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之於人類文明的意義

自然災害伴隨著人類成長，自然災害又促進人類文明的成長，有些自然災害又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可以說， 現代化進程到來之前，人類對自然災害的抵禦能力極弱，也因此規定了特定時期人類社會的狀況。據法蘭克王國史學家格裏高利(Gregory of Tours, 538-594)《法蘭克史》描述，540 年~590 年歐洲發生了第一次大瘟疫(史稱查士丁尼瘟疫)，一天死亡超過千人，整個疫病導致東地中海約2500 萬人死亡，這場當時200 年內最致命的鼠疫，使查士丁尼企圖恢復羅馬帝國光榮的夢想因此失敗，差一點讓拜占庭帝國大傷元氣，由此強化了上帝之于中世紀居民的偉大意義。

而中世紀的結束不完全是人的力量所為，也是與瘟疫相關：頻繁的天災及其轉化而來的人禍，當時的社會對其無力救助，促使人們把目光從煉金術轉向科學技術，尋找救治災難的方法；迫使人們從期待上帝轉向人自身，人的解放成為趨勢；激勵人把視野投向更遠的地方，面向光明的未來、發現更安全的世界。此言絕非危言聳聽！1346-1347 年，一場被命名為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orbubonic plague)的瘟疫，無論是誤認為由蒙古人帶來的，還是說有可能是往來于克裏米亞與墨西拿（西西里島）間的熱那亞貿易船隻帶來被感染的黑鼠或跳蚤而引發的，但長期徘徊于克裏米亞半島，1347 年傳到君士坦丁堡，此後往東到達巴格達、往西和往北延伸，1348 年~1350 年再東傳至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又途徑今天的法國、西班牙和英國等等地區，到1350 年席捲歐洲、北非和西亞，1351 年傳到古(俄)羅斯西北部。當時因科技條件的限制，無法找到治療藥物，人們束手無策，或坐以待斃或逃亡，或使用隔離的方法阻止疫情漫延。在維也納，每天都有500-700 人因此喪命；疫情高峰期的1348 年，佛羅倫斯、威尼斯和倫敦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大批屍體運到城外，3-7 月這些城市病死者分別達10 萬
以上，昔日美麗繁華的佛羅倫斯城，變得墳場遍地，屍骨滿野，慘不忍睹。這場黑死病導致這些地區人口急劇下降(歐洲和中東地區死亡率高達30-50%，倫敦死亡率1348 年是25%，到1360 年還維持在22.7%、1375 年保持在12.7%水準)，估計歐洲有約2500 萬人死亡，歐、亞、非洲則共約5,500 萬~7,500 萬人身亡，1350-1400 年間歐洲人均壽命從30 歲下降到20 歲。而1348 年事件之後災難並未減輕，人類文明也因此變化，如黑死病、天花(smallpox)、慢性傳染病(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s)等不斷造訪歐洲和亞洲的城鎮，威脅著那些劫後餘生的人們並波及世界，如義大利1417、1430、1630-1633 年黑死病此起彼伏(主要是佛羅倫斯)，1575-1577 年威尼斯再次發生瘟疫……準確統計歐洲的死亡數字已不可能，許多城鎮留下的記錄卻見證了驚人的損失：1467 年俄羅斯死亡12.7 萬人，古(俄)羅斯摩棱斯克地方史記載，1386 年疫情使得該城只有5 人倖存！如此災難，迫使人們思考如何面對生存和怎樣走出坐以待斃的境地問題，從而在表面上強化了上帝對人的控制力，實際上是這場災難，連同商業社會的形成，共同催生了文藝復興運動最早在義大利發生。

