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金融時報
周健
教育首先是關於“人”的教育，培養一個人的精氣神，而非單純的知識和技術，中國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遠。
一
10月3日，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佈將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細胞自噬機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發布會結束後，中國一家媒體的記者採訪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委員會主席朱琳·吉拉斯。這位記者問朱琳·吉拉斯，大隅良典的“細胞自噬機理”有何應用前景？吉拉斯面對這個有點“外行”的問題解釋說“盡管在未來有各種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更為基礎的層面讓人們理解細胞的工作方式，並不是專註於應用。”
這位記者的問題可能有些“結果導向”。在中國，很多時候人們只問結果，而不少堅持自己的理想卻最終一事無成的人，經常遭到旁人的嘲笑。
早在啟蒙運動時期，歐洲公共知識分子在對中世紀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思中就認識到，一個有價值的行為並不是由隨之而來的結果構成，而是由完成這一行為的意圖構成，人類的社會倫理必須超越結果導向的簡單驅動。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一個好的意志之所以好，並不是因為它所達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這一意志完全沒有力量實現它的目標，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仍然一事無成……它也仍然像一顆珠寶一樣，因其自身的緣故而熠熠發光。”
1949年，湯川秀樹代表日本人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後，日本在上世紀共五次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在2000年以後的16年間，日本共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獎人數僅次於美國。
2000年以後，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二戰後開始上學的青少年。日本二戰前和戰後，教育原則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把人當作“愛國工具”來培養，後者是把人當作“人”來教育，把教育孩子什麽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學生以親身經歷比較中國、日本和美國科學家治學的不同，他說日本人的強項是努力和堅持，而美國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堅持、自由和想象力，這些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無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和日本諾貝爾自然科學獲獎者人數的距離，是教育是培養“人”，還是培養“工具”的區別。
目前全球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一共有九位華人，分別是楊振寧與李政道（1957年物理學獎）、丁肇中（1976年物理學獎）、李遠哲（1986年化學獎）、朱棣文（1997年物理學獎）、崔琦（1998年物理學獎）、 錢永健（2008年化學獎）、高錕（ 2009年物理學獎）、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學或醫學獎）。九位獲獎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大陸接受教育，崔琦1949年後在大陸讀過兩年小學，其他人1949年後均沒有在大陸接受過教育。
日本人共計有22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高出華人一倍以上。華人也能獲獎說明，華人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沒問題。但大陸人基數如此之大，為何獲獎者只有屠呦呦一個“另類”？很可能，問題出在我們的教育，尤其是，只教“知識”不教“人”。
一百多年來，中國教育最失敗的地方是沒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沒有想過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個“人”。在“學以致用”的指導下，我們的教育一味地思量著如何把“人”培養成某種“工具”。1980年代，這種行為被解釋為“救亡”壓倒“啟蒙”。
二
晏陽初是中國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張首先解決識字，然後是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這“四大教育”，解決中國民眾貧、愚、弱、私的“四大病”，從而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100年前，晏陽初希望教出來的“人”能成為“強國救國”的工具，這一點中國至今沒變。
蔡洋是在建築工地上做小工的90後，13歲輟學，接受過義務教育的他，能看報識字上網。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鐵鎖，將西安車主李建利的腦袋砸出了一個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門前，蔡洋依然覺得自己並沒有犯罪。蔡洋告訴他的媽媽：“網上對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對”，“我是愛國，抵制日貨”，不會有大事情。
