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文明秩序與執政黨轉型

鳳凰衛視評論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 邱震海

2016年4月8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總部舉辦“鄭永年‘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暨新書交流會”。此文是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

以正確的研究思路和技術路徑重塑文明秩序

中國學者要研究我們的文明、意識形態等問題，要有一個正確的思路，我稱之為“頂天立地”。“頂天”就意味著要思考前衛、尖端的問題，尤其是中國文明跟世界的對接、中國文明的定位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50到100年以後中國人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總有一些前端的學者擺脫意識形態、各種茫然，站在最尖端的領域中做一些梳理，這些研究也許在100年以後會像馬克思•韋伯當年寫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揭示了許多宗教跟資本主義之間關系。“立地”則代表研究的內容有操作性，例如如何整合和分離國家意識形態和黨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在目前中國轉型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情況下，首先讓大家心理上接受，同時技術上也可以操作，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接地氣，既要有高度，又要站在建設性立場上。中華文明的問題最快會在幾十年以後突顯。

中國崛起可能會對五個現有的世界秩序形成挑戰。一個是世界經濟秩序，我們以前做市場，現在經濟體崛起已經開始。第二是安全秩序，我們的領土、能源。第三是政治秩序，到底是西方主導還是東方主導，過去500年西方主導，慢慢變成東方主導還是中西共治，這一點正在經歷轉型。第四是心理秩序，第五是文明秩序，這一點東西方差異比較大。

這五個方面，前面的經濟秩序、安全秩序是很實在的話題，後面的政治秩序、心理秩序、文明秩序則比較無形，如何去把握和建設這些方面是比較難下定論的。

部分學者已經開始文明秩序的研究，國內官方體制也在加強宣傳，像核心價值觀，希望塑造一些東西，包括提出中國自信、中國夢、中國模式，試圖從中國成功的東西裡面總結出我們文化基因的作用，寫出中國故事。但是現在為時尚早，我們的文明秩序還沒有架構，架構不是說來就來，它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問題。此外，還有很多盲點混在一起，有被現有體制利用的因素在裡面。拋開這些，我們需要尖端學者思考這些問題。文明的重構，一是自然形成，另外也需要一些尖端學者在最前沿做一些開拓性工作，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把普世價值觀稱為西方價值觀，是缺乏自信的表現。過去500年是西方的世紀，所以西方用來覆蓋或者驗證經濟文明工業化並取得成功的那些體制，就跟普世價值觀劃等號了。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普世價值觀將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來自西方，一部分來自東方。只是現在來自東方的部分還未發展成熟，實力、能力和見解還沒達到一定高度，即使官方出於積極目的，也會因為能力不足或者體制轉型不到位產生曲解。實際上，中國模式、中國故事很好，由於說的不到位，沒有說服力，老百姓不愛聽，就會覺得沒有吸引力，外國人則覺得根本不可能實現，需要一些學者真正在前沿做這些事。中華文明在崛起，我們的體制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推動了經濟騰飛，但是現在遇到了很多障礙，這是一個技術問題。正如外科醫生在去除病變的同時又不影響別的身體機能的工作，我們要找到一個專業的辦法轉型，讓體制內的能夠聽得進去，西方也能接受，同時又不引起國內的震盪，還要有正面的正能量使民族慢慢向前。

如果按照這個技術路徑往下走，就涉及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現在有觀點認為國學根本不是儒學，我個人贊同這個說法。國學裡面也有不少糟粕，西方有一句話說倒臟水把孩子也倒掉，現在我們是撿孩子把臟水也撿回來。過去我們確實丟掉了很多傳統的文化，結果現在一些媒體知識分子，像國學大師宣講似的，把封建國學裡面的一些儒學糟粕也講出來了。例如對皇權的尊崇，對個人權利的漠然，這都是不符合當今價值觀的。所以國家意識形態整塑是一個非常尖端的問題，無論是講文明，還是講政治體制，只要提到國家意識形態，那講的肯定是現代文明和現代法治，是要符合現代價值觀的。重建普世價值觀不能只看西方價值觀。目前以西方價值觀為主，只是因為500年前這一套體系在西方是成功的，但是照搬到東方土地上肯定會水土不服。未來東方價值觀所能貢獻給世界的，是我們的核心，是國家意識形態。

