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歸的命運

王丹- 1998年，余杰以一本《火與冰》而聲名鵲起。自此以後，他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書，以犀利的言論頻繁轟炸沉悶的中國知識界，以初生牛犢之勢令人刮目相看，顯示了在90年代前期出現的自由知識分子斷層之後，89一代青年學人開始展示實力。2000年10月23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導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分子。 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1989年鎮壓學運之後沉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 當時的余杰秉持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發揚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直言不諱地批評極權制度和中國文人的懦弱。他不會不知道自己言論的危險，但始終未改初衷。於是當局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後來已經找不到工作，堂堂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卻被最專業對口的單位──現代文學館──拒絕接受。於是反抗也開始了。余杰在海外發表公開信，宣布與現行體制決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從此感到畏懼的將不是我，而是那些藏在角落中的人。」 從懲罰到反抗，余杰已經從自由知識分子變成了異議知識分子。經過幾年與當局捉迷藏似的打「擦邊球」和「走鋼絲」等努力，余杰希望仍能與體制和平相處的願望落空了，他終於浮出海面，走上了無法妥協的不歸路。於是在之後的歲月中，余杰參與組建獨立中文筆會，開始用文字直接觸及社會現實和體制弊病，並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殘暴迫害，直至不堪忍受生命威脅而出走中國，開始了流亡生活。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無可迴避的命運。中國有那麼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津津樂道於妥協的藝術，千方百計地想靠自己的聰明與政府周旋，以求既能暢所欲言，又能平安無事，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余杰的事例表明，現行的極權專制體制從本質上講是與自由思想不相容的，指望它的寬容或開明無異於與虎謀皮。在某種特定的階段和環境中，它也會表現得似乎溫和，但這只是暫時的表象，如果拿這種暫時的表象做為與政府妥協的藉口，只能說是自己懦弱的擋箭牌。 余杰是我的北大學弟，當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自由吶喊的時候，他還沒踏進北大的大門。他曾經說過，如果那時候他已經在北大，一定會參加那場學運，也很有可能踏上入獄，流亡的道路。然而，雖然他沒有參加那場學運，他在1989年之後入學求學，寫作與思考，但是最終，竟然也還是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與我這位學長殊途同歸。我跟余杰的命運，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我們的命運折射出了中國當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一些內在邏輯。我期待流亡一段時間之後的余杰，能夠在解析這樣的邏輯方面，繼續發揮他的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