中國教育最引以為榮的是義務教育，經常說小學凈入學率為99.8%、全國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來的卻很多是像蔡洋一樣的“人”。教育對於他們而言，不過是解決了認幾個字、會上網、會“愛國”、會讀民族主義小報的問題。
往好了說，義務教育是教會他們能從農村進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啟事，能養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養活自己以後該怎麽辦，該怎麽做人，怎麽思考，教育在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說，義務教育是把“人”當成國家強盛的工具來培養，識字之後能看懂簡單的宣傳標語，能進出“精神洗浴房”，只要能“做牛做馬也愛國”、能“為政府出力”就好，至於究竟什麽是“人”，“人”的尊嚴是什麽，怎麽對待“生命”，這個問題，教的不多。
蔡洋，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流露出來的是泛濫無歸的興趣、漫無節制的情緒、亂七八糟的邏輯、好高騖遠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動。蔡洋只是一個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與口炮黨之爭”這樣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寶強怒斥馬蓉出軌”、“郭德綱曹雲金之爭”的雞毛蒜皮，朋友之間，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證。
在雞毛蒜皮的爭論中，彌散著諸如“沒有理由，就是支持”這樣的不負責任的極端言論。錶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執，自以為有主張、有理想，仔細觀察，大量的人是偏見武斷，黨同伐異，沒有真理，只有立場。
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學課程中“排它性”政治教育的結果，簡單固化的價值觀，教育的出來的人大多偏執而缺少包容，對待異己分子不共戴天，對同胞下手比對動物還狠，這教育，對“和諧社會”一點好處都沒有。
今天的“正負能量”之爭，就是“簡單固化的價值觀”之下的朋黨之爭、利益之爭，彼此之間互相攻擊，抓住對方一點短處就大驚小怪，被對手發現一點不檢就手足無措。
因為缺少“人”的教育，被當“工具”培養出來的“人”，要麽是剛愎自用地“黨同伐異”，一言不合就打打殺殺，要麽就是見利忘義，朝秦暮楚，毫無原則。
明明種下去的是瓜，為什麽我們得到的是豆？教育部長估計也想不明白。
仁和義是“人性”教育中的兩個基礎。所謂仁，就是要寬宏大量，要有氣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謂義，就是要堅持自己的理想，遇到事情能沉著應對，而不是覆雨翻雲，見利忘義。
教育中缺少了“仁義”二字，自然就會種瓜得豆。
三
半夜還沒睡覺，你老婆問你，為什麽還不睡覺而在為公益項目寫文案。
“為了文案能夠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為什麽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為了讓更多的人捐錢。”
“你們收那麽多善款要乾什麽？”
“我們機構才會有影響力。”
“影響力有什麽用呢？”
“就才幫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工資”
“拿更多的工資，我們就可以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幼兒園。”
這就是康德所說的“他律性”，行動的目標是為了實現外在的、別人設定的目的行動，而不是為人自身在行動。人本身成為了實現目標的工具，而非具有獨立意志的人。
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人，不是考慮什麽事情能不能乾成，而是考慮這個事情自己是否願意乾，自己願意怎麽乾。後者是一個人的道德選擇，是對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當成目標來對待，而不是把人當成工具。
做公益需要籌款，你是用“臟錢”去套騰訊的錢呢，還是打“淚點”忽悠老百姓捐錢，還是，把事情說得明明白白，捐不捐隨緣。這三種辦法，雖然拿回來的錢是一樣的，但拿錢回來的人卻大不一樣。
對於前兩種募款的辦法，即便是西方功利主義哲學的代表密爾也不敢這麽乾，因為那麽做，從長遠看會降低次生效益，也就是會損害社會對公益組織的看法，會降低更多的人的捐款意願。
而很多缺少“人本”教育、急於賺快錢的中國人對此是不會理解的，他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技術和規則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錢搞到手。
公益是件嚴肅而專業的事情，即便是募款，也要考慮很多細節給社會帶來的影響。
四
秦暉說中國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統，教育也是如此。以專教人學些吃飯、養家糊口本事的職業教育，把“學以致用”當指南，以“倉廩實、衣食足”為裡子，以“知禮節、知榮辱”為面子。只管教人學謀生的職業手段，教人脫貧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講“有錢”以後，該怎麽做“人”。從職業中學畢業，會點化學知識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裡加，把豆製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腸裡加，只管自己賺錢，不管他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關的禮節和榮辱教育，特別是現在的職業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奪不饜”的“狼性”當做職業精神來培養。這樣教出來的學生，在學校的時候，讀書一知半解，便以為世界的機遇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未來國家社會江湖商業非以此為準不可，一旦進入現實的社會，當空中樓閣掉到地上碎成一堆二維碼的時候，以國家為己任的豐滿理想立刻癟變為與有權有勢者同流合污，狗苟蠅營。
