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族群的德性之鏡

紐約時報蕭瀚-“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自己配不上所受的苦難。”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總是將苦難審美化繼而倫理化，不過，苦難確實常常是個體乃至龐大族群的鏡子，它能照出人們避而不願正視的自身德性。 無論個人還是族群，苦難的來源都紛繁不一，有意外，有擔當，有誤會，也有報應；有天災，有人禍，也有不良品質下放縱的自找。除了天災地禍的直接災難，許多人總是將族群苦難的原因簡單歸咎於制度，其實，人類趨利避害的智慧與理性，以及相應的各種德性，在族群苦難中同樣被品鑒，畢竟制度本是人的產物。 赫拉克利特所謂“性格決定命運”，普魯塔克《名人傳》里的馬修斯·克里奧拉努斯(Marcius Coriolanus)可謂典型中典型。這位公元前5世紀勇敢、清廉、堅強的古羅馬優秀將領，因為暴虐與專斷和難以自控的暴烈情緒而至於叛國、首鼠兩端，終至引來殺身之禍。克里奧拉努斯的苦難以至最終殞命，外在原因遠不如其自身原因更致命，一個渴望成為政治家建功立業的人，不幸擁有跟建功立業完全相逆的性格，無疑是一大悲劇。這種苦難是性格缺陷所致，也可以說是自找的。這種苦難的承受者往往除了承受苦難，已經來不及幡然醒悟，也談不上可避免還是不可避免，通常只能成為別人的教訓。 克里奧拉努斯的個人品質給羅馬共和國帶來外敵入侵的嚴重災難，與他幾乎同時期的雅典人阿西比亞德，由於雅典人的高度配合而在毀國方面更勝一籌。 公元前415年初，雅典民主大會討論遠征西西里問題。尼西阿斯力陳其弊，再三勸阻，但著名的美男子、蘇格拉底的學生阿西比亞德卻縱其如簧巧舌，開出一張張空頭支票，說服人們通過了遠征決議。少數反對遠征的人，怕被責不愛國只能閉嘴。不到兩年，狂熱的雅典遠征軍全軍覆沒，包括重裝步兵1萬人在內的5萬多人和200多艘戰艦（這個城邦帝國的自由人加上沒有參戰權的奴隸，總數通常也就15萬人左右），為戰爭耗費的財物更是不計其數。西西里戰爭後，雅典走向衰落，不到80年，雅典連同希臘全境被馬其頓征服，不復當年以寡敵眾大敗波斯帝國的輝煌。 開弓沒有回頭箭，路徑依賴，勢比人強，滿天遍地瀰漫著的某種氣息足以將人推下懸崖，跌入深淵之前，反悔都來不及。人類有些行為，只有一次犯錯的機會——貪婪、虛榮、懶惰、殘忍，這些人類的惡性常常將自己和他人甚至群體帶來深災巨劫。 地中海這場2400多年前的軍事悲劇，結束了一個偉大的文明體。歷史就如《聖經》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如此慘絕的教訓通常只是留在歷史學家嘆息的書行里，後世的人該多蠢還多蠢。黑格爾曾調侃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東西就是什麼也沒學到”——就在他過世後100年，面對經濟大蕭條的痛苦時，他的人民將權力的戒指通過選舉的橄欖枝遞給了比阿西比亞德還要阿西比亞德一百倍的“新阿西比亞德”——希特拉。這位“新阿西比亞德”完全符合霍弗所提醒過的“領袖必須是個務實者和現實主義者，但說起話來又得像個夢想家與理想主義者”，於是這來自天際的夢幻聲音將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直接綁上戰車，送進墳墓，第三帝國從分娩到入殮僅僅花了15年時間。 如愛因斯坦所言：“只有兩樣東西是無限的，就是宇宙，還有人類的愚蠢，不過我對前者還沒什麼把握。”無須遠求，但看20世紀國史便知，從屠殺數百萬的鎮反、土改，到迫害數百萬，牽連數億的反右，從餓死數千萬的大饑荒，到運動幾億人武鬥、內戰的文革，從毫無正當程序的所謂“嚴打”到摧毀家園的血拆……惶惶百年，中國的大規模暴行從未消停過。 極權政治只是原因的一個維度，正如受過蘇聯極權迫害的大詩人布羅茨基給捷克已故前總統哈維爾的公開信中提醒過的：“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不是一個望遠鏡或一個窗子，而是我們自身的影子：即人類消極潛力的影子。我們在世界的這個部分於超過三分之二世紀里發生的事情之廣度，是不能以一個‘共產主義’就可以勾銷的。” 歷史的悲劇無窮無盡，人類的苦難無休無止。真誠還是虛偽，直面還是迴避，博愛還是仇恨，智慧還是愚昧，理性還是迷妄，驗證它們的代價常常大到人們無法想像的地步。人類對待自己的態度，就如《哈扎爾辭典》中快鏡提前顯影或慢鏡延緩顯影的效果，是事先提防還是事後扼腕，是事後吸取教訓還是從此同坑輪迴，端看當事人自己。小到個人，大到族群，人類的問題從來不在於會不會犯錯作惡，而在於犯錯作惡之後有沒有能力吸取教訓遠離覆轍——人類中不同文明的優劣高下分野，從根子上說，無非這麼一點點看似平淡無奇的東西：有沒有不推諉、不歸咎於外人外物的自省精神。 雨天走泥路的人，如果在同一個坑裡摔了100跤，會惹人笑話是笨蛋，如果擁有數億十數億龐大人口的族群這樣做，可能就被稱作尊重傳統，於是在歷史的鬼打牆裡，苦難繼續打着勝利的響指，縱聲大笑。 族群苦難的每一面鏡子里，都能照出人類的同一種模樣：不敢自視並自正罪錯的懦夫。苦難是不知反省者的“正義”（得其應得）。愚昧和報應從來都是歷史荒誕劇的AB角，如果這是“配得上苦難”的新解，那陀思妥耶夫斯基於地下，也必定會一臉的茫然。 蕭瀚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紐約做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