的確，論及1848 年瘟疫，它是啟示文藝復興到來的重要事件。著名桂冠詩人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所癡戀女子蘿拉，就死於這場瘟疫，此事讓詩人悲痛欲絕，改變了要隨兄長一道棄絕世間欲望而獻身上帝的打算，改為雲遊四方，逐漸弱化對禁欲主義的信守，致力於用義大利方言創作表達男女情感的詩集《歌集》(Il Canzoniere,1336-1374)，這部由366 首詩歌組成的詩集,書寫世俗生活的悲歡而不是對上帝的熱愛，大膽曝露男女之間愛情的甜蜜。這部歌集，成為義大利人最先關注自我感情實現的奠基作。尤其是，對於親歷這場瘟疫的薄伽丘(Giovanni Boccàccio, 1313—1375)而言，更是刻骨銘心。

為了記下人類這場災難， 他便撰寫了短篇小說集《十日談》(Decameron,1350~1355)：設想那十位男女青年在外界疫情肆虐、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形下，逃到一個環境幽靜、景色宜人(有長廊、壁畫、清澈泉水和悅目花草等)、物質豐富(地窖裏還藏著香味濃郁的美酒)之地，主要以講故事的方式愉快地度過逃生的日子(並且，每天伴隨有唱歌彈琴和跳舞散步)。論及講故事，這自然是文化生活不豐富和沒有現代科技歲月，人們享受精神生活最經濟和最流行的方式，在歐洲一直持續到18 世紀末被報紙替代、20 世紀被電影電視替代。

《十日談》如是敍述講故事情景：這十位青年男女坐在綠草茵茵的樹蔭下，輪流主持每一天的故事主題，每人每天圍繞主持人(作品稱男主持人為“王”、女主持人為“王后”)所提主題講一個動聽的故事，幸福地消磨十天、消解這十天每個炎熱的午後。於是，便有了這100 個輕鬆、動人並參雜了許多葷段子的故事。

既然寫作的背景和動機如此，那麼對這百個故事的閱讀、理解，相應的就要考慮到這場疫情及其災難性後果，即自然災害喚起人們重新認識人生和人類社會的問題，喚醒人身上許多被制度和教義所壓抑的人性，如渴望享受到現世幸福、正視實現人性的合法性。如此一來，故事意義就不能限於敍述的能指符號層面——停留在葷段子敍述上，而是背後的所指。可以說，經由《十日談》，1438 年疫情不單讓歐洲社會改變了生活態度，也改造了歐洲人對自我的認知，還變革了歐洲人表述自我和解釋世界的方式，即不再依據正統的教義或制度性話語，而是另闢蹊徑地開啟了奇絕使徒行傳的模式，選用民間故事方式輕鬆幽默地敍述人生經驗，並且這種故事套故事的文本結構，意外地和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敍述方式一致(該作1717 年譯成法文是歐洲最早文本)；同時，這種另類選擇率先改變了拉丁文書寫的正統性，轉向創造性使用民族語言——義大利的托斯卡納方言(the Tuscan dialect of Italian)書寫被普遍的正統觀念和制度所壓抑的情形、衝破這些壓制的本能力量之強大、沒有人為限制的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多麼美好等，哪怕在第4 天故事序言中作者如是解釋，“這些故事我是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羅倫斯方言寫成的，而且還不是韻文”，但讀者能看出生命面對考驗時，作者放棄正統書寫慣例的用意——用故事體和義大利方言更有助於自然而然地書寫人對生命體驗的尊重。這樣的選擇，大大突破了此前但丁用拉丁文書寫對鄰居少女貝阿特麗采癡迷的精神戀的抒情詩《新生》(1292-1293)、用拉丁文書寫在遵從神學體系下探討社會和人的問題之作《神曲》(1307-1321)，甚至比起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更為直觀地表達生命之美，並影響到後來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直接呈現人的肉體肌膚之美的油畫《裸女照鏡》(1515)、提切利用明快色彩凸顯美神的裸體曲線美的油畫《維納斯之出生》(1458)、提
香畫出酒神狄俄尼索斯旁邊的仰臥美女《酒神祭》（1518-1520）等。如此敍述也很快得到多方回應，如佛羅倫斯政治家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74-1444)寫出《佛羅倫斯城市頌》(1403-1404)，直接捍衛財富的價值—認為財富道德的基礎；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這位率先用法文寫作的鴻儒(通曉醫學、天文、地理、數學、哲學、神學、音樂、植物、建築、法律、教育等多種學科,和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以巴黎市民方言為基礎並兼顧俗語、俚語、行話、民間故事中寓意和象徵，創作極力歌頌人之世俗生活的美好之作《巨人傳》(1532~1564)。正是這些，連同《堂吉訶德》、莎士比亞劇作和達芬奇、拉斐爾(1483～1520)、米開朗基羅(1475－1564)等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學、學、醫學一道，共同促成了人的自然生命最為可貴的世俗化運動。而且，經由自然災害而重新發現人的存在，此後在西方逐漸成為傳統；而且，這種傳統促進知識界關注理性主義及對人類自身理性盲目信任而帶來自我傷害的反思、批判，出現了一系列呼籲捍衛人的生命本體價值的呼聲，如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1819）、《論自然意志》（1836）、《倫理學的兩個根本問題》（1841）等強調人之直觀表像、思維表像、感性想像表像等能力的意義；馬克思面對工業化發展的巨大聲浪，提出人的全面發展並以此批判資本主義對人自身的威脅；還有柏格森、尼采、佛洛德、19-20 世紀之交的現代主義文學藝術運動、此後海德格爾和薩特等人的存在主義、1960 年代以後消解理性主義的後現代主義運動等，無不是要強調人之生命自身價值的。

