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歐大旭
Boyoun Kim
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市中心，建於19世紀的天福宮門口掛起了紅紅的燈籠和吉祥的標語，看起來比往常更加華麗。這座寺院正準備迎接一年中最繁忙的時段：未來幾個星期，將有成千上萬的進香者前來捐款，並為農曆新年祈福。在這個時候，即使是像我這樣最不經常去廟裡燒香拜佛的人，也會盡量保持這樣一個與自己的祖上有關的習俗。
在這樣一個典型的中國文化場景下質疑一個人的傳統似乎很不合時宜，但如今，在新加坡生活就意味着要挑戰關於華人特性的傳統觀念。隨着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它正在向外輸出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理念，這在海外的華人社區製造了新的緊張氣氛。在新加坡，華裔過去被稱做中國人或是華人，這兩種說法經常相互替代使用：它們的小小區別被認為意義不大，前者關聯的是擁有中國國籍或在中國出生的人；後者是任何在種族和文化上與中國存在關聯的人。但這種微妙的區分已經成了在這裡作為一名中國人的內涵中的關鍵部分。
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是華人，他們大多是講閩南語的中國南方福建省移民的後代。這些移民是19世紀上半葉來到這座島嶼的，這裡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馬來人和印度裔長期以來在這裡形成了重要的社區，他們中既包括本土人，也包括19世紀抵達馬來西亞的移民。但華人在數量上的優勢則首先對新加坡的建立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65年，新加坡脫離了剛剛獨立的馬來西亞，直接原因是在這個新成立的由馬來人主導的國家裡，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權利保護所引發的分歧。（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最初都屬於一個鬆散的聯盟。）如今，新加坡這個由華人占多數的小國的人均GDP，是面積更大、資源更豐富的鄰國馬來西亞的五倍左右。
然而，正是經濟的發展引發了關於在現代新加坡作為華人意味着什麼的疑問。2013年，新加坡政府發表了一份白皮書，列出了保持經濟增長，以及在2030年之前將人口從530萬增至650萬到690萬的計劃。在這個人口密集、新建設空間有限的島嶼，該計劃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前所未有的公眾抗議：考慮到新加坡較低的出生率，這種增長將不得不由移民來驅動，而許多人推測，這其中主要得靠來自中國的移民來驅動。
表面上看，幾乎沒有哪種文化融合會更加天衣無縫。在新加坡的多語言教育系統中，普通話事實上被視作英語之後的第二大語言。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前，新加坡採用了中國大陸所使用的簡體中文書寫，而不是香港和台灣的繁體。上世紀70年代末，政府發起了一項說普通話的運動，限制各種漢語方言的使用。從食物上的相似性以及根植於儒釋道文化的共同習俗可以推斷，人們對中國文化十分熟悉。
然而，在新加坡華人和中國大陸人之間仍然存在着一條裂痕，當代社會價值觀和本應讓他們緊密相連的語言卻將他們分隔開。
在熱鬧的新加坡互聯網媒體和網絡論壇上，新加坡人對中國移民存在偏見的例子屢見不鮮。新加坡人經常抱怨大陸人粗魯、不文明：最近，在真實新加坡(The Real Singapore)和《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的「市民新聞網站」STOMP這樣的公眾門戶網站上，一則文章講述了一名「中國大陸女人」在地鐵站本來乾淨整潔的地板上小便的事情，引發了眾怒。而另一邊，中國移民又認為新加坡華人高傲冷漠，標準普通話說得不夠流利，覺得這證明了新加坡華人不是真正的華人，他們因此感到失望。
這種緊張關係的結果，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雙向排外，每一方都指責另一方是種族主義，儘管他們都是漢族華人。可以預見，這導致了文化身份的一種再主張。儘管新加坡電視和電台節目採用經典的大陸式的發音，但在商店、公共交通工具和島內著名的攤販集中點，新加坡漢語——帶有濃重口音的普通話，其中含有特別詞彙以及英語等外來語的變形詞——完全沒有標準化的跡象。地方方言依然相當流行，尤其是閩南語。雖然新加坡學校必須讓華人學生學習普通話，但有相當大比例的華人更習慣於使用英文，而非普通話，這些人主要來自富裕階層。
中國對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力清晰可見，這激發了他們作為新加坡人的認同感，而不是中國內地人後裔的認同感。如果說新加坡的華人曾經把自己界定為華人，以對抗馬來西亞，那麼如今他們正在和中國保持距離。一個新加坡華人朋友去年秋天前往日本工作，當時中日之間的關係正因釣魚島/尖閣群島爭端變得高度緊張，他告訴我，「我只是需要確保他們知道我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國人就行了。」
但是在天福宮，當我與其他信徒一起準備傳統香火供品時，要把周圍的一切看做「與中國無關」是很困難的。我（用普通話）與大多數新加坡華人交談的時候，他們仍稱自己為「華人」，或者仍然遵循中國的風俗傳統。然而，通過把其悠久的傳統融合到一個比較年輕的國家身份中，新加坡的中華僑民已經創建了一種混合式文化，它對單一的華人身份提出了質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