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師孟
商人與政客、真小人與偽君子，哪種人容易應付些？當台灣的國際處境有求於人時，哪一種人可能較有著力點？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不只是一般民眾而已，連政治嗅覺最靈敏的美國主流媒體，同樣栽在「二選一」的賭盤。以事後諸葛來評斷的話，其實要預測這次大選結果並不像表面上那麽容易，主因之一在於選舉過程最大的「看點」或「爭點」，不在候選人的競選政見，而在候選人本身的人格特質；客氣一點的把兩人說成是「商人 vs 政客」，一個是在商言商、一個是口是心非；刻薄一點的則說成是「真小人 vs 偽君子」，一個是唯利是圖、另一個是表裡不一。明明要選出的是國家元首，卻被迫在「兩害」中「取其輕」，的確有些棘手。
但我們台灣人在嘲笑美國人之先，也應該要反省自己：八年前我們不是也曾選出一個既是偽君子、又是真小人的馬英九總統，而且落選者的水準還遠遠在他之上。這位總統從學生時代就充當獨裁政黨的海外「職業學生」，專門以打小報告、製造黑名單為能事，這不是小人行徑的話，什麽才是？在他回台之後，立即成為獨裁者重點栽培的樣板人物，也由真小人順利晉升到偽君子。風光歷任了各種黨政要職，毫無建樹，卻扶搖直上。一朝羽翼既豐，就反噬起同黨的黨主席與總統，更不用說打著「反貪腐」旗幟，道貌岸然地羅織種種罪名，對反對黨前總統趕盡殺絕。直到他也下台了，大家才看清他本身在位期間的違法亂政，這若不是偽君子的話，什麽才是？這樣的貨色會贏得多數選票、當選總統，是台灣民主歷程上無可磨滅的恥辱。
藉機罵罵馬英九；再回到美國大選。
最後雖然多數美國人民還是選擇支持外在形象較佳的希拉蕊，但因為採用了「選舉人制」的間接選舉方式，反而被言詞粗鄙的川普拿下勝利，以致引起後續若干騷動抗議。不過遊戲規則老早已訂下，美國人民應該會有「願打服輸」的基本民主素養，不至於像2004年連戰與馬英九的無賴罵街。
藉機再罵罵馬英九；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台灣人而言，誰比較適合做下一任的美國總統，最重要的考量當然是：誰對台灣未來的生存與安全比較有利。這個觀察角度固然與美國民眾不同，但在兩位候選人就這個議題都少有著墨的情況下，我們也只好仿傚美國民眾，依照兩人的人格特質來做判斷；也就是說，商人與政客、或真小人與偽君子，哪一種人容易應付些？當台灣的國際處境有求於人時，哪一種人可能較有著力點？
最近一位朋友在他臉書上感歎說：「在我記憶中的美好世界逐漸崩解的今天…」，是的，但在我們記憶中做為自由世界守護者的美好美國，不等到今天就早已崩解。當我們回顧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就發現美國政府早已由二戰後期創設聯合國時所強調的「普世價值」，轉向為「美國利益」，以致台灣在過去近半個世紀，受盡了美國的擺佈。
自尼克森總統在1970年上台，就是台灣命運逆轉的開始，這位典型政客是在越戰中期接替發動越戰的詹森，他的就職演說表示：「歷史所能賞賜的最高榮譽就是和平製造者 (peacemaker)」，公開打臉他的前任。之後他就與季辛吉國務卿親訪中國，向毛匪澤東伸出橄欖枝，這時毛所策動的「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最經典的一段畫面是，尼克森刻意安排與當時的中國總理周匪恩來握手合照，因為十多年前美國的杜勒斯國務卿曾公開拒絕與周握手，尼克森在表達歉意。1972年「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此成為美國的外交定調，不但表示「台海兩邊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尼克森真的是想做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和平使者嗎？當然不是。他只是想利用中俄之間的緊張關係，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並進而自越戰的泥淖中抽身，完全沒有把中國正在上演的人權浩刼放在心上，更別說台灣前途了。不幾年，尼克森陷入「水門案」醜聞，偽君子的面目被掀開，但對台灣的傷害已無可挽回。其後卡特總統宣布美中建交，終止前後25年的「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成了真正的國際孤兒。
