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能力與領導力兼備的耶倫

紐約時報 BINYAMIN APPELBAUM -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上世紀80年代初，經濟學家夫婦珍妮特·L·耶倫(Janet L. Yellen)和喬治·A·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給他們的兒子請保姆時，他們決定給出高於市價的薪水。他們的邏輯是，如果保姆高興了，那麼她就會更用心地照看孩子。 這一決定不僅吸引了許多出色的保姆，而且也讓耶倫夫婦受到了啟發。當時兩人都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教授，他們因此設計出了一套新的勞動力市場理論。如今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可以刺激就業增長，這種理論仍然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依據。 他們認為，僱主常常希望通過支付高於最低必要工資的薪酬，來鼓舞員工的士氣，而這間接導致了一些人難以找到工作。他們表示，在失業率高的時期，貨幣刺激能夠擴大對於勞動力的需求——這是對傳統理論的直接反駁，而在傳統理論下，美聯儲對於抗擊失業沒有什麼用武之地。 而30年後，耶倫女士，以及對於美聯儲促進就業的實際能力的爭議，都已經從純理論的學術界走向了美聯儲這一政府機構本身。2010年開始，耶倫就開始擔任美聯儲的副主席，她一直推動採取更有力的舉措來降低失業率。當其他美聯儲官員開始質疑，繼續擴大美聯儲已然龐大的刺激計劃是否還有價值時，耶倫對此做出了堅決的反駁。 奧巴馬總統已經提名現年67歲的耶倫，在明年1月底接替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擔任美聯儲主席。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許多民主黨人認為耶倫是推動當前的經濟刺激，並加強金融監管的最佳人選。迫於參議院民主黨人的壓力，奧巴馬沒有提名他心目中的第一人選，勞倫斯·H·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耶倫在大學時代就立志進入美聯儲工作，選擇學習經濟學其實是投身公共服務的途徑。對她來說，能夠擔任美國中央銀行的負責人，應該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頂峰，但直到最近，登上這個頂峰都還顯得出人意料。如果她的提名能夠得到國會批准，也意味着美聯儲的轉變得到了強化：不再由專註於控制通脹、擁有豐富市場經驗的官員執掌，而是由立志承擔更廣泛使命的學術界人士執掌，其目標包括穩定增長和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 通過仔細回顧耶倫的整個職業生涯，並採訪二十多位她曾經的同事和友人而得到的信息顯示出，耶倫的學術背景和領導風格意味着，與伯南克相比，她會更有力地推動擴大美聯儲的經濟刺激計劃。 跟伯南克相比，耶倫對失業的經濟後果表現出了更大的擔憂，同時也更加堅信美聯儲能夠刺激就業增長。為了更快地降低失業率，她也更願意容忍略高一些的通脹水平。由於她對失業率如此重視，直到不久之前，人們似乎還覺得她沒有資格擔任美聯儲主席，而她的態度也促使一些參議院共和黨人和投資者，對她的提名表達了反對，原因是擔憂她在對抗通脹方面缺乏足夠的警覺。 跟伯南克相比，耶倫也是一位更強勢的領導人，而且看上去不那麼抗拒衝突。她和伯南克都鼓勵公開辯論、決策時尋求共識，但是耶倫更願意發表意見，會堅持捍衛自己的觀點。伯南克允許美聯儲官員自由發表意見，但是耶倫曾對此表示擔憂，認為不一致的聲音會讓公眾對政策的方向產生困惑，從而損害美聯儲政策的效力。 克里斯蒂娜·D·羅默(Christina D. Romer)曾在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擔任主席，也是耶倫的密友。她說，「我認為她從根本上支持政策的延續性，認為我們現在仍然面臨著困難，還需要貨幣政策發揮相當的作用。這裡能體現出她的強硬，我認為她本人擁有伯南克沒有的強硬。」 但也不應誇大耶倫可能帶來的改變。她會是近30年來擔任美聯儲主席的第一位民主黨人，但自由派的中央銀行官員跟自由派的政治人物並不是一回事，前者會更保守一些。去年，美聯儲決定將年度通脹目標設定在2%，耶倫在背後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對於更高的通脹，她只表現出了有限的容忍意願。 在金融監管方面，耶倫的態度也跟奧巴馬政府的觀點更加接近，跟熱情要求提名她的左翼民主黨人反倒沒有那麼相似。耶倫認為市場是不完美的，需要相當程度的監管。然而，她對於90年代諸如花旗集團(Citigroup)等金融巨頭的崛起持讚許態度，也並未支持過拆分這些金融巨頭的呼聲。 而且，耶倫恐怕還會發現自己的願望受到掣肘，因為佔少數的一些美聯儲官員越發難以管束，他們想要開始撤回刺激計劃。 按照輪值安排，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行長理乍得·W·費舍爾(Richard W. Fisher)明年將在美聯儲負責制定政策的委員會中，成為有表決權的成員。費舍爾正是這一小群官員中的一位。上周，他對耶倫評價道，「她的政策是錯誤的，但她本人是一個特別好、很正派、也很了不起的人。」 跟許多年齡相仿的經濟學家一樣，耶倫是因為對於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感興趣，才進入經濟學領域的。學習經濟學，結合了她對於數學的喜愛，同時也滿足了她的一種渴求：解答那些影響民眾生活的問題。 