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祭壇上的先知

紐約時報蕭瀚-《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記載了前628年秦國大夫騫叔精確預測秦晉崤之戰秦將大敗的故事。騫叔分別對秦穆公、孟明視以及兒子說： “我從未聽說勞師遠征會有什麼好結果。”“孟明啊，我只見揮師，不見回師。”“兒啊，崤有兩座山頭，南山頭是夏王皋之墳，北山頭是周文王避雨之地，晉人必在此設伏，你們會戰死，我會到那裡去給你們收屍。” 騫叔這種基於政治和軍事經驗的類似預言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多有記載，雖常被後人視為智慧的象徵，但對中國文化基本上沒什麼影響。相反，西方文化中的先知也許因為別具氣質，對其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維吉爾《埃涅阿斯紀》卷二講特洛伊城陷落的過程時，提到卡珊德拉的預言不被人相信：“這時卡珊德拉也出來宣布我們即將面臨的災禍，但是神是禁止特洛伊人相信她的預言的。” 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公主，國王普里阿摩司的女兒，太陽神阿波羅的女祭司，她擁有準確預言未來的天賦異秉，但因拒絕阿波羅的感情糾纏而被其詛咒：預言準確但無人相信。她預言過特洛伊的滅亡，預言過家人及自己的悲慘結局，也預言過阿伽門農、奧德修斯的結局。古希臘戲劇家歐里庇德斯、埃斯庫羅斯都在戲劇中寫過她，後世的西方思想家、作家也常提到她，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席勒的詩《卡珊德拉》。在西方文化史上，卡珊德拉已成為某種智識隱喻，即蔑視流俗獨孤求真、直言不諱結局悲慘的先知。但古希臘哲學的邏各斯特性衍生出一種賢哲性的文化傳統，卡珊德拉瘋瘋癲癲的形象無法成為希臘文化主流精神的代言人。 與卡珊德拉相比，希伯來《聖經》里的以賽亞、耶利米、阿摩司、何西阿等著名先知及其所造就的先知傳統，信仰更純粹，不畏權勢不懼愚氓的勇氣更昭彰，維護社會公義的特性也更為醒目，它甚至被許多人認為是尤太這個小小的民族曆數千年迫害和滅殺終究不殞的三大主因之一（另外二大主因分別是信仰上帝並與上帝立約、摩西律法）。 藉助《聖經·先知書》，希伯來先知留給後人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彷彿為一種他們自己都不明了的力量所控，飛蛾投火一般，以羸弱的身軀孤絕地撲向對真理的守護——即被神所選中的代言人這一先知本意。未卜先知、觀星占卦之事並非構成希伯來先知的必要條件，《聖經》中的先知分國（約前933-586年的以色列，因分為南北國，被稱為分國時期。北國叫“以色列”，南國叫“尤大”）早期的常具異能（比如以利亞能用大麾分開河水，被神的旋風接走，以利沙也具有各種異能），行先知職分時往往預言與神跡相交雜，如以利亞、以利沙等人；分國晚期的先知則以傳達神的話為主，並無太多異能的記載，如以賽亞、耶利米等；亡國之後的先知強調在艱難環境中對信仰的堅定和純粹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神跡，例如但以理為了信仰完全無懼生死，被尼布甲尼撒扔進火爐卻因神佑而無損。先知形象在士師時代因撒母耳等人而逐漸固化，到先知時代則密集出現。先知沒有特殊的身份，他們可能來自任何階層，以賽亞出身王族，是前國王的侄子，阿摩司則是牧羊人，耶利米是祭司…… 先知作為神的代言人，傳達神的意志，他們用斥罵權貴等任何勢力的方式批判王公貴胄與大眾的道德墮落，他們甚至詛咒自己的民族將遭受包括滅國在內的災難。上到王侯，下到黎民，即使所有人都跪倒在偶像面前，先知們依然會站在巴力金牛跟前痛斥同胞們瀆神（譴責偶像崇拜是先知們永恆的主題，例如《耶利米書》：“從我們幼年以來，那可恥的偶像將我們列祖所勞碌得來的羊群，牛群，和他們的兒女都吞吃了。”“有乾旱臨到她的眾水，就必乾涸。因為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顛狂。”《以西結書》：“所以你要告訴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回頭吧。離開你們的偶像，轉臉莫從你們一切可憎的事。”）；先知們以言刀辭劍砍向社會一切不公正現象，而求上主之公義（《阿摩司書》：“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但以理書》：“王阿，求你悅納我的諫言，以施行公義斷絕罪過，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長。”）