希拉蕊的先生柯林頓總統對台灣也相當不友善，1999年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兩國論」時，被他與江匪澤民指責為「麻煩製造者 (troublemaker)」公然羞辱，好像協助防衛台灣，就有權力把台灣當「細漢的」，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都要看他臉色。2000年阿扁總統當選，他有見於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居然獲得相當民意的支持，心中不滿、但又不便公然否認台灣的民意取向與民主選舉，只好給阿扁穿小鞋，阿扁總統還未就職，美方就傳達「四不」的說法，做為安排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前提，結果阿扁「迫於形勢」說了，對方卻毫無反應。次一任的小布希總統，一般認為對台灣不錯，但只是相對於之前的幾任；他對阿扁2003年「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宣告，也極度不滿，據說當年在 APEC 與胡匪錦濤會面時，也用了「麻煩製造者」一詞。美國總統棄友求榮就叫「和平製造者」，台灣總統捍衛國格就叫「麻煩製造者」，這不是政客才會有的嘴臉嗎？
什麽，扯太遠了？好的，那就來看看這次力挺希拉蕊的歐巴馬總統，他任內對台灣有什麽「善意」。這可不是扯太遠，因為希拉蕊競選陣營的外交政策顧問都承認，她會「延續歐巴馬的對台政策」。
2008年底歐巴馬勝選，胡匪錦濤以元首熱線表達祝賀，在交談中兩人一致認為，發展美中關係不僅是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而且是全球整體的利益，這是歐巴馬的初試啼聲，也是他不久推動「美中峰會」(G-2) 的預告。2009年11月他訪問中國時以台灣為伴手禮，重申「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2012年2月在白宮接見習匪近平時，明說他「拒絕任何台獨主張」。或許有人會說，歐巴馬政府一再表明遵守美國國會在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要出售防禦性武器結台灣。但他就任時國會通過的對台軍售，一拖再拖。又因為中國發出警告，若售予台灣要求的66架 F-16C/D 新機，「是冒著中美兩國誤判對方的風險，可能導致意外的全面攤牌」，美國趕緊宣布只幫台灣提昇既有的145架 F-16A/B 戰機雷達性能。《經濟學人》評論說：「這讓台灣完全不能感受到安全有所提高」。但即使這個打折後的方案，最後也遭到刪除，所以不久又有美國軍事專家指出，中國軍備不斷擴張，台海均勢無以維持，2014年國會友台議員再度呼籲軍售台灣時，歐巴馬明知中國軍力已非台灣能抗衡，仍然選擇裝聾作啞，有人判斷原因之一竟然是中國國家主席習匪近平將於2015年訪美，必須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總統如此，國務院當然上行下傚。目前 AIT 的梅建華 (Kin Moy) 處長在2014年3月仍擔任國務院「東亞與亞太事務副助卿」時，曾被指派接受眾議院「台灣關係法35週年公聽會」的質詢，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 (Ed Royce)，亞太小組主席夏波 (Steve Chabot) 及其他多位眾議員提出各種對歐巴馬政府的要求，包括放寬兩邊高層官員互訪的限制、准許台灣加入區域聯合軍演、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梅建華從頭到尾實問虛答、支吾其詞，把困難全推給「一中政策」，好像「一中政策」等於是規範猶太人生活言行的十誡與律法，美方任何行政措施或執行細節都有規定一樣。當會議主席要求國務院根據東亞情勢發展來檢討「一中政策」本身的存廢時，他回答：「中台關係從來沒有像目前這麽好」。這個說法的始作俑者，當然就是我們自己那位沒出息的馬英九，但由美國人口中說出，更覺刺耳。
最後再罵一次馬英九，最好他聽到。
我們不是想批評梅建華對台灣不懷好意，但這種只知聽命行事的官員，對台灣實在沒三小路用：今年9月他和蔡英文總統共同出席一場研討會時，信誓旦旦地表示：「台灣在亞洲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對於區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美國肯定這些貢獻，並且將繼續支持台灣發展更多的國際空間。」言猶在耳，9月底「國際民航組織」(ICAO) 在中國籍秘書長柳芳主導下，不但拒發邀請函給台灣、並且警告各國代表發言不得提議聲援「第三國」，否則麥克風消音。我們對中國人的小鼻小眼作風可以理解，怪的是美國代表有做出任何支持台灣的動作嗎？一點都沒有。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11月初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份受邀，但同樣遭到封殺。該組織更過份地選出一個中國籍的孟宏偉為新秘書長，此人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黨性堅強、罔顧人權、敵視台灣。我們對中國會推出這種鷹派來爭取國際組織的領導職位，不感意外，但美國如果真想讓台灣有機會發揮對國際社會的實質貢獻，對中國的野心會完全束手無策嗎？不能聯合其他會員尋求替代人選嗎？是不能還是不為呢？