耶倫於1946年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在貝瑞吉(Bay Ridge)長大，這個濱水的中產階級社區與斯塔滕島(Staten Island)隔河相望。她的母親是一位對金融感興趣的教師，為了照顧耶倫和她的兄弟約翰，選擇了留在家裡。耶倫的父親是一位家庭醫生，在家接診病人。一般周三下午會關門歇業，這樣全家人就能夠有時間聚在一起。 1963年，耶倫畢業於漢密爾頓堡高中(Fort Hamilton High School)。在她同學的印象里，她是一個聰明又執着的學生，似乎抽離於那個充滿音樂、派對和政治騷動的青少年世界。 每年，學生報紙的編輯都會去採訪代表班級發表畢業演說的人。耶倫既是編輯，又是演說人，所以她自己採訪了自己。她在採訪中談到了對於旅行的熱愛，還有她收藏的石頭——「我從8歲就開始收藏石頭，擁有超過200多塊不同的石塊樣本。」她還談到了自己念大學的計劃。 她寫道，「我決定主修數學，或者人類學，或者經濟學，或者……」在被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錄取之後，她很快就確定了目標。 蘇珊·格羅薩特(Susan Grosart)是耶倫兒時的朋友，她回憶起大一那年聖誕假期時的情景。格羅薩特說，「她上了自己的第一門經濟學課程，回到家後，給我發表了一個小時的演講，告訴我為什麼經濟學是最棒的事情。很明顯，從那時開始，她的熱情就全都放在經濟學上了。」 後來，耶倫聽了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的一場演講，由此決定前往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攻讀博士學位。直到今天，耶倫仍然認為托賓是她心目中知識分子里的英雄。有觀點認為政府政策能夠將陷入衰退的經濟挽救回來，托賓正是這一觀點的堅定捍衛者。耶倫也十分欣賞托賓將學術工作和服務公眾結合起來的做法。 在2002年托賓去世之後，耶倫接受《耶魯每日新聞》(Yale Daily News)採訪時說，「托賓鼓勵他的學生做有意義的工作。不僅能達到很高的智力要求，而且能夠改善人類福祉的工作。」耶倫和阿克洛夫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都在努力了解失業的方方面面。這對夫婦1977年初次見面，地點就在美聯儲的餐廳，當時兩個人都在美聯儲擔當研究職位。耶倫曾經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從事過6年初級的教授工作，但沒有獲得終身教職，而阿克洛夫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申請也被駁回了。 「我們立即就喜歡上了對方，決定要結婚，」阿克洛夫在2001年獲得諾貝爾獎後，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寫道。「我們不僅在性格上十分投契，而且在宏觀經濟學方面，我們的意見也始終高度一致。唯一的分歧是，她對自由貿易的支持比我多一點。」 他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相信人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市場的運行也不完善，由此產生的問題無法自行糾正，政府必須加以干預。 耶倫在2012年接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學院的雜誌採訪時說，「我們雖然欣賞資本主義，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相信它有自身的局限性，需要政府來干預市場，以使它正常運作。」 1981年夏天回到伯克利後，這對夫婦在一邊尋找照看孩子的人，一邊試圖解釋一個長期以來的謎題：失業的持久性。結果，他們在同一個地方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教師夫婦尋找照看孩子的保姆，待遇優。」1981年7月24日，伯克利的學生報紙《加州人日報》(The Daily Californian)的分類廣告里登出了這樣一則啟事。 很多失業者都希望上班，這一點似乎顯而易見，但不那麼容易解釋的是：他們為什麼不可以通過一直降低自己勞動力的價格，直到企業認為僱傭他們有利可圖，來找到工作呢？僅靠把工資降低到公司僱傭他們可以盈利的水平，他們為什麼找不到工作？換句話說，在失業率高企的時期，為何公司會裁員而不是降薪？ 耶倫和阿克洛夫觀察到人們往往會多付給保姆錢，受此啟發，他們給出了上述問題的答案。兩人在一系列論文中論證道，很多僱主付給員工的薪酬，超過了找人替換他們的成本，因為士氣提高了，生產力也會提高。在經濟衰退期，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下降時，僱主同樣也不願削減工資，因為如果士氣受到打擊，生產力也會下降。而如果產出減少，僱主在工資上省的錢也就白省了。 耶倫在1995年的一次採訪中說，「僱主並不會一心只想花儘可能少的錢招到合適的人；當失業率較高時，僱主也會考慮到減薪對員工行為的影響：如果員工覺得工資政策不公平，他們會辭職，還是會因為心懷不滿而在工作中偷懶？」 這種不願調整工資的心態，反過來又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貨幣政策會奏效。當美聯儲通過提高貨幣供應量來刺激經濟增長時，支出顯然會增加。但經濟學家們長期以來都在爭論，其結果是人們購買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務，還是只是為同樣的東西支付了更高的價格。換句話說，貨幣刺激到底是僅僅是導致了通貨膨脹，還是也促進了經濟增長？ 這個問題取決於價格是否會迅速調整。貨幣刺激的辯護者認為，勞動力價格尤其具有「粘性」——工資往往不會迅速得到調整。人們多花了10%的錢，公司多賺了10%，但工資仍然不變。