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們上了很艱難的一課

我，是什麼？東方思想講究群體關係，常以小我、大我為區分，由內在修為出發，而至社會國家，崇尚服膺大我，小我即可能死而不死；西方哲學則有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構成完整人格之說，強調的是本能與道德之間不斷地折衝與協調。不論從哪個途徑來思考「我」的問題，中研院院長翁啟惠都給我們上了很艱難的一課。

翁啟惠，是擁有國際聲望的卓越科學家，他在台灣完成了完整的大學教育，並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一路潛心學術，特別是醣分子合成及醣蛋白研究，擁有卓著成就，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在生化領域獲致的獎項，已是諾貝爾獎級的地位。這樣一位傑出的人物，在十年前回到台灣領導中研院至今，相信社會上多數人應會同意：翁啟惠給這塊土地帶來的貢獻，大於他在行事判斷上的疏忽、甚至錯誤。

二月二十一日，浩鼎的抗乳癌新藥OBI-822解盲結果公布，這兩個多月以來，不只對翁啟惠、中研院，或是台灣社會，都是很不愉快的經驗。這個案子不僅案情本身牽涉複雜，需要逐一釐清，其所外溢的效應，更是多面而廣泛，包括政治、產業、技轉、法律、倫理，都被放在檯面上審視。一個社會在區別進步或是落後，很關鍵的指標是：大家究竟是藉由這次的事件論辯出更完善的可行制度，以及共同信守的價值規範？或者降格為政學圈的派系械鬥，不排除今後還要延續、複製與反撲？就此，大家其實各有必須肩負與監督的責任。

在這個時刻，值得從「我」這個源頭談起，也就是翁啟惠做為中研院院長的這個個人，所該向國人、乃至國際當有的示範。此一行為的抉擇，屬於社會與人文範疇，與前述其在個別學域的成績是兩回事，應該分開看待。

首先是翁啟惠如何界定「我」。昨天，翁院長返國後二度晉見總統，事後所公開的致總統函，翁啟惠決定不主動辭職，但若總統能及早確認新院長，他願意配合提前辦理交接。很清楚，這是一個小我與本我的原始需求，既無自我的適應環境作用，更無超我的道德管控，不僅不顧念大我的期望，甚至在並無前例可循下，將裁量權推諉給大我去思量創例的後果，從任何角度看，翁啟惠的我執，真是自私到了極點。

其次，翁啟惠認為這時他不宜辭職的理由竟是，「院長遴選過程與結果意外發生外界之諸多紛擾」，故而他若不挺住，一會人事動盪，二會引起國際關切，三會影響我國際聲譽。其言下之意難道是：總統如果對院長遴選有意見，我留著，可以協助以時間換取操作空間？這是什麼樣不堪的政治交易？問題是，四月十六日的中研院評議會是由翁啟惠所親自主持，整個評議過程是六十五位評議委員以民主程序多數通過，這是反陷評議會於不義？

第三，翁啟惠從當初滯美不歸開始向國人道歉，到四月十五日返國繼續道歉，十六日主持評議會時道歉，昨天見總統又道歉，這一連串的道歉，其內容就僅限於他在解盲後的發言，以及未主動揭露女兒持股兩項嗎？莫非翁所謂授權副院長代理，並檢討院內相關倫理規範與利害衝突事項，目的在強調都是中研院內規不明確？於是千錯、萬錯，絕不是「我」的錯。幹了十年的院長，主持院務行政，如何推諉中研院？更不消說，三月底當時，翁啟惠從美國狂打越洋電話，兩天兩度向總統緊急請辭的真實理由，又是為哪樁？

翁啟惠這一課，告訴我們全人教育的重要。如此一位秀異的科學家，當他在面對專業領域以外的生活常規與生命價值時，他居然是以低於常人的自制力，把「我」放到無限大，等同台灣的國際聲譽，不惜踐踏他者、我群，光這行徑，他已令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為之蒙羞，足以構成總統將之免職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