同樣一個學生，為何校園內外，判若兩人？蓋其原因，缺少“人”的教育，心中並無自己真心所愛，遇到一點困難，內心就潰不成軍。
五
大學教育，本來是做“大學問”、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現在卻以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專業化的“技術官僚”為目標。說好點，是培養出一些以“知識”為武器，為利益集團和自己謀利益的“磚家”；說差點，連“技術官僚”都算不上，只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無視“人性”。
大學教育，作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華說的意志的力量，一個人要知道人本身的價值，對自己的生命有一個清晰的認知，你在那裡，往那裡去？
所謂的品，就是一個人總得有個自己喜歡的追求，不能什麽事情都見風使舵；同時，也要學會將心比心，認同和諒解別人的立場。一個人只管自己的追求，不管別人的死活，就像希特勒一樣，很容易變成成極端分子；一個人沒有立場，僅把大眾的好惡做為歸屬，就是一個媚俗之人。
目前的大學之中，這兩種人正源源不絕地涌向社會，因為我們的教育沒有對他們進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教育也好，德性教育也好，都不是簡單地宣傳各種規則，人的德性是在行為中間培養出來的。一位西方哲人說：“我們通過正當的行為成為正當的人，我們通過節制的行為成有節制的人，我們通過勇敢的行為成為勇敢的人”。
據報道，當大隅良典接到獲得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獎通知時，他說：“我很驚訝，我在我的實驗室。”在日本，很多的知名教授都親自下實驗室，親自帶著學生做實驗，親自復核數據，學生的德性就是老師這麽帶出來的。
在中國的大學里，像大隅良典這個級別的教授，很多早就脫離了實驗室，做著申請課題要錢、四處開會拿紅包的事情，即便是級別較低的副教授，也會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寫提案、開會、行政工作、訓斥學生等等。
大隅良典曾經這樣形容自己“我不喜歡跟人競爭，我沒有自信能贏”。這句話後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並持之以恆，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這些都和技術無關，與一個人的精神相連，科學和技術的後面是熱烈的情緒與敢作敢為的無畏精神，是餘勇可賈、負重任走遠道的精氣神。
教育首先是關於“人”的教育，培養的是一個人的精氣神，而非單純的知識和技術。顯然，今天中國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遠了。
（註：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一
10月3日，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佈將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細胞自噬機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發布會結束後，中國一家媒體的記者採訪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委員會主席朱琳·吉拉斯。這位記者問朱琳·吉拉斯，大隅良典的“細胞自噬機理”有何應用前景？吉拉斯面對這個有點“外行”的問題解釋說“盡管在未來有各種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更為基礎的層面讓人們理解細胞的工作方式，並不是專註於應用。”
這位記者的問題可能有些“結果導向”。在中國，很多時候人們只問結果，而不少堅持自己的理想卻最終一事無成的人，經常遭到旁人的嘲笑。
早在啟蒙運動時期，歐洲公共知識分子在對中世紀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思中就認識到，一個有價值的行為並不是由隨之而來的結果構成，而是由完成這一行為的意圖構成，人類的社會倫理必須超越結果導向的簡單驅動。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一個好的意志之所以好，並不是因為它所達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這一意志完全沒有力量實現它的目標，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仍然一事無成……它也仍然像一顆珠寶一樣，因其自身的緣故而熠熠發光。”
1949年，湯川秀樹代表日本人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後，日本在上世紀共五次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在2000年以後的16年間，日本共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獎人數僅次於美國。
2000年以後，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二戰後開始上學的青少年。日本二戰前和戰後，教育原則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把人當作“愛國工具”來培養，後者是把人當作“人”來教育，把教育孩子什麽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學生以親身經歷比較中國、日本和美國科學家治學的不同，他說日本人的強項是努力和堅持，而美國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堅持、自由和想象力，這些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無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和日本諾貝爾自然科學獲獎者人數的距離，是教育是培養“人”，還是培養“工具”的區別。
