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與歸來

許知遠- 人人似乎都在離去。溫哥華、舊金山、墨爾本、塞浦路斯，只要是另一重身分、另一個天空，就總是充滿希望的。 為什麼離去？這空氣、水、重金屬的大米、洗腦的學校、壓抑的政治氛圍、為所欲為的公權力，都是再恰當不過的藉口。 此刻的中國的移民潮，既讓人想起一九七○年代末的台灣，或一九九○年代初的香港，人們對未來充滿不安，選擇了用腳投票。當然，它的規模要龐大得多，原因也更為複雜。 對於中國的未來，這大規模的移民意味著什麼？與歷史上幾次移民潮不同，這次不是沿海底層居民的闖世界，而是城市菁英，他們分享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處，卻選擇了離去。 「日本與外部隔離，難以將不同政見者送到遙遠的不毛之地，流放可能性的缺失使日本人養成了妥協的美德，一個阿根廷的報刊編輯在面臨著被逮捕和暗殺的威脅時，只要涉過一條河便到了蒙特維多（屬於烏拉圭）。這裡的面孔並不陌生，語言和書刊也完全相同，結識朋友並不難，找工作也容易，跟原來的家沒有什麼兩樣。」政治學家R.P.多爾曾這樣寫道。他相信，倘若一個國家的內部反對者可以被輕易的驅趕走，他們也輕易開始另一重生活，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很可能被延緩，因為它的內部的反對聲音將減弱，統治者更無所顧忌。 一個國家與一個公司不同，消費者們可以通過拒絕購買來懲罰一家衰敗的公司，但國家不會破產，公民也不僅僅是消費者。當一個國家的異端被驅逐，它的菁英力量選擇了離去時，這個政權反而獲得了新的喘息機會，他們承受的壓力減弱，更無動力去做出改變。最終，這個國家陷入了惡性循環，傑出與富有正義感的人不斷離去，政治與社會環境不斷惡化，它又促使更多的人離去。這是一種強烈的失敗主義的情緒，你知道自己勢單力薄，無法對抗整個制度，惟有自保。 當然，離去者也可能帶來新的希望。孫中山讚揚華僑乃革命之母，正是這些散落的離去者促成了中國變革的新動力，他們從異域獲取了新的價值、更意識到故國的不堪。他們的身分認同也因此變得敏感，激發起改造故國的願望。 那這一代中國移民者呢？他們可能給中國的未來帶來新變化，還是會悄然的融入新生活裡。這個時代有很多足供自我安慰的新理論，個人自由高於國家的未來，民族早已是過時的概念，世界公民已是這個全球時代的必備特徵，倘若個人獲得解放，便也解放了社會……。 這些說法當然正確。它卻可能忽略了另一個維度。生活不僅有功利主義的一套選擇，它還有對意義的苦苦追尋，這意義來自於衝突、奮鬥與掙扎，人們不僅有獨自逃向「更好」生活的衝動，也有一種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犧牲的需求，後者更給予你歸屬感與超越性。閱讀三十年前的東歐的流亡者們的著作，你很容易感到那股強烈的失落情緒，你獲得不能承受之輕的自由，反而對那無可逃避之重產生了遐想。 此刻的中國不僅是個需要逃避的泥淖，它也是個激發我們的智慧與勇氣的試驗場。它也不僅與中國人相關，它也與整個世界的未來相關。很有可能，通過對它的發現與改造，我們能夠獲取一種令人激動的生活經驗。我在等待這一時刻，人們不再相信有另一個所謂更美好的烏托邦，也厭倦了逃避責任帶來的虛無感，他們回到中國，呼籲與對抗，承受犧牲與痛苦，卻在這過程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正價值。 （作者為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