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 RUTENBERG
從《紐約時報》根據五角大樓泄密文件發出的第一篇報導，到越南戰爭結束，用了四年。
從《華盛頓郵報》將理乍得·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與水門竊聽事件建立關聯的第一篇報導發出，到尼克松辭任美國總統，用了兩年。
上周，隱藏在巴拿馬文件中的可疑銀行交易被曝光不到48小時，與之有牽連的冰島總理西格門迪 爾·戴維·貢勞格松(Sigmundur David Gunnlaugsson)就被迫遞交了辭呈。
好吧，我知道：這只是冰島，一個遙遠而小巧的國家。誰會知道它有一個比漁業部門主管(forstodumadur Fiskistofa)還大的政府職位呢？開玩笑，冰島的朋友，是開玩笑！我知道你們處在比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都大的事件中心，我保證等你看完全文，肯定就不會再因我那句玩笑話而憤慨。
因為，當我們美國人因本國總統大選的最新情節轉折而目瞪口呆時，你們和全球其他國家的人正在親身見證史上規模最大的一起企業數據泄露事件。它不止在冰島引起巨大反響，也在中國、英國、俄羅斯、阿根廷和其他大約50個國家產生了震動。
但泄密事件本身還呈現了另外一個非常重大但又不曾被提起的問題：主流新聞報導正式「維基解密化」(WikiLeaks-ization)；這是以相對受限制的傳統新聞記者為主的「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和以挑戰道德邊界的博客作者、黑客和新聞活動人士等為代表的「第五階級」(Fifth Estate)，在海量數據泄露時代組成臨時聯盟後的下一步行動。
在這股新的大泄密(Big Breach)新聞潮流剛開啟的時候，時任《紐約時報》執行總編的比爾·凱勒(Bill Keller)曾在時報的《周日雜誌》(Sunday)上發文，就維基解密與《紐約時報》、《明鏡周刊》(Der Spiegel)、《衛報》(The Guardian)和其他媒體發佈含大量機密戰爭記錄和外交電報的「戰爭日誌」，是否代表着「追求信息透明的某種巨大勝利」，做出了他的思考。他的結論是，「我想我們並沒有達到完全的信息公開，至少現在還沒有。」當時是2011年。
五年之後，可以肯定地說，我們距離那個目標近了很多。這種變化正在快速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而在殘酷的揭秘報導領域，以及更加殘酷的政府和企業保密領域，規則也在被改變。
在凱勒那篇文章發出幾個月後，針對維基解密泄露重要信息的效力所產生的各種疑問都得到了答案。當時，維基解密因幫助激發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而獲得肯定。該機構曝光了一份機密電報，揭露突尼斯總統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及其家人假公濟私的行為和奢華的生活，激怒了在經濟上備受壓迫、本已躁動不安的突尼斯民眾。本·阿里很快被罷黜。
去年，在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情報承包商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泄露數據，曝光該機構大量收集美國人通話記錄的項目之後，一名聯邦法官對安全局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提出了質疑。斯諾登提供的信息也部分導致蘋果公司今年與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就是否為之破解iPhone手機而僵持不下。
現在，我們掌握了數量達1150萬份的巴拿馬文件。這些從名為莫薩克-馮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馬律所泄露的文件，詳細記錄了世界各地的權貴使用的空殼公司和避稅手段。它們正在成為一些政治人物的心病，而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V·普丁(Vladimir V. Putin)、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來說，情況可能會更糟，當然，也包括冰島。
但是，就像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在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上的文章所寫的，對於依法納稅而非利用其漏洞避稅的普通人而言，最大的震驚之處在於，巴拿馬文件中的避稅行為竟然有那麼多是合法的。它引爆了一種日益全球化的觀念，即一切都是被操縱的——這也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能在本國集聚人氣的一個關鍵原因。
這是記者們渴盼的素材。但讓這類泄密事件得以實現的深層數據，也在給習慣於狂打電話、採訪活生生的對象的記者和編輯們帶來新的難題。
這個問題在最早與維基解密就「戰爭日誌」展開合作時就暴露出來了。在精心謀篇布局的多篇維基解密報導中，《紐約時報》和《衛報》及其他合作夥伴對文件中提到的敏感信源的名字進行了塗黑處理。但後來，維基解密持有的一些報導散布到網上，將敏感信源的名字暴露了出來，被指責危及了他人的生命。
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及其支持者表示，並不能確定有哪篇報導真的造成了任何人身傷害。但是它們顯然沒給「戰爭日誌」的信源——二等兵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之前名為布拉德利·曼寧[Bradley Manning]）帶來什麼好處。他因觸犯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的指控被判處35年監禁。這項判決是美國政府終結大泄密時代的努力之一。他們成功的希望不大。
調查記者及其信源作為一個團隊是擔著入獄的風險在做事，但相比之下，他們更擔心自己因政府恐嚇而放棄報導重大新聞。
當所泄露信息屬於企業時，情況可能就更加複雜。想想索尼電影娛樂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遭遇網絡襲擊一事——據說是朝鮮為阻止索尼公司上映嘲諷其最高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un)的影片。在被曝光的索尼高管郵件中，記者們發現了一些花邊信息，並予以報導。但就像索尼公司的律師戴維·博伊斯(David Boies)所稱，他們也是在無意識地幫助「一個國家利用這次電腦入侵，恐嚇索尼公司，阻止它發行一部影片。」
博伊斯希望讓新聞媒體相信，它們在法律上有責任忽略這些泄密信息，並刪除所有已經下載的文件，但他也只能做到這麼多。不過，他曾告訴我，新聞報導越偏離於服務顯而易見的公眾利益的方向，發佈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信息就「越成問題」。
在非營利機構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工作的巴拿馬文件項目的多名組織者表示，在從莫薩克-馮塞卡律所泄露的數據庫中尋找調查線索時，他們一直謹記着這一點。上述律所表示，那些數據是被黑客竊取。當我周五拜訪記者同盟位於華盛頓的辦公室時，該機構主任傑拉德·賴爾(Gerard Ryle)告訴我，他不知道這些數據是否是被非法竊取。但他指給我看列在大寫字板頂部的巴拿馬文件報導計劃表，其中寫道：是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嗎？（答案：是的。）
賴爾表示，因為從索尼和維基解密事件中吸取了教訓，他的機構一直非常注意不公開所有數據，尤其是非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而是扮演一個把關人的角色。
在談到維基解密時，賴爾說，「我們在試圖拿回被他們奪取——或說拿走的陣地，」此前主流媒體給了他們可乘之機，「因為我們變得懶惰、草率而又傲慢，忽略了自己原本該做的事：照亮黑暗的地方。」
有的人對此是不能苟同的。維基解密的一條推文就寫道：「如果你過濾了99%的文件，你做的就是1%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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