有意味的是，隨著現代性的擴展，考古學發達、現代科技發展，讓文學藝術有可能訴諸於各類自然災害，包括疫情、地震和海嘯、沉船、飛機失事等，或者說，自然災害成為促進文學藝術發展的力量所在。西元79 年8 月末，沉寂幾百年的維蘇威火山突然發生劇烈地震，當時許多人沒有來得及逃離城市，噴射出來的石頭和灰燼頃刻間覆蓋了赫爾庫南奴姆和龐貝這兩座繁榮的羅馬城市。這場慘怖的大災難，幾個世紀過去後居然沒人記得赫爾庫南奴姆和龐貝的正確位置，大約1748 年才開始發掘，看到石頭和灰燼下遭難時的龐貝城狀態，龐貝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災難博物館。在龐貝被發掘近80 年後(1827)，俄國畫家勃留洛夫隨考古隊到龐培城去考察，龐培城遺址使畫家驚歎不已, 用了六年的時間創作了這個古城被毀滅時震撼人心的名作《龐貝的末日》：面臨各種建築物正在墜落、雕像正在崩落、火山正噴發恐怖火焰等滅頂之災，被死亡威脅的人們，雖驚慌失措、東奔西竄、倉惶呼救、不知所措，卻仍舊扶老攜幼、互相救助，三十多個人物因為災難而相互提攜地連成一體。而現代電影迅速發達起來，也與人們迫切希望記錄和重新理解各種自然災害不是沒有關係的。典型的案例許多電影敍述1912 年“泰坦尼克號”船難事件：“泰坦尼克號”1912年4 月10 日從英國南安普頓港出發，14 日深夜11 點40 分，以每小時40 公里速度撞上冰山。它共載運2207 人，其中乘客1316 人，船員891 人，遇難達1500多人。這個事件引發了許多藝術家的興趣：德國 1943 年拍攝第一部泰坦尼克電影，敍述德國籍大副不敵英國資本家的無能，無法挽救泰坦尼克號沉沒的命運；美國 1953 年拍攝影片，前部分對白交待人物、後部分是災難場面；英國 1958年拍攝《冰海沉船記》，該作沒有主角，80 分鐘描寫乘客倉皇逃命；美國 1979年拍攝《泰坦尼克號郵船遇險記》；美國 1980 年拍攝《泰坦尼克郵船重見天日》敍述泰坦尼克郵船遇險後70 年，被打撈出水、重組失事過程；美國 1983 年拍攝紀錄片《泰坦尼克號：一個謀殺？》；美國 1986 年拍攝紀錄片《泰坦尼克號：夜與夢》；美國 1995 年拍攝紀錄片《泰坦尼克號》；美國 1997 年拍攝紀錄片《泰坦尼克號沉船記》）；英國 2005 年拍攝紀錄片《泰坦尼克號--一個神話的誕生》。

