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2013

被利用的魯迅

紐約時報葉開在中國大陸,有關魯迅的任何相關動靜都會觸動社會的敏感神經。 上周,魯迅的散文《風箏》從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版《初中語文》中刪除,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稱「教材的文章替換隻是根據教學難度進行的技術層面的調整」,引發了文化界、教育界間無法平息的風暴。 長期以來,魯迅的人物形象與精神性格,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需求,一直進行着微妙的調整和權威的解釋。 魯迅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地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資排輩」的產物。「魯郭茅巴老曹」(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排序等級森嚴,這六大天王始終在中學語文課本中佔據重要份量。 而長期以來,魯迅的人物形象與精神性格,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需求,一直進行着微妙的調整和權威的解釋。擔負著塑造新時代新人的語文教材,也緊隨着不同時代的不同要求而加以調整。 魯迅的創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核心文化資源之一,他對於傳統文化顛覆性思想、他對社會事件的尖銳批判,形成一種充滿力量的新語義力場。魯迅的作品奠定了新白話文的懷疑態度和消解語勢,他以非凡的語言才能所構建的文學作品令人讀之難忘,成為新派知識青年追讀的精神食糧,而魯迅本人則變成不滿於時代的青年們的精神導師。 在新舊文化彼消此長的微妙對峙期,魯迅作品是一股巨大的超能量塊,只有如毛澤東那樣的超人,才能對這一非凡能量塊心領神會地掌握,並加以巧妙的運用。 魯迅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寶藏,但他一直被有意識地塑造成、解釋成一種革命思想家的特殊形象,卻無視他的懷疑精神。實際上魯迅對被封的真理看門人一貫持懷疑態度。他在《魯迅自選集序》里說:「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我也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魯迅的自我懷疑、以及對他人的懷疑,既敏銳又深刻。他的對「這批人們」的「懷疑」,即便用到今天,也還合適。 在1930年代,新文化運動已取得對舊文化的優勢,並成為正統思想界文化界的主流,從文言及舊白話中脫穎而出的魯迅體新白話文,成為新時代最犀利的解剖刀。魯迅去世後遺留下來的一筆巨額的精神財富,被國民黨視若洪水猛獸,而讓反對者毛澤東及其同志白撿了這樣一顆精神原子彈。掌握了對魯迅的唯一解釋權後,毛主義得到了新文化運動曾有的那種勢如破竹的力量。通過對魯迅體白話文的活用,毛文章具有魔幻般的召喚力量,在百萬知識青年心中燃起熊熊的烈火。以這樣犀利的文風,毛澤東讓自己一生中最大對手蔣介石先生徹底失去了內力。蔣公本是流氓出身,奈何走入歧途熱愛上了傳統文化,卻不知唐人早就發現:「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蔣寫文章之乎者也繞來繞去的一團亂麻,哪裡比得上毛潤之那種清新活潑的文風? 思想和作風都充滿激情的、不無天真浪漫的知識青年如過江之鯽般,穿山越水地奔赴革命聖地延安。歡快熱烈的生活之餘,知識青年們就分別進入抗大、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進行學習。在這樣的革命背景下,原本就具有卓越才華的魯迅,成為新時代、新文化的一個巨大偶像。 在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需要以被塑造的魯迅形象來譴責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因此魯迅扮演着思想家和革命鬥士的角色,他的尖銳思想和犀利語言,是切開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那層臃腫脂肪的鋒利手術刀。如《狂人日記》譴責舊社會是「吃人的」;《祝福》控訴「萬惡舊社會」對普通勞動群眾的壓迫;《阿Q正傳》《墳》等揭露中國文化的冷漠的「國民性」及「看客」文化;《傷逝》描寫普通知識分子的精神頹唐和肉體的衰敗。這些,都被定位成了革命文學的典型樣式。但《在酒樓上》這樣的深刻反思性作品,則不被提倡。這部作品通過對主人公呂緯甫的塑造,魯迅令人不安地表達出了對社會革命、對革命者、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懷疑。在曾經的熱血青年呂緯甫的身上,魯迅發現革命者最終沒有改變社會,反而被殘酷的社會改變了——冷漠、無情、頑固的社會像沼澤般吞噬了一切。 魯迅的《故事新編》是現代文學中的傑作,但因為集中作品中充滿懷疑精神和遊戲精神,充滿對既定社會秩序的消解力,而無法在閱讀理解上加以有效的引導和管理,而被語文教材指導者和編寫者有意地排斥着。失去了懷疑精神的魯迅、失去了對現實決不妥協精神的魯迅,成為了一具光滑的陶偶。 不論魯迅的文章如何增減,在中國大陸教科書中,魯迅的作品以及對他作品的標準解讀,自1949年後六十多年來如魔咒般,控制着學生們的閱讀、思考,展示着新文化對舊文化的鄙視。 被利用和被逐步刪去的魯迅,都顯示了中國教育體系的專斷。這種體系,表面上是被嚴厲的考試制度所控制,實際上,以官方嚴格界定之後給出的標準理解標準答案,才是最隱蔽而巧妙的運用。標準答案控制了學生們的思想,讓他們無法逾越教材的雷池一步。一旦失去標準的解釋,一旦找不到標準答案,學生們就會產生驚慌和沮喪感 。在學習的黃金時代,自由思考原本是最重要的,但通過標準答案和標準理解的方式,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精準地摘除了自由思想這顆腦垂體腺。 葉開是作家,文學雜誌《收穫》的編輯,著有《對抗語文》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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