目前全球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一共有九位華人，分別是楊振寧與李政道（1957年物理學獎）、丁肇中（1976年物理學獎）、李遠哲（1986年化學獎）、朱棣文（1997年物理學獎）、崔琦（1998年物理學獎）、 錢永健（2008年化學獎）、高錕（ 2009年物理學獎）、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學或醫學獎）。九位獲獎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大陸接受教育，崔琦1949年後在大陸讀過兩年小學，其他人1949年後均沒有在大陸接受過教育。
日本人共計有22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高出華人一倍以上。華人也能獲獎說明，華人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沒問題。但大陸人基數如此之大，為何獲獎者只有屠呦呦一個“另類”？很可能，問題出在我們的教育，尤其是，只教“知識”不教“人”。
一百多年來，中國教育最失敗的地方是沒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沒有想過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個“人”。在“學以致用”的指導下，我們的教育一味地思量著如何把“人”培養成某種“工具”。1980年代，這種行為被解釋為“救亡”壓倒“啟蒙”。
二
晏陽初是中國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張首先解決識字，然後是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這“四大教育”，解決中國民眾貧、愚、弱、私的“四大病”，從而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100年前，晏陽初希望教出來的“人”能成為“強國救國”的工具，這一點中國至今沒變。
蔡洋是在建築工地上做小工的90後，13歲輟學，接受過義務教育的他，能看報識字上網。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鐵鎖，將西安車主李建利的腦袋砸出了一個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門前，蔡洋依然覺得自己並沒有犯罪。蔡洋告訴他的媽媽：“網上對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對”，“我是愛國，抵制日貨”，不會有大事情。
中國教育最引以為榮的是義務教育，經常說小學凈入學率為99.8%、全國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來的卻很多是像蔡洋一樣的“人”。教育對於他們而言，不過是解決了認幾個字、會上網、會“愛國”、會讀民族主義小報的問題。
往好了說，義務教育是教會他們能從農村進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啟事，能養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養活自己以後該怎麽辦，該怎麽做人，怎麽思考，教育在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說，義務教育是把“人”當成國家強盛的工具來培養，識字之後能看懂簡單的宣傳標語，能進出“精神洗浴房”，只要能“做牛做馬也愛國”、能“為政府出力”就好，至於究竟什麽是“人”，“人”的尊嚴是什麽，怎麽對待“生命”，這個問題，教的不多。
蔡洋，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流露出來的是泛濫無歸的興趣、漫無節制的情緒、亂七八糟的邏輯、好高騖遠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動。蔡洋只是一個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與口炮黨之爭”這樣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寶強怒斥馬蓉出軌”、“郭德綱曹雲金之爭”的雞毛蒜皮，朋友之間，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證。
在雞毛蒜皮的爭論中，彌散著諸如“沒有理由，就是支持”這樣的不負責任的極端言論。錶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執，自以為有主張、有理想，仔細觀察，大量的人是偏見武斷，黨同伐異，沒有真理，只有立場。
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學課程中“排它性”政治教育的結果，簡單固化的價值觀，教育的出來的人大多偏執而缺少包容，對待異己分子不共戴天，對同胞下手比對動物還狠，這教育，對“和諧社會”一點好處都沒有。
今天的“正負能量”之爭，就是“簡單固化的價值觀”之下的朋黨之爭、利益之爭，彼此之間互相攻擊，抓住對方一點短處就大驚小怪，被對手發現一點不檢就手足無措。
因為缺少“人”的教育，被當“工具”培養出來的“人”，要麽是剛愎自用地“黨同伐異”，一言不合就打打殺殺，要麽就是見利忘義，朝秦暮楚，毫無原則。
明明種下去的是瓜，為什麽我們得到的是豆？教育部長估計也想不明白。
仁和義是“人性”教育中的兩個基礎。所謂仁，就是要寬宏大量，要有氣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謂義，就是要堅持自己的理想，遇到事情能沉著應對，而不是覆雨翻雲，見利忘義。
教育中缺少了“仁義”二字，自然就會種瓜得豆。
三
半夜還沒睡覺，你老婆問你，為什麽還不睡覺而在為公益項目寫文案。
“為了文案能夠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為什麽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為了讓更多的人捐錢。”
