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台灣人的一份風格學作業

輿論沸騰多時的肯亞案，近日仍處於爭持不下的論爭當中。在普遍對「中國因素」戒慎恐懼的台灣社會，這次事件激發出大量「中國罰得比較重，所以把嫌犯交給中國算了」的聲量，可能是近年台灣人對中國政府罕見的「甜蜜時刻」。中共涉台部門在長期挫敗之後，終有能夠聊以自慰的事功上報了。讓獨派擔憂、統派欣慰的這個事件，諷刺地戳穿了我們號稱擁有民主、自由、人權，但這些觀念其實並未深植人心，根基不穩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台灣人和中國人並沒有顯著差異：雙方同樣都是沒有法治觀念，願意雙手奉上人權，任政府踐踏的物種。
不過上述的現象還只是社會集體的政治觀念落後，等到媒體披露了被中國強制帶走的「劉姓嫌犯自白書」之後，這可能就變成一個彰顯台灣語文教育有多失敗的問題了。目前為止，媒體已經披露了劉嫌的兩封親筆信，一封是他人還在肯亞時發出的「求救信」，在信中他說明了自己為何會被逮捕，並且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不想被帶往中國；但數日後，當他已經被帶到中國，卻流出了一份新的「自白書」，在信中他承認自己犯了詐欺罪。因此，許多台灣人更是激憤了起來，「罪犯就不應該有人權」的罵聲不絕於耳，批判的力度幾乎與上個月的女童割喉案相同。

信件摻雜中國詞彙

在這裡，我覺得最有趣的事情不是他到底有沒有罪，這些信件有多少證據能力，而是這兩封信之間的落差。如果仔細觀察媒體釋出的兩信圖片，稍微細心一點的人，都不應該輕易相信這是同一個人所寫的信。我不是筆跡專家，但兩信的筆跡有著非常直觀的差異。如果說筆跡還可能受到心情和環境影響而有所改變，行文當中大量流暢的「繁簡轉換」就有點奇幻了。寫字如同說話，是日久積習的自動動作，要把「當」寫成「当」、「後」寫成「后」、「幹」寫成「干」，而且基本沒有任何塗改，這就不太容易讓人相信執筆者是一名台灣人了。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信在文字風格上的差異。風格學（stylistics）是文學中的一種研究方法，以語言學為基礎。在台灣研究的人比較少，中國則有不少學者投身其中。風格學透過比對文字的「偏離常態」程度，來定義出作家的「風格」何在。不過中國學者的研究，似乎沒能讓中國的相關單位聰明一點，竟然炮製出這麼一封通不過風格學檢驗的信件來。
其中渾然不覺地混入了大量台灣人不會用的中國詞彙，比如「酒樓」、「掙錢」、「筆記本電腦」、「肯尼亞」。更逗趣的是這句，提到：「工資部分由小咪負責給我打的。」首先，台灣人很少會用「工資」描述薪水，更不會用「打」這個動詞來對待薪水；不僅在詞彙層次出錯，連句法都是中國式的，台灣人的句型可能會更接近：「我的薪水是小咪負責處理的。」
如此拙劣的演技和明顯的偽證，真是嚇死眾寶寶了。在台灣網友大量閱讀中國網站、小說，收看戲劇的2016年，是不可能瞞過熟知這些語彙的灣灣們的，中國政府應該要對自己在「文娛」方面的「軟實力」有更多的自知才是。反過來說，那些對此信深信不疑的台灣人，或許要好好補一補自己的語文能力了。這份風格學作業並不難及格才是啊，至少應比「嫌犯也要有人權」的觀念好理解吧。

朱宥勳 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