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又一代

習慣「失落」，似乎應該是正確的生活哲學。「擔當」，成為了一個充滿嘲諷心態的字眼。「社會改革的激情」，早已被性愛的快感所取代。「領袖」，比較像是傳媒開玩笑的封號，而與「擔當」和「改革」無關。「理想」，可以用來指摘別人的不識時務，也能拿來抬高自己的身價，這只端視當時語言的方便。

是的，一切都只剩下語言，再也沒有關於價值與道德的討論。即使是衝突，也只有口頭上的狡辯，以及說不盡的藉口。公共辯論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新的內涵真的還沒有被填充進來，人家卻因此而欣喜。語言文學失掉了該有的重量，人類的責任恍如來到無重力的月球環境，只能輕飄飄地在漂浮，無法強而有力地界定任何事物。那是一場混亂，人家混水摸魚，或亂點鴛鴦，還為自己偶然的聰明沾沾自喜。

他不願像上一輩人為自己負起全部責任。他退縮、他害怕、他懦弱。他既不信上帝，又否定自己。他只能戴着「好儍好天真」的面具，躲在自己的蝸居，陪着看不完的垃圾電郵和無新意的電視節目，以及桌上那杯還沒飲完的珍珠奶茶，沒精打采地生活。這就是他的世界，這就是所謂的「失落」。

是個封塵說法

八月十二日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青年日」，聯合國國際勞工團體(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於十一日發表了《二○一○年全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指出，受經濟危機衝擊，去年全球青年的失業率，達十三個百分點。二十四歲以下適齡就業的青年人，約有八千一百萬人未能就業，創下歷史新高。報告作者SarahElder特別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遠大於成年人口，而青年就業市場回溫速度也比成年就業市場緩慢。那些失業青年人，因對就業前景深感挫折，已索性放棄尋找工作，久而久之將淪為「失落的一代」，喪失經由就業改善生活的希望。「失落的一代」，其實是個封塵的說法。海明威在未取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的第一部小說《TheSunAlsoRises》就提出了「失落的一代」。《TheSunAlsoRises》原本被命名為「失落的一代」(TheLostGeneration)，後來海明威覺得「失落」未免太過消極，人生即使有失落、焦慮、迷失，仍可從自我本身作為真正價值的起點。今天過後，明天又是象徵着希望的朝陽升起，所以堅持以《TheSunAlsoRises》作為第一部小說的名稱。

「叛逆之火像戰爭之火燒毀了文明一樣，道德、上帝、公理，一切都顯得毫無意義。」海明威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流亡巴黎的一群英、美作家為背景。這一群來自各國而聚居巴黎的年輕人，對上一代價值觀普遍懷疑，又無法在當代建立新的典範，於是以聚賭、服藥、縱欲等放浪形骸的生活模式，對抗虛無和失落的恐懼，最後成為遊蕩外地的「異鄉人」。

不過，與其說聚賭、服藥、縱欲是私密的歡愉、是罪惡的淵藪、是不能自拔的癡迷，不如說是個人用來與世界劃清界綫的最後武器———我控制不了外面的世界，我只能控制我的身體。身體本來並不驚世駭俗，真正驚世駭俗的，是個體想脫離群體操控，以實踐特立獨行的欲望———無論以國家、社會、社群之名出現也好，我都不想理會。

失業問題前景堪虞

我必須懂得在適當時候離開：在電影完結Roller出現之前，便抽身提早離場；在晚餐甜品上桌之前，便推開椅子告辭；在甜蜜纏綿終結之前，便掙脫臂彎逃去；在情緒激動到爆炸之前，便忍着淚水轉身。法國小說家卡繆的《異鄉人》(《Stranger》) 正是說明這種「毫不在乎」的存在狀態。主人翁Meursault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公司有意將他由阿爾及利亞調職到巴黎，但他毫無上進心，一口拒絕了難得的升職機會。他的親密女友問他是否愛她，但他只是支吾以對。他的母親過世，他仍毫無傷感，甚至連母親在甚麼時候過身也不敢肯定。最荒謬的是，他為了小小事情而殺人，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他完全沒有為自己謀求減刑，最後甚至被判死刑，始終仍滿不在乎。《異鄉人》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這種對苦悶心靈的投射，正好遇上了當時英國社會經歷了由盛入衰的時刻。水門事件、越戰後遺症令傳統價值分崩離析，人家可以做的，僅是死抱個人主義、反對社會建制，全然不理會他人，就是精神上一片空白也罷。

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