台諺有謂：「一隻嘴、唬纍纍」，用來形容美國傳統政治人物頗為傳神；這些人有口慧而實不至，公開承諾變成虛應故事，甚至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心裡沒有一絲不安。難怪這幾年屢屢傳出「棄台論」的主張，《經濟學人》老早在2011年就指出：「美國可能考慮台灣已經是一個戰略上的負債，…與其因而招惹中國，不如把台灣當做一塊碎肉丟去安撫他」。我們不敢說美國政府真的會如此無情無義，但我們心知肚明這些政治人物─包括希拉蕊─早已以所謂的「核心利益」取代了「共同價值」，做為美國對外政策─包括對台政策─的準則，我們如果還是相信長期浸淫在「建制」(establishment) 以內的希拉蕊會有利於台灣，最好要有「我以真心換絕情」的心理準備。
但川普的商人本性不是更像梁惠王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台灣難道不會更慘？
的確，川普很可能是梁惠王同一掛的，但和生意人做生意至少有一點好處：只要價錢談妥，生意就做得成；和政客談生意的麻煩是，他不會告訴你價碼，你以為成交了也不能保證生意做得成，無論結果如何，他都說得出一番道理，讓你拿他莫可奈何。川普10月底在賓州蓋蒂斯堡 (Gettysburg) 提出他當選後的「百日維新」藍圖，臚列了多項對外政策，是他覺得美國做了「冤大頭」，他不能容忍下去；這些多半是事實，所以只要「價碼」談好，並非無解。譬如川普不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佔了美國的便宜，因此只要這些國家肯提高國防預算，問題不就解決了。同樣，川普揚言自日本撤出駐軍，因為三萬美軍駐日的費用太高，而租用機場軍港又招致民間抗議，這也是實情，因此只要日本肯分擔經費，擺平民怨，也不難解決。川普考慮中止「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因為美國降低關稅換到的只是一些「智財權保護」等空洞的承諾，所以這些國家只要提出更具體實質的交換條件，並非不能再議。川普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一向對加、墨更有利，主張重新協商，也沒有超出一種做生意的常規，長期的生意往來若自覺吃虧，當然可以重談。至於川普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從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這一項倒是希望永遠不得解決。
為台灣計，我們應該改變與美國互動的模式，不要再想用「普世價值」、「民主理念」、「反共陣營」之類的意識型態符號，做為台美關係的黏著劑，而多思考與川普「在商言商」的方案，譬如高薪聘用美國退伍軍人來台成為「傭兵」，進入軍中擔任軍校教官、三軍部隊教練、或後勤軍事顧問，甚至可以像1950年代聘請日本軍官組成「白團」，訓練高階將領一樣；軍中長官素質的提升，可以成為台灣募兵制的成功關鍵。另如一位工程界的朋友所建議，對全美各州數以千計極待進行的橋樑更新工程，提出物超所值的報價與貸款計畫，提供台灣具有「比較利益」的零組件設計與製造，派出優秀的工程專家，結合美國的在地勞工，一舉解決美國地方財政困窘的難題。再如主動將南海樞紐的太平島讓給美軍使用，讓美國在南海獲得一處就地保護航權的基地。在菲律賓與美國漸行漸遠的當下，無疑多了些誘因。這些建議在希拉蕊手中，都可能因為對中國的顧忌而胎死腹中，川普卻可能會仔細打打算盤。
說了一大篇，最後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麽連美國這種民主老大哥，用的是選舉的民主方式，還不能選出真正的聖賢來當總統呢？
二戰期間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除了歷來所有曾經試用過的政府體制之外，民主是最壞的一種」，乍聽之下，這好像在說選舉制度也不過爾爾，只是目前還沒想到更好的實踐民主的辦法。但其實他這句話的前半段是：「在這個罪惡苦難 (sin and woe) 的世界，沒有人會假裝民主是全知全能的 (perfect and all-wise)」。所以，我們在責怪投票制度之前，應該先檢討何以這是一個「罪惡苦難」的世界，以致於「選賢與能」變成「兩害相權」或「劣幣驅良幣」？再引用一次我那位朋友的感歎：「記憶中的美好世界逐漸崩解」，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惡苦難」、「美好崩解」的根源，民主又能如何？
（本文轉載自《綠色逗陣》如果是選民，我的一票投給誰？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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