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與工業革命

1851年5月1日上午9時，英國倫敦，50多萬人聚集在海德公園。

在這裏，一座由鋼鐵和玻璃為主要建材，佔地19英畝的建築，用不到6個月時間拔地而起。在這座被稱為“水晶宮”的建築裏，舉行了第一屆世界博覽會，當時叫做“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國，向世人展出了她自工業革命之後技冠群雄、傲視全球的輝煌成果。從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來說，那時的英國有理由驕傲：自1870年之後，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裏，英國的人口增長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倍；農業佔國民總產出的比重從50%左右降至20%以下；利物浦和曼徹斯特這些小漁村因為紡織業和冶煉業的發展轉眼間成為巨型城市。

簡言之，一個在長達一千多年中緩慢發展的農業國，在不到20年間突然一躍而成為世界工業巨頭。這樣的轉變發生得如此突然，出乎意料，而且顯然不符合英國人的性格。如果回顧英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工業革命之前（事實上工業革命之後很多情形亦是如此），英國社會幾乎所有的變革都是通過漸進的方式完成的。也正是因為如此，當一海之隔的法國大陸爆發大革命的時候，大多數拘謹保守的英國紳士並不看好。

以柏克（Edmund Burke）的觀點為例，他認為法國大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一個社會基礎，而個人的自由、人類的文明以及一切在漫長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美好事物，皆有賴于此。

歷史證明柏克是對的。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目標的大革命最終屈服于軍事獨裁統治，並且以數十萬人埋葬于俄羅斯大草原而告終。與此同時，只關心下一餐飯如何解決的英國人，卻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整個人類命運的格局，向我們展示一個前所未見的現代社會。然而這也就產生了另一個難解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工業革命也是一場突如其來、動搖英國社會根本秩序的“革命”，它又為何會在英國發生？

不僅當時的人們在19世紀中後期開始回顧這段歷時感到難以理解。如何解釋工業革命對當代學者來說也是一項艱難的挑戰。至今，我們仍然對當時發生的許多故事的細節並不清楚。比方說工業革命準確的出現時間，為什麼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地區，它又是如何傳播到其他國家的，推動工業革命出現的核心因素是什麼，如何來評價工業革命對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在政治以及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

這些問題的答案一直以來眾說紛紜。

到了21世紀之後，隨著英國自1200年起其工資、價格、人口、地租以及資本收益等數據都具有了非常完善的整理和記錄，經濟學家得以使用各類數學工具對工業革命時期的歷史重新進行細致入微地計量分析。但結果仍不令人滿意。

曾經一大批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認為工業革命的核心評價標準是經濟增長率的急劇提高，然而數據分析顯示在工業革命發生的18世紀，英國的經濟效率沒有出現持續增長，從18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英國的經濟增長率僅為0.5%；曾經我們認為開放的自由貿易為英國政治經濟的繁榮帶來深遠的影響，然而從英法的貿易資料中分析得到的結果，在整個19世紀，英國政府對國際貿易的管制越來越強，甚至超過當時以經濟管制著稱的法國；曾經有學者提出創新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然而從當時英國最重要的紡織業中獲得的數據中可以發現，紡織業的創新產生的收益非常有限。

這一係列令人沮喪的研究成果會讓不少對啟蒙、對工業革命、對“現代性”充滿信心的學者產生幻滅的感覺，更弗論當時那些普通的英國民眾。

對他們而言，也許英國的強大繁榮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是他們關心的東西。他們在意的是自身生活境況在這個高速發展的社會中變得動蕩不安。舊有的生活方式不得不發生變化，急劇拉大的貧富分化讓那些以平均數值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變得毫無意義，甚至連整個社會的道德規范都開始變得不確定，這一切都會讓一個身處工業革命之中的普通人感到生活無法忍受。
而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就是那樣一位“普通的”偉大作家。他寫于《雙城記》中的那段如今已成為“萬金油式的”的開場白：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部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這不僅是當時那些被夾在工業革命掀起的社會發展巨浪中進退兩難的普通民眾的內心獨白，也可以適用于任何一個處于急劇轉變中的社會裏那些普通民眾猶疑情感的最佳表達。

通常我們給狄更斯貼上的標簽是，“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早年生活的艱辛使得他更為關注英國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陰暗面。《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董貝父子》、《小杜麗》、《遠大前程》……這一幅幅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風情畫卷，在狄更斯的筆下它們的主色調通常是灰色的。社會底層民眾生活的艱辛、困苦和悲慘，甚至使得作家自己所頌揚的人性的美好面都披上了憂鬱的色彩。狄更斯不滿意他所身處的社會，同當時許多忿恨不滿的思想者一樣，他把這個社會弊病的緣由歸罪到那些支持讚揚社會發展的思潮頭上，經濟學自然首當其衝。1848年，在一次支持奴隸制的種族主義演講中，卡萊爾（Thomas Carlyle）第一次將經濟學貼上了“陰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的標簽。

1854年，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出版，題獻給卡萊爾。這部小說是狄更斯對經濟學以及功利主義思潮最激烈的批判。小說的主人公，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是“一個專講實際的人。一個講究事實、懂得計算的人”。他的口袋裏，“經常裝著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葛擂梗的兩個兒子，一個叫亞當 斯密，一個叫馬爾薩斯。狄更斯自序道，“我的諷刺作品所反對的是那些人，在他們眼中除了符號和均值，別無其他——他們代表這個時代最邪惡和最可憎的惡行。”事實是狄更斯這類批判不僅是無力的也是錯誤的。或許古老的慈善觀念、人性光輝的確在高速的經濟發展和與之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潮面前支離破碎，然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塑與一個新社會相適宜的道德秩序。

1861年，穆勒（John Stuart Mill）發表《功利主義》一文，狄更斯如果願意，就會發現他所痛恨的功利主義不僅僅只是算計而已，在穆勒為代表的思潮中，效用的計算已經加入了“感覺和情感”。狄更斯也許沒有意識到，他所強烈批判的這個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社會，也是造就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原因。沒有工業革命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還在為食物犯愁的英國人不會有閒暇去閱讀他的小說；沒有伴隨經濟增長而來的文化教育的普及，他的作品也不會有那麼廣泛的讀者群；沒有經濟增長所衝破的舊有社會身份的約束，作為小鞋匠的狄更斯可能根本沒有機會成為作家。

只有一個偉大的時代，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作家，盡管作家的某些觀點，可能並不偉大。時至今日，英國在狄更斯誕生後又行走了200年，昔日大英帝國的榮耀早已不在，但這個社會也並沒有變得那樣糟糕。狄更斯有生之年所見的只是英國工業革命成就的前奏而已。從1780年到1860年，英國人均收入只是翻了一番，從1860年到1990年，卻增長了8倍。而同一時期，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較，英國的成就並不是最突出的。200年之後，這個世界仍然既沒有直奔天堂，也沒有投入地獄。

經濟學，仍然是當代社會思潮中的顯學。而狄更斯的小說，他的名言雋語，仍然在世界各個角落流傳。而對于那個已經過去的時代，那場至今仍顯得琢磨不透的工業革命，如果她能開口說話，她一定願意用狄更斯在《雙城記》的結尾而非開頭所寫下的那段話來評價自己：我現在已做的遠比我所做過的一切都美好；我將獲得的休息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