然而，文學藝術促使人們關注自然災害畢竟是有限的，不敵自文藝復興以來漠視自然界的潮流：現代性的擴展，人越來越關注社會變革問題，科學技術的日益創新，自然界及其變化成了各領域的專家關注和要征服的物件，相應的，也就越來越遠離普通民眾的視野，以至於自然界及其變化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人與自然關係等也被忽視。由此成就了18 世紀以來所形成的現代歷史觀：歷史學屬於可以體驗的，可以從內部認識的，它有別於只需要且只能從外部去認識的自然科學。據英國史學家科林伍德《歷史觀念》(1946)判斷，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同為科學，“一切科學都基於事實。自然科學是基於由觀察與實驗所肯定的自然事實，心靈科學則是基於由反思所肯定的心靈事實……對科學而言，自然(界)永遠僅僅是現象……但歷史事件卻並非僅僅是現象、僅僅是觀察的物件，而是要求史學必須看透它並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來”，自然現象僅僅是現象，如各種自然災害哪怕造成無可計數的生命罹難，但災害本身並沒有思想，而歷史事件如戰爭則不僅僅是現象，其背後還有思想。換句話說，自然界事件缺乏人事的內心，一個人由於自然原因而故去，醫學只鬚根據外部現象判斷死因即可，勿需要求科學家或專家認識自然事件背後的思想，而史學研究的物件與其說是歷史事實，不如說是歷史事實背後的思想活動，史學家的職責在於探查事件的內心及其活動，“與自然科學家不同，史學家不關心如此這般的事件本身。他只關心作為思想之外在表現的那些事件上，而且只是在它們表現出思想時，他才去關心；他關心的只是思想而已”，即歷史乃思想史，史學的物件就是思想——並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為。由此，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並不在於兩者的實證方法不同，而在於彼此所要證實的假說，史學任務在於表明事情何以發生、一件事如何導致另一件事，史學家的職責就在於找出事件之間的思想線索，自然界事件不存在這樣的思想，自然科學家也就沒有這樣的任務。並且，人類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長，卻未同時伴隨控制人類自身能力的相應增長，兩種對比所形成的反差更暴露出人自身的弱點，而控制物質力量的增長和控制人自身力量的並不長進，導致文明世界中的一切正面價值遭遇危險。實際上，自然界變化(尤其是自然災害)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思想面貌和世界歷史進程，如15 世紀那場瘟疫改變了義大利，按瑞士史學家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年初版)所論，“在現代國家中，義大利最早出現了文明生活習慣，他們講禮貌，重視言辭，服裝整潔，居住舒適，注意教育和體育”。 甚至不能否認，自然災害，不單是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更直接改變了人類社會發展格局，如出現了醫院、醫學、公共衛生防疫措施等，1700 年之後歐洲人口死亡率自然趨於下降，就因為一次次疫情發生，也就相應地促使醫學進步、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削弱了只靠教會和信仰解決問題的神話，間接促成了後來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所以，知識界很重視自然災難史及其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問題，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災難史學著作，如吉蔔列(K.Kiple,1939-)主編大型辭書《劍橋疾歷歷史詞典》(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1993)、阿波斯托洛普洛(Y. Apostolopoulos)和索恩梅茲(S.Sönmez)主編《人口變動和傳染病》(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2007)、戈爾德(Richard. Gould)《災害考古學》(Disaster archaeology,2007)等。但史學觀如此巨變，影響了人們的知識結構和視野，更關注社會問題，大大遮蔽了自然災害之于文學藝術發展和人的文明進化的意義，這也正是後來生態文學研究中最為詬病的。

自然災害之於人類文明的意義
林精華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兼外語學院俄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