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於沉重的社保負擔。
歐洲國家長期受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影響，形成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依託的福利國家模式。歐盟目前平均社會福利開支已近GDP的30%，遠高於美國的16%和日本的19%。高昂的福利費用擴大了公共支出，推高了公共債務水平，造成高稅收和高成本，使其在全球化競爭中逐漸失去優勢。同時，擠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創新乏力、經濟增長緩慢，還消磨了企業和社會的創新進取精神。
第二，病源在於殘缺的歐盟機制。
歐洲聯盟有個軟肋，貨幣主權和財政主權分屬歐洲央行和各成員國，財政和貨幣政策會衝突和錯配，執行效率低下。歐元區各成員國在向歐洲央行讓渡了貨幣主權後，無法獨立使用利率、匯率等貨幣政策來應對，只能更加倚重財政政策，容易造成赤字和債務負擔普遍超標。歐洲央行的目標是平抑通脹，維持歐元對內幣值穩定而非各成員國的經濟景氣，而歐盟各國經濟差異性較大，景氣狀況不一致，這讓實施單一貨幣政策的歐洲央行常常首尾難顧。歐元區財政赤字問題凸顯了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的矛盾。從此次希臘債務危機後的財政改革來看，歐元區似乎決心改變這一局面，最大限度統一財政政策。
第三，在於人口結構老齡化。
工業化以來，生活水平的提高延長了人類的壽命；與此同時，因為撫養成本越來越高，人們生育孩子的願望日益降低，使生育率迅速下滑；兩者相加，使歐洲諸國在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後出生率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普遍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二戰以來人口結構變化更加劇烈，從20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結構都進入了快速老齡化的階段。老齡化使生產人口下降，消費人口增加，慢慢入不敷出，最終出現了危機。
第四，在於房地產等資源泡沫導致的金融內戰。
其實，社保負擔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由科技進步帶來的正面效應抵消，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不統一也只是外部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危及國本的債務危機，根本原因是實業衰落和土地等資源泡沫膨脹的同步到來。
美國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在其著作《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中寫道：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有生產性。歷史上的經濟霸權大多經歷了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變，這就使得霸權國家有了生命週期性質，從而無法逃脫由盛到衰的宿命。
生產性大致等同於實業競爭力，生產性下降自然實業競爭力下降。根據歐盟委員會最新報告，德國是歐元區幾個大國中唯一實業競爭力出現上升的國家。與之相比，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甚至法國、意大利、英國等都出現了競爭力大幅下降和貿易赤字嚴重惡化的歷史性難題。更可怕的是，這些國家在失去了生產性，也就是失去實業的同時，明顯增加了炒作性，開始大肆炒作房地產等土地資源。炒作性勝過甚至取代生產性，是資源金融危機和金融內戰的根本原因。
從美國金融內戰到歐洲金融內戰，從歐巴馬到卡梅倫，歐美發達工業國家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或許，歐巴馬、卡梅倫將結束自雷根、柴切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以及由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資源金融泡沫，反擊由資源金融泡沫導致的金融內戰。雖然，他們只是剛剛開始，但是，無論如何，歷史將繼續前進，雖然少不了曲折和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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