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耶夫：希臘給中國經濟的啟示

紐約時報
觀點
治理經濟，中國不妨學學希臘
謝爾蓋·古里耶夫

Eoin Ryan

本文來自「轉折點」專題(Turning Points)，其中探討的是今年的重要時刻或許會對來年意味着什麼。

轉折點：中國的股市震蕩對全球市場造成了影響。

作為政治經濟學者，我安身立命的東西是研究政治對經濟的影響。我的政治學同仁與合著者則把目光放在經濟對政治的影響上。到底哪一種對現實生活更具意義？政治糟糕的國家之所以經濟不妙，究竟是因為糟糕的經濟政策源自糟糕的政治制度呢？還是因為持續的經濟困境令合理的政治制度難以維繫？

每一年，都會湧現兩方面的例子。2015年當然也不例外，提供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故事：希臘與中國。它們都情節曲折、內涵豐富。

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那裡的選民開始對各大主流政黨心灰意冷，今年將承諾把民眾從經濟困境中解救出來的小黨派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選上了台。非民主政權（或曰「非自由民主國家」）的批評人士將激進左翼聯盟的勝利解讀為民主制度的失靈。它們提出，這證明了普通選民不能被委以做出重要決策的任務，因為他們喜歡簡單但並不正確的民粹主義解決方案。不過，激進左翼聯盟勝選之後發生的故事顯示出，希臘選民並非鼠目寸光或喪失理性。

的確，有一點在不久之後變得很清楚，激進左翼聯盟的許諾並不現實。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說的那樣，「你不能違背經濟規律，就算它們不討喜。」不管激進左翼聯盟有多受歡迎，它也不能憑空變出幾十億歐元。

擺在面前的選擇是：或者持續進行痛苦的改革，或者違約。改革意味着生活水平的立即下降；違約則會讓事情變得更糟。違約必然會帶來動蕩與不確定性，政府怎麼著都得自動轉向緊縮政策——倒不是因為有意如此，而是因為沒有錢來做其他任何事情。到那時，政府根本沒法子接觸到金融市場。

我年紀夠大，還記得俄羅斯在1998年的違約讓後蘇聯時期該國唯一的公開的左翼政府上了台。這個政府一開始還念叨起那套共產語彙，後來因為手頭拮据，被迫實施了俄羅斯歷史上嚴厲程度位居前列的緊縮預算。

希臘選民顯然對違約的代價心知肚明，在公決中強烈支持留在歐元區。這次投票的結果最終驅使激進左翼聯盟政府與各債權人達成了協議。協議本身並不會給希臘選民帶來富足，但它肯定是代價最小的選擇。

今年的另一個經濟故事是中國股市的崩潰及經濟增長的放緩，這個故事要更為宏大。隨着中國政府實施各項經濟改革，該國經濟自1978年起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這種成功讓許多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困惑不已。獨裁體制往往會遭遇兩大緊迫問題。其一是，非民主國家難以創建出對財產權與執行合同至關重要的真正的法治；而這些又是投資與增長必不可少的要素。獨裁政府往往控制不住去盤剝投資者的衝動。其二是，缺少政治競爭與媒體自由就會難以得到合適的反饋，而在治理一個大國的時候這種反饋又是必須的。

中國共產黨在一定程度上應對了這些問題，方式是採納現代民主政治的幾個核心元素：選賢任能、 權力制衡、高層的常規輪換。這種制度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其中的原因又是什麼？答案仍然懸而未決。很可能是，1949到1978年間不過是一段反常期，之後中國便重回了儒家選賢任能體制；又或者是，從毛澤東時代倖存的人希望建立起屏障，防止那個時代重來。

這種混合的政治制度創造出一些能激發促增長改革的因素：從農業部門推而廣之的自由化；人口內部遷移門檻的放鬆；從小型企業開始並擴散開來的私有化；與全球經濟的融合。這些改革帶來了與日本、台灣和韓國在此前15至30年類似的增長曲線。

然而，這些國家達到中國今天的收入水平的時候，已經享有了更為開放的政治體制。這種開放性繼而讓它們得以持續進行帶來進一步增長的改革。這並非什麼巧合：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國從貧窮增長到中等收入與從中等收入增長到富裕之間，有着質的差異。前者的關鍵是追趕發達國家，採用它們的「最佳實踐」，而這一過程可以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實現。因此，一個「仁慈的」中央集權政府也能做到這一點。

而要實現中等收入以上的增長，其經濟制度要能夠鼓勵創新，這又需要去中心化、有競爭性的政治制度。很多國家沒能建立起這些鼓勵創新的制度，之後陷入了增長放緩的「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台灣和韓國克服了這個問題，成為了知識型富裕國家。

2015年的經濟動蕩表明，中國可能正面臨這一挑戰。多項經濟學研究顯示，中國依然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可以通過進一步改革國企和金融體系、推進法治和競爭政策來予以釋放。但這樣的改革可能會損及現任政府對權力的掌控，因為上述企業和銀行是它的主要經濟槓桿。

2012年，中國國務院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合作發佈了讓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藍圖《2030年的中國》(China 2030)，在其中，中國新一任領導層對改革議程進行了大略的勾畫。但過去三年，中國甚少按照這個路線圖進行改革。相反，中國領導層選擇進一步集中政治權力。

有關民主能否帶來繁榮的爭論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期，社會科學家們總是在問，究竟是民主促進經濟增長，還是先實現高收入才能有穩定的民主制度。最近幾年，經濟學家使用高級統計工具證明，前一種觀點是正確的：一般而言，正在經歷民主化的國家可以在10年里以1%至2%的幅度改善其增長表現。

2015年的情況表明，他們有可能是對的。希臘選民做出了相對不那麼糟糕但依然讓他們痛苦的選擇。中國出現的麻煩則在暗示，對中國的經濟需求而言，中國政治制度可能有些過時了。該國經濟需要，也應該有更好的政治制度。這不意味着希臘的經濟增長會勝過中國。它不會，因為希臘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東西。但這一年的情況說明，中國也可以向希臘學習——選民並不總是錯的，而自上而下的統治者並不總是仁慈、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

謝爾蓋·古里耶夫 是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Po)的經濟學教授，曾任莫斯科新經濟學院院長，因政治壓力離開俄 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