城市成為超級大城市已經成為現實，這其實是市場選擇結果。 如果給予人們足夠選擇，城市邊界會自動收斂於邊際成本所決定的地方，效率的遞減規律會決定城市的邊界。
中國城市化諸多症結，迷信規劃恐怕也是重要一端。當強勢政府管理與弱勢公共供給出現落差之際，人口成為“原罪”，諸多公共管理方面的缺失都以“人口眾多”作為藉口。控制大城市發展的傾向，很大程度上也來自對大城市病甚至貧民窟的恐懼，甚至導致大城市控人成為近些年最吸引人註意、也最有成效的公共政策。城市化路徑選擇上的錯誤，其形成症結在經濟學上清晰可見，但解決路徑則可能更多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其次，大城市諸多問題中，目前抱怨最多的恐怕是高房價問題，尤其在最新一輪地王狂潮之下，城市管控有了道德理由與形勢需要，例如最近上海距離市區60多公里臨港新城房價高達3萬，還出現 1700人秒殺400餘套住房情況。
目前無論王健林等地產首富還是財經評論員，人人都在談超發貨幣推高房價。問題在於，到底是貨幣超發推高房價還是土地供應限制推高房價？這種說法本質其實和將大城市病簡單歸結為人口眾多一樣，都是用最簡單的邏輯來解釋最直觀的現實，盡管真相可能遠遠比這更為復雜。
事實上，即使中國房地產越來越帶有投資品特性，房屋價格實際上更多是由各類顯性與隱性租金的折現來決定，而目前房價的很大部分收益其實是作為地價支付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無疑是游戲的最大贏家。從經濟學角度講，與其說超發貨幣推高了房價，不如說高漲的房價推動了廣義貨幣的加速。
此外，城市化以及房價，看似只是城市問題，其實涉及國家土地戰略。城市化的另一頭是廣大農村人口，而他們往往以保護的名義束縛在價格被低估、價值無法變現的農村土地之上。
最後，城市化雖然對於全體社會有益，但是始終也有失意者。最典型就是原有城市戶籍居民的低收入階層，他們或許隨著城市化在個人發展、資產升值以及養老等方面獲得看不見的潛在收益，但是對於個人而言，看得見的損失可能更為明顯，在個人就業以及子女就學方面，他們遭遇競爭和挑戰更為明顯。
粗暴地說，這部分人類似科幻小說《北京折疊》中的第二空間底層，因為他們不少並沒有專業技能提升可以到第一空間，往往直接面對外來就業人口的競爭；至於第三空間往往以農民們為主，這一層次的生活和工作，其實並不直接影響他們。為了平衡安撫這部分本地群體，目前大城市控人策略，已經從控制第三空間轉向控制第二空間。
以北京為例，為了實現202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內目標，近年北京一系列政策除了“以房控人”（嚴控城區住宅增量）、“以業管人”（清除小商品市場）等策略之外，更突兀的是“以學控人”，即提高非戶籍人口子女的入學門檻。在實際執行過程，要求證件甚至多達28個，對於各區就業、住房入學統一要求細化。這些措施所要求的條件，不要說農民工達不到，普通外來中產階級家長要達到各類條件，恐怕也並不容易。從驅趕農民工到驅趕中產階級，這種大城市最新趨勢值得警惕。
中國城市化何去何從，其實關系每個人的前景。我們抱怨大城市，大喊逃離北上廣，最終發現大城市或許擁擠，卻始終與我們最為親近。台灣在城市化過程中，人人感嘆“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哀傷“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 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現代鄉愁或者田園牧歌，無論如何美麗，也並非沒有代價，最終不過是個人消費品甚至奢侈品，其成本不應該由全社會承擔。最終，霓虹燈到底還是會遍佈全島，而城市給予人們的最美麗饋贈，不僅僅是機會，更是選擇的自由。作者近期出版《有時》、《印鈔者》。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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