他們的語言霹靂足以震顫所有遠離信仰的敗德行為，國王和草民在先知的信仰利刃下於是獲得了平等——先知擬製版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為此，先知們自己常常並不心甘情願當先知，為被選中而痛苦。摩西作為尤太人最早的廣義先知，一直就懷疑自己沒有資格做尤太人的領袖，對於被神選中從而掌握權柄這件事並不欣喜。另一方面，先知也遭人厭，在行跡可考的先知中，不少人下場悲慘。以賽亞據說是被鋸刑攔腰鋸為兩截而死，耶利米是在埃及被民眾用石頭砸死，撒迦利亞也是被民眾用石頭砸死。正如《聖經·希伯來書》所言，先知們“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正如韋伯所憂懼的，當人類主動走進理性的牢籠之後，先知彷彿多餘——其實對於貪婪的人類，他們一直就多餘，或者說不配擁有。當世俗化已經不僅是淹沒一切的主流甚至全流時，人類似乎不再需要祭司。那些對人類未來憂心忡忡的智者跟他們的遙遠前輩一樣，不被理解只被蔑視，沒被人拿石頭砸死已是幸運。但是，追求真理的希伯來先知傳統，在與希臘賢哲傳統結合之後，產生了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傳統，在進一步促成近代以來的科學、宗教寬容以及自由民主的政體等大量社會歷史成就方面有其特殊的貢獻，即使在遭受世俗化的大潮衝擊之後，這一傳統依然有其深厚的根基。真善美愛之路上，先知與賢哲雖然不會群集同行，但他們踽踽獨行的背影依然高大。先知本非韋伯在《古猶太教》里有意無意貶低的那樣只是“街頭的政治煽動家”，而該是人類蹣跚前行時必不可少的先行者和牛虻。然而，現當代世界的世俗先知們，依然因其犀利的智慧不但不為時人所重甚至為世人所厭。 1905年1月6日，孫中山在倫敦拜訪嚴復，討論時局，嚴復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也。”但孫中山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很不幸，百年之後，着急的孫中山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少改變，而嚴復無所依託唯一寄託的教育反倒不如一個世紀前單純。他在百年前即已將“Liberty”準確地譯為“群己權界”，可是迄今國人又有幾人得自由三昧？在他和孫中山談話之後6年，中國似乎跌撞着開闢了條新路；又過10年，中國南方遊船上某秘密幫派成立後三個月，嚴復先生帶着他的孤獨溘然離世。 1917年，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黨軍暴亂，並進而建立極權帝國，當時國人中大多知識人就像一切偽先知一樣將此視為喜訊奔走相告，唯有孤寂的文化守墓人王國維先生對此憂心忡忡，他在當年11月給友人、史學家柯邵愍的信中說：“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這裡的共產含義當時是指向國民黨的）而柯邵愍這位《清史稿》的作者並不相信王的預言。7年後，這位幾乎精確預言了未來中國的思想家自沉昆明湖。 席勒的《卡珊德拉》寫道：“你為何把我丟在這裡，叫我來宣告你的神諭，你讓我洞察一切世事，而滿城都是盲目之徒？我既然沒有能力挽回，為何讓我預先知道？註定的厄運無法逃避，可怕的慘禍總要來到。”因此，他們“自從擔任聖職，領略的便只有酸辛。親族的每一件災難，全都刺痛我多感的心。” 這似乎代表了先知們的痛苦之聲。先知在流俗中所遭受的厭棄命運，是因為走得太快，人們甚至看不見他們的背影。他們的痛苦，看似源於人們對未來的清明與懵然之別，實則因了智慧與愚昧的河漢之隔；看似因為瓦釜雷鳴，實則因了黃鐘毀棄。魯迅和林昭開創了中國本來沒有的先知傳統，前者對造就中國特殊國民性的傳統文化批判之力度，實為百年中國獨一無兩之巨人，而林昭對中共極權性質的揭露亦為那個時代最真誠最勇敢的杜鵑啼血。但是，魯迅生前死後迄今未能擺脫謗滿天下的命運，而林昭被虐殺於黑暗與孤絕之中，迄今無祭。 先知是人類歷史祭壇上的犧牲，尤其當他們面對偽先知們成功蠱惑世人時，他們唯一的立場就是像撒迦利亞一樣否定自己的先知身份：“我不是先知。”人類對待先知唯一的態度，就是將他們先前虐殺的先知從墳墓里拖出來，塑金膜拜，同時，繼續用石頭砸死活着的先知。 2012年11月2日於紐約 蕭瀚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做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