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權下的大改革

英國《金融時報》葉檀-將於今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中國未來十年定調，成為投向市場的最大一顆石子。 改革是最大共識，十一屆三中全會摸著石頭過河，最大限制地激發出中國市場活力。即將在十一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被普遍認為是改革的深入，人們希望此次全會能夠展現改革的勇氣與智慧，解決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市場效率不足、利益分配不公、權貴與暴民共存的現象。 未來十年，中國將踏上大集權下的大改革之路。權力將進一步集中，以尋求龐大國家的改革支撐力。 種種跡象背後的邏輯異常清晰。槍桿子與筆桿子這“兩桿子”被牢牢掌握，因為技術手段突破封鎖線的網絡輿論，受到較為嚴厲的管制。 地方政府的權力也有可能被大幅削弱。9月4日，《財經》雜志發表《改革再出發》一文，指出“從上世紀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開始，地方政府權限逐步擴大，地方的積極性得到提高，但是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又走向另一個極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嚴重，‘諸侯經濟’越來越嚴重”，讓地方政府回歸原位，斬斷插入市場、經營土地、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之手，釐清地方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是改革重點。 分稅制將得到改進。《財經》文章指出，據悉，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就完善財稅體系出台重要政策。上世紀90年代初進行的分稅制改革，中央政府財力偏弱狀況得到改善，但地方政府財權、事權不匹配，走上出售土地經營城市之路。時至今日，已成地方收入主流管道。 地方政府的權力不會因稅收改革得到上升。目前進行的稅收改革的重頭大戲“營改增”，即將原屬地方的營業稅轉為由國稅局徵收的增值稅，增值稅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分享。但增值稅主要是裝在國稅籃中，減少部分的稅收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擔消化，物流等個別行業增加的稅收由地方政府進行補貼。從已經試點的地區看，營改增後地方稅收收入只會下降不會上升，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只有兩個辦法擺脫困境，或者，更多地更高價格地出售土地;或者，減少地方政府的福利保障負擔與運作成本。 後者似乎將成為改革重點。 越來越多的猜測包括，中央政府接管部分地方政府的支出職能，比如社會保障、部分醫療保健支出、司法、生態環境、公共安全等方面；允許地方政府正式發行地方債，以取代目前風險難測、曖昧不清的地方投融資平臺。審計署深入到鄉鎮一級的地方債務審計將近尾聲，收拾舊債之後以新的、更加透明的辦法發行地方債，出售某些資產償債，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精簡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將中央、省、地、縣、鄉鎮五級政府轉為中央、省、縣三級政府，減少地方政府乾預市場，以最大限度地壓縮地方政府的運作成本。 如果這些猜測大致屬實，則指向一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央政府，和弱小、只負責基礎社會運轉的地方政府。這是對目前體制的破壞性顛覆，也預示著，為了強力推進改革，中國走上了與美國等國家的聯邦財政體制完全不同的道路。前所未有強大的中央權力，與改革決心結合在一起。這一體制的好處是，如果改革方向正確將事半功倍，如韓國上世紀50、60年代的改革，成為韓國現代化崛起的根基；這一體制的壞處是，如果改革方向失誤，風險將不可逆，全民族很有可能失去未來幾十年。考慮到日本、巴西等國的先例，這樣的沉淪期並不算久。 改革迫在眉睫。在摩根大通關於三中全會的報告中，歷數了改革派的重要位置：周小川（央行行長）、樓繼偉（財政部部長）和劉鶴（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其中，劉鶴實際上相當於11月會議報告起草小組的秘書長，因而在影響中國未來經濟改革的政策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些改革已經在實行過程中。 9月底掛牌的上海自貿區，從理論上推出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這一模式在政府管制經濟體中從未得到真正推進，法無禁止即為可行，在上海自貿區，部分審批制退出了經濟舞臺。這是繼今年年初以來，政府削減行政審批制度的延續，5月，國務院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6月，國家發改委取消和下放了26項行政審批事項。即使如此，在金融、船舶運輸等領域，未能撼動審批制。 金融改革如箭在弦，可見的改革包括設立民營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利率市場化、離岸金融更加便利等。但這些改革的風險、對國有低效企業的影響，將是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其他土地、戶籍等改革，只能在小範圍內順勢而為。 此次改革如走鋼絲。在緊平衡狀態下，有時細微的變量，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下述問題必須提上議事日程，如土地價格是否會下行將影響地方債能否順利清償，如房產稅是否會壓低地價，如傳說中的遺產稅是否會煽動移民潮，國有企業的資產如何定價等等。 我們有理由對中國關鍵轉型期的重要會議抱以期待，並予以密切關註。這是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粗放式市場化改革之後的一次最重要的革新，這次會議的展示的是尊重市場、設立邊界、建立信用、平等博弈，當下的中國能否如上世紀的韓國一樣，在強大的中央政府推動下，取得核心改革成功，不取決於權力本身，而取決於附著在核心權力上的理念、執行力與對中外不同道路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