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對這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負責，是風險管理工作糟糕透頂的金融家，還是未能阻止他們的監管者？指責遊戲仍在繼續。但經濟學界承擔的不只是一點點罪責。它提供的模型，讓監管機構安心地相信市場可以自我監管；相信模型是有效的，而且會自我修正。市場價格完全揭示了所有相關訊息的有效市場假說曾風靡一時。如今，不僅我們的經濟陷入一團糟，就連在危機發生前幾年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也是如此—或至少應該是。
非經濟學專業的人士很難理解，主流宏觀經濟模型有多麽奇特。許多人以爲，需求必定會等於供給—這意味着不可能出現失業（目前有許多人在享受額外的閒暇；“他們為何不快樂”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而不是經濟學問題）。許多人使用“代表性個人模型”—即假定所有個人都是一樣的，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有意義的金融市場（誰把借錢給誰？）。作爲現代經濟學基石的訊息不對稱假說也無處立足：它們只有在個體患上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時才會成立。這種假設與人們所青睐的完全理性假說是矛盾的。
糟糕的模型會導致糟糕的政策：例如，各央行曾一心關注通澎導致的輕微經濟效率低下，而沒有理會金融市場功能失調和資產價格泡沫導致的嚴重得多得多的效率低落。畢竟，他們的模型說，金融市場總是有效的。引人注目的是，標準的宏觀經濟模型甚至沒有對銀行進行足夠的分析。難怪美國聯儲(Fed)前主席艾倫‧格林思潘(Alan Greenspan)在他著名的道歉聲明中，會對銀行沒能在風險管理方面做得更好感到意外。真正的意外是他竟然會感到意外：只要掃一眼銀行及其經理人面對的不合理獎勵，就能預測出他們會爭取過度冒險的短視行爲。
應當根據預測能力給標準模型評級—尤其是它們在緊要形勢下的預測能力。提高正常時期預測的準確性—知道明年的經濟增長率是2.4%還是2.5%，遠沒有了解重大衰退的風險那麽重要。在這方面，宏觀經濟模型敗得很慘。到目前爲止，基於這些模型的預測完全削弱了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它們未能預見到危機的來臨，稱泡沫破裂後的影響是有限的，而且遠沒有認識到其後果會有現實發生的那麽持久和嚴重。
幸運的是，僅管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將目光聚焦在這些有缺陷的模型，但仍有許多研究人員致力於開發替代方法。經濟學理論已經表明，標準模型的許多核心結論並不嚴謹—也就是說，假設條件的輕微改變，就會導緻結論發生重大變化。即使是輕微的訊息不對稱或風險市場中的不完美，也意味著市場不是有效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等著名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爲這隻手並不存在。現在很少有人會認爲，銀行經理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也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福祉。
貨幣政策通過信用的可獲得性（以及獲得信用的條款，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的條款）來影響經濟。要理解這一點，需要我們分析銀行及銀行與影子銀行業的相互影響。國債利率與貸款利率之間的利差可以大幅改變。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央行很少注意系統性風險和信用相互關聯造成的風險。此次危機爆發前幾年，一些研究人員聚焦於這些問題，包括連續破產將在本次危機中以如此重要的方式出現的可能性。這個例子表明，謹慎建立經濟個體（家庭、企業和銀行）之間複雜關係的模型非常重要—這種關係在“假定所有人都一樣”的模型裏是無法研究的。就連至高無上的“理性”假設也受到了攻擊：人們需要研究宏觀經濟行為的理性和後果的系統偏差。
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Joe" Stiglitz），美國經濟學家，1969年，26歲獲聘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訊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
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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