“你們收那麽多善款要乾什麽？”
“我們機構才會有影響力。”
“影響力有什麽用呢？”
“就才幫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工資”
“拿更多的工資，我們就可以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幼兒園。”
這就是康德所說的“他律性”，行動的目標是為了實現外在的、別人設定的目的行動，而不是為人自身在行動。人本身成為了實現目標的工具，而非具有獨立意志的人。
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人，不是考慮什麽事情能不能乾成，而是考慮這個事情自己是否願意乾，自己願意怎麽乾。後者是一個人的道德選擇，是對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當成目標來對待，而不是把人當成工具。
做公益需要籌款，你是用“臟錢”去套騰訊的錢呢，還是打“淚點”忽悠老百姓捐錢，還是，把事情說得明明白白，捐不捐隨緣。這三種辦法，雖然拿回來的錢是一樣的，但拿錢回來的人卻大不一樣。
對於前兩種募款的辦法，即便是西方功利主義哲學的代表密爾也不敢這麽乾，因為那麽做，從長遠看會降低次生效益，也就是會損害社會對公益組織的看法，會降低更多的人的捐款意願。
而很多缺少“人本”教育、急於賺快錢的中國人對此是不會理解的，他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技術和規則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錢搞到手。
公益是件嚴肅而專業的事情，即便是募款，也要考慮很多細節給社會帶來的影響。
四
秦暉說中國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統，教育也是如此。以專教人學些吃飯、養家糊口本事的職業教育，把“學以致用”當指南，以“倉廩實、衣食足”為裡子，以“知禮節、知榮辱”為面子。只管教人學謀生的職業手段，教人脫貧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講“有錢”以後，該怎麽做“人”。從職業中學畢業，會點化學知識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裡加，把豆製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腸裡加，只管自己賺錢，不管他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關的禮節和榮辱教育，特別是現在的職業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奪不饜”的“狼性”當做職業精神來培養。這樣教出來的學生，在學校的時候，讀書一知半解，便以為世界的機遇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未來國家社會江湖商業非以此為準不可，一旦進入現實的社會，當空中樓閣掉到地上碎成一堆二維碼的時候，以國家為己任的豐滿理想立刻癟變為與有權有勢者同流合污，狗苟蠅營。
同樣一個學生，為何校園內外，判若兩人？蓋其原因，缺少“人”的教育，心中並無自己真心所愛，遇到一點困難，內心就潰不成軍。
五
大學教育，本來是做“大學問”、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現在卻以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專業化的“技術官僚”為目標。說好點，是培養出一些以“知識”為武器，為利益集團和自己謀利益的“磚家”；說差點，連“技術官僚”都算不上，只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無視“人性”。
大學教育，作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華說的意志的力量，一個人要知道人本身的價值，對自己的生命有一個清晰的認知，你在那裡，往那裡去？
所謂的品，就是一個人總得有個自己喜歡的追求，不能什麽事情都見風使舵；同時，也要學會將心比心，認同和諒解別人的立場。一個人只管自己的追求，不管別人的死活，就像希特勒一樣，很容易變成成極端分子；一個人沒有立場，僅把大眾的好惡做為歸屬，就是一個媚俗之人。
目前的大學之中，這兩種人正源源不絕地涌向社會，因為我們的教育沒有對他們進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教育也好，德性教育也好，都不是簡單地宣傳各種規則，人的德性是在行為中間培養出來的。一位西方哲人說：“我們通過正當的行為成為正當的人，我們通過節制的行為成有節制的人，我們通過勇敢的行為成為勇敢的人”。
據報道，當大隅良典接到獲得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獎通知時，他說：“我很驚訝，我在我的實驗室。”在日本，很多的知名教授都親自下實驗室，親自帶著學生做實驗，親自復核數據，學生的德性就是老師這麽帶出來的。
在中國的大學里，像大隅良典這個級別的教授，很多早就脫離了實驗室，做著申請課題要錢、四處開會拿紅包的事情，即便是級別較低的副教授，也會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寫提案、開會、行政工作、訓斥學生等等。
大隅良典曾經這樣形容自己“我不喜歡跟人競爭，我沒有自信能贏”。這句話後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並持之以恆，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這些都和技術無關，與一個人的精神相連，科學和技術的後面是熱烈的情緒與敢作敢為的無畏精神，是餘勇可賈、負重任走遠道的精氣神。
教育首先是關於“人”的教育，培養的是一個人的精氣神，而非單純的知識和技術。顯然，今天中國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遠了。
（註：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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