執政黨轉型是當務之急

我認為現在的執政黨轉型是當務之急，在過去幾年輿論環境比較寬松的時候，我也常提到執政黨轉型。中國共產黨所有的問題都是轉型的問題，因為現在的市場經濟是四位一體的，即由市場、政府、社會、法制共同組成市場經濟，這中間就有執政黨與市場的關系、執政黨與政府的關系、執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執政黨與法制的關系。涉及到執政黨，社會關系就復雜了，即便是我們的產權結構已經證明當前社會依然是由國家力量主導，尤其是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大家都呼喚國家介入。

執政黨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目標。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當時的目標是什麽呢？暫且不說意識形態，其遠大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其體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時期依靠的對象是無產階級，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方式來推翻舊體制、建立一套新體制。我認為這三個要素是建政之前的執政黨三要素，但實際上建政之後依然沿用了這三個要素。1949年到1979年，前30年用的還是這些，因為那個時候公有制是主體，老百姓是無產階級，暴力的體現方式不是武裝暴力了，可能是思想暴力，包括對媒體思想的管理、控制等。

1979年以後，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後，當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好，就需要改變了。市場經濟的手段是讓人們致富，目標是讓老百姓擁有私有財產。2006年《物權法》的誕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明確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雖然《憲法》里沒有寫老百姓通過市場經濟、通過勤勞獲得的私有財產必須得到法律保障，而且《憲法》決定體制依然是公有制為主導，但是觀察一下社會的產權架構就會發現，公有制占的比例在減少，雖然作用還是很大。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主要體現在一些特定行業中，比如說航空母艦一定要國企來造。雖然國企依然是共和國的長子，但大部分的經濟增長是民營經濟在推，我們的目標是要讓企業家擁有財產，讓企業家的合法財產得到保護，讓老百姓擁有物業。至少未來土地改革讓農民擁有土地，這就是以私有制為主體。其實只是黨章和《憲法》裡面沒有寫而已，就是以私有制為主體，並且保護私有制，而公有制主要在國家重要的戰略國防部分處於主導地位。目前中國的社會現狀是無產階級少之又少，這個階級正在消亡。所以我們的統治手段不能再是使用暴力了，一定要講游戲規則，一定要講妥協、講博弈，但這個博弈是不是西方模式另當別論。所以我覺得執政黨的轉型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就在於願意不願意轉？怎樣轉？所有的沖突都來自於這個問題本身，都是來自執政黨，包括核心價值觀和文明的問題。

最後我再用歐洲的經驗補充一下政黨轉型的問題。如果沒有當年修正主義的話，可能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就不會存在，今天的歐洲也不會變成人性化的歐洲。1959年，也就是二戰結束14年之後，當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開會，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因為它當時已經參加選舉，如果繼續堅持原來的社會民主黨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核心價值觀，採取階級鬥爭、武裝暴力、公有制等，反對的就是法制、個人自由，就會遇到很多內在的沖突，到了現實政治這個層面上，選民用選票把他們選下去。所以他們通過《哥德斯堡綱領》，勇敢放棄一些不合時宜、不與時俱進的價值觀，擁抱一些新的價值觀，跟現代社會基礎結合，但是也繼續保留原來的傳統核心價值觀。當然這是西方的做法，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一個左派政黨的核心價值觀可能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實現共產主義，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因為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永遠需要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共和黨實現不了，就選擇民主黨來完成這個任務。但是這個形式在今天的中國很難實現，我覺得這是值得內部學者思考的問題。從這一點來說，當時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有它的價值，只不過歷史沒有給它足夠的時間去證明。過去十幾年我們並沒有很好地利用時間，有很多社會矛盾依然客觀存在。未來國家意識形態與政黨意識形態相分離，會不會也像核心價值觀一樣，寫是寫出來了，但是最終問題沒有解決，這是我們要註意避免的。

原註：本文根據邱震海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鄭永年‘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暨新書交流會”上的發言錄音編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文章內容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機構立場。作者簡介：邱震海，鳳凰衛視評論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

註：本文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授權FT中文網發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致力於研究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等重要課題，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提供戰略性、可行性、及時性的建議和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