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9/2016

《中國現代文學大紅寶書》張愛玲缺席

紐約時報
文學  藍詩玲

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魯迅

1906年,一個名叫周樹人的中國人在日本學醫期間,看到一幅幻燈片,上面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的一幕,這場戰爭有部分是在中國的領土上發生的。幻燈片上,一個中國人被日本人認定為俄軍間諜,周圍的一群中國人就這樣目送自己的同胞被斬首。「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周樹人回憶。「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強健,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事,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這個時刻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轉變之一,不久後,周樹人就自詡為文學醫生,專門療救中國人靈魂的沉痾。在接下來的30多年裡,他以「魯迅」為筆名,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奠基者之一。

魯迅公開闡明了自己成為作家的動機,後來這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無法擺脫政治影響的象徵。和之前的許多評論家一樣,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英語系教授黃運特也把中國現代文學定義為一種過於政治化的現象。在新出版的20世紀中國大陸文學選集的導言中,他解釋道,現代中國文學是一個承擔著「整個民族歷史重負」的故事,作家們對處在「亡國邊緣」的中國表達自己的憂患意識。

然而,關於這種解讀也有爭議;事實上,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說法一直統治着中國的學術界。但是把中國現代文學與政治等同起來,有點像是一種束縛。因為至少在冷戰階段,意識形態同樣左右着西方人的判斷力,評論者與讀者如果不是專家,通常會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充斥着獨裁政治的信息,缺少風格,亦缺少精神上的複雜性。但是,正如全世界的文學一樣,現代中國文學是歷史、人性與美學的複合;反映出的東西遠較其政治背景為多。儘管這本很有價值的選集把政治層面放在第一位,但亦有其他文學深度在其中滲透出微微的光亮。



Ed Jone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莫言

這本《中國現代文學大紅寶書》(The Big Red 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是許多翻譯家工作的成果,分為三部分,分別是民國時期(1911-1949)、革命時期(1949-1976)和後毛澤東時期(1976至今)。第一部分中特別選入了20世紀上半葉奠定了「愛國主義經典」的中國現代作家(魯迅、茅盾,巴金)的作品。他們與19世紀10年代與20年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密切相關(新文化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在白話文的基礎上創造一種嚴肅文學,促進民族的覺醒),他們的作品譴責貧窮與不公,乃至自從19世紀末以來困擾着這個國家的政治動蕩。選集的第二部分是一小批「革命」作品,包括樣板戲、一位農民詩人的短篇小說,以及毛澤東本人大氣的詩詞作品。第三部分可以被視為對毛澤東時期,特別是「文革」時期嚴苛約束的創意反撥。這一部分里收入了北島詩意的語言、莫言充滿性愛與流血的禁忌題材小說,以及馬原和車前子的語言遊戲,他們重新把模糊與微妙帶回了文學之中。

黃運特的選擇亦兼顧了那些挑戰現代中國文學中「政治決定文學」理念的創新者們。對於那些以評議社會政治而聞名的作者,本書一方面收入他們激烈批判中國社會的作品,同時亦收入了他們異想天開而私人化的作品,從而加深了我們對他們的理解。比如,書中沒有收入郁達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說《沉淪》(19世紀20年代一個留日的中國學生感傷的第一人稱敘事,把他的性自卑情結與國家恥辱感的集體情緒混合在一起),而是選了一篇感人、低調的散文,講述身無分文的作家郁達夫在上海掙扎求生的經歷。值得一提的是,黃運特自己還動手翻譯了好幾篇冷門的文章。

在1949年之前的部分,特別精彩的是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的節選。蕭紅大體上可算作是一位左翼作家,1942年不幸英年早逝,只有30歲。蕭紅的同齡好友巴金憑着《家》等感傷地譴責封建制度的小說,獲得了比蕭紅大得多的聲譽;但蕭紅對故鄉——中國東北一個寒冷的村莊——地方迷信充滿細節的簡潔描寫,卻是對毫無人性的中國保守勢力更有力的譴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地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着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就拉着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



蕭紅

許多1949年以前的詩歌主要是因其具有文學史上的價值而有趣,那是中國詩歌與古典傳統發生斷裂的時代。這些20世紀初的詩歌顯然令詩人們在全新的形式與表達的自由中狂歡,他們筆下的詩句有時不免陷入放縱的浪漫主義(「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卞之琳的兩首短詩《寂寞》則有一種莊嚴的凄涼,開頭以天真的田園風光魅惑着讀者,但最終以凄涼收場。

選集中的性別比例明顯偏向男性作者。這種失衡對於封建時期的中國文學來說並不驚人,但是對於一個現代文學的選集來說卻過於醒目。畢竟,上世紀初,女性作家開始成為公眾人物是中國現代新文學的重要特徵之一。最明顯的缺失顯然是張愛玲,她是一位深刻的、刻畫人物心理的現代主義作家,講述上海家庭生活的故事,風格極為壓抑,備受華語讀者推崇。此外蘆隱、茹志鵑、徐小斌等人的作品亦值得收入。

在選擇20世紀90年代及之後的作品時,黃運特更為青睞詩歌,忽略了那些風格嚴峻而個人化的都市小說作家,諸如東西、韓東、徐則臣和朱文,他們的作品記載了當代中國消費社會人們不滿的焦慮情緒。

雖有上述這些吹毛求疵,看到一家嚴肅的、面向普通讀者的出版社投資出版這樣一部選集,把經典作品與罕為人知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實在令人振奮。希望《中國現代文學大紅寶書》內容的廣度與豐富性可以鼓勵更多新讀者去探索中國文學的完整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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