因此，公司就可以雇得起更多的員工。 耶倫和阿克洛夫認為，他們的理論是對工資粘性的一種解釋。他們說，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能不會立即影響到人們對公平的感覺。至少會有部分僱主不會調整員工的工資。這樣一來，刺激政策就會促進經濟增長。 耶倫在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第一屆任期是從1994年開始的3年時間，她在當時的表現，預示了她近年來採取的立場。 克林頓總統為了牽制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市場為導向的保守主義傾向，任命她和另一位自由派學者、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Alan S. Blinder)為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在當時，任命學者擔任這樣的職位很不尋常。耶倫前往財政部部長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在聖迭戈城外的家中與他會面時，事先準備了一些可以在制定政策時運用到的研究成果的例子。當時阿克洛夫正在外面一輛租來的車上等着她。 能夠挑戰格林斯潘並且取勝的美聯儲官員寥寥無幾，耶倫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她以一些學術研究為依據，其中包括她鼓勵阿克洛夫撰寫的一篇論文，論證美聯儲應該尋求調節通脹，而不是消除通脹。這些研究表明，小幅的通脹有助於降低失業率。不願意降低員工薪資的僱主，可能會願意讓通脹蠶食工資的真實價值，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 知名投資人朱利安·羅伯遜(Julian Robertson)周一在CNBC上稱，「我覺得，她太熱衷於寬鬆的貨幣政策了。」他認為耶倫對通脹的容忍可能導致房價飆升那樣的過剩，正是房價飆升引發了這次金融危機。「我覺得，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才剛擺脫了最近一次的泡沫破裂。」 領導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兩年時間裡，耶倫在影響財政政策方面不甚成功。她是慎思之人，喜歡從多個方面考慮問題，不太適合需要對各種經濟問題迅速做出評論的內部智庫工作。她還發現，自己並不屬於克林頓最親密幕僚的圈子。 2004年，耶倫回到聯儲系統，擔任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行長。美聯儲有12家這樣的分支機構，負責進行研究、監管地方銀行，並參與制定貨幣政策。 接下來的幾年裡，耶倫展現了相當深刻的經濟見解。在聯儲系統的官員中，她於2005年率先提出房價高企是可能損害經濟的泡沫。2008年，同樣是她率先宣稱經濟已陷入衰退。到了2009年初，她對「漫長的停滯期」發出警告，駁斥了通脹即將來臨的擔憂。 不過，她在本輪危機前發出的幾次警告並不堅定，也不一致。「我從未肯定地說泡沫出現了，只是說有這種可能性，」耶倫2006年9月稱。「我想，自己當時傾向於認為或許是有的。不過，我已經看到了過去一年左右的情況，現在更加不確定了。」而且，她也未曾提倡改變聯儲系統的政策。 舊金山聯儲銀行也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來控制監管範圍內銀行的胡作非為，包括兩家美國大型抵押貸款機構：富國銀行(Wells Fargo)和全美金融服務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不過，舊金山聯儲銀行的表現並不遜色於其他地區性聯儲銀行。它們都聽從美聯儲委員會的指揮，而後者下達的指令是，無需嚴格監察富國銀行等機構的次貸分支。 儘管耶倫在金融監管方面並無正式職責，她還是要求每月聽取情況匯總，並曾尋求向華盛頓發出警報。不過，她未曾嘗試單方面限制借貸機構。「說實話，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那樣做，」她2011年告訴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我不認為，我們當時覺得有權力這麼做。」 耶倫的觀點如今已成為主流。知情人士稱，她與伯南克的個人關係並不緊密，但他們相互尊敬，在貨幣政策方面的觀點大體一致。與多名同盟者一起，兩人於2012年秋促成了美聯儲的共識，也就是要同時採用兩大戰略來刺激就業崗位的創造：一方面增加資產購買，另一方面延長對低息的承諾。 自6月起，耶倫基本迴避公開做出任何評論，努力避免留下印象，她在競選伯南克即將空出的職位。目前看來，她下次開口很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時候的提名確認聽證會上。 但她的觀點在過去三十年里異常穩定：失業率高企的時候，美聯儲有義務做出嘗試。 1999年重返耶魯大學的時候，耶倫總結了從托賓教授那裡學到並帶入自身公共服務生涯的經驗。 「在沒有常規干預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經濟能否實現充分就業？肯定不能，」她說。「決策者是否擁有知識與能力來改善對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而不會弄巧成拙？是的。」 J.D. Morris自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Catherine Rampell自舊金山，以及Vivian Yee自紐約對本文有報道貢獻。Kitty Bennett有研究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