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書時代的“讀書會”

英國《金融時報》陶舜- 當我們在談論書和讀書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麽？這個大眾普遍不讀書的時代，讀書會反而成了新時尚，這是很有戲劇性的一幕：不再讀書的人們似乎還是願意聽聽偶像們的讀書心得，喝幾碗亂燉的心靈雞湯。在讀書熱逐漸冷卻的時代，以讀書分享為名的代人讀書事業迸發出了新的機會。商界大佬們組織的讀書會隆重成為其中最炫目的一朵奇葩，是毫不意外的，這是成功學意識形態泛濫的時代後果。 任志強和王巍牽頭組織的金融博物館讀書會，已經舉辦了一年多，目前口碑良好，而且有愈辦愈好、影響力不斷提升之勢。單從讀書來說，任何與書沾邊的事情都容易讓人欣欣然生寧靜心歡喜心。真心祝願各行各業各公司都能多搞搞類似的活動——哪怕只是以書為媒借點讀書的微光，搞點個人崇拜、品牌營銷或者社會化分眾化的Party，只要有人捧場，也是皆大歡喜的。 金融博物館讀書會首期嘉賓就是任志強本人，此外請來的嘉賓中多是響當當的名人，比如馬雲、柳傳志、俞敏洪，一些人因此把它稱為“富豪讀書會”。讀書會在企業家圈子中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嘉賓陣容可謂“豪華”。比如，任志強找到馬雲，馬雲又找來了史玉柱。據說嘉賓選擇的標準是，要確實愛書、有影響力又有良好的價值觀。 這些豪華的嘉賓名單不禁讓人懷疑，聽眾們到底是去聽講還是去一睹名人真容的？大佬讀書會有些聽眾也不一般，讀書會的費用主要來自於末了現場拍賣的一瓶紅酒，通常叫價超過幾萬元後主持人就會落錘，資金將用於宣傳資料的製作和志願者的津貼。有的聽眾甚至打飛的前來，站在過道里聽兩個小時，拍下那瓶紅酒，然後趕飛機回去了。 這樣的讀書會對大佬們來說，與打高爾夫之類的Party似乎沒多大區別，只是媒介換成書罷了；對聽眾來說，與其說是來聽一場讀書分享會，倒不如說是參與一場社交分享，除了現場聆聽大佬的真言，還可以遇見同業與潛在合作夥伴。大佬讀書會好比正和島（一個企業家社交網站）的縮微班，形式上儼然一個預約審核版的免費商學院，不過內容上還確實多多少少帶些公共和思想品質的。 大佬讀書會的精髓，不在“讀書”，在“會（見）”本身。當前環境下，以讀書名義集結的中小規模聚會，只要議題不尖銳，還是能開展的。商業大佬以其個人魅力輕松號召、凝聚、引領同好與追隨者，這是充分發育的民間社會所必然要發生的社會自治和行業自治的先聲。大佬們在行業內舉足輕重、說話有人聽，這一方面確實當仁不讓、責無旁貸。 因此，“在商言商、不談政治”這種無奈之言應該休矣，要知道政治如空氣，不是不談論就可以自外的。任志強等輩就懂得曲線救國，通過談談讀書和思想，小心而委婉地談談政治和社會變革，甚至自己不說，讓邀請的嘉賓去說他們想說的話，比起贊助智庫將公共意見外包給專業人士的做法來，讀書會的形式更加短平快。別忘了，Party這個單詞除了“聚會”，還有“黨派”的意思。至於讀書會上嘉賓們都分享推薦了什麽書，反而是次要的，這和高官薦書（如去年王歧山推薦《舊制度與革命》引起購買熱潮）的邏輯是類似的，其意味早已超出了讀書本身。 讀書會的政商機會，存在於組織者參與者的胸襟抱負和智識志願。讀書會的志趣與主辦單位的定位正相呼應，比如財新傳媒的“《中國改革》讀書會”著眼於公共政策與改革議題，嘉賓薦書亦如此，而中國政法大學的“薊門書院”，則註重學術探討與思想交流。當年社會改良家、哲學家梁漱溟先生搞鄉村建設，每天清晨對學員講“朝話”，也是讀書會，談及人生志業與公共建設的一切話題，說起來亦是一種切己務實的政治。 當然如今這種模式能夠盛行，也不簡單是其社會價值的公共屬性這麽簡單，無論是大佬還是草根自媒體們，都在探索這其中的商機。 那麽讀書會的商業機會何在？間接說，促進品牌建設推廣即是商業，更何況直接從讀書會賺到錢的案例已經不少。財經作家吳曉波發起的波藍獅子讀書會就在做讀書的生意，精益閱讀的同時還能賺，可謂兩不耽誤，兩相促進。吳曉波的讀書會主要面向高端商業人士，旨在做最好的商業閱讀，目前擁有會員超過5萬人，其中的付費會員可根據自己的需要，每年交2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會費，讀書會每月給他們配3本至5本書，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與書有關的活動機會。該讀書會運營不到一年即實現盈利。類似的讀書會還有“總裁讀書會”等等。 目前各類讀書會基本上是以“線上組織、線下活動”的模式在運營，自媒體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使得“組織會員”、“讀書分享”、“讀者交流”和“會員福利”等一系列過程，全部可以通過網絡來實現。不僅將之做成不扣不折的線上讀書會，還按照互聯網思維來做事。申音和羅振宇的“羅輯思維”自媒體，瞄準的正是這樣一個互聯網讀書會的市場，目前其視頻與微信公號的影響力已經頗具規模，並且成功實現了付費會員制，5500個會員名額只用半天就已售罄，輕松入賬160萬元，近日該團隊正在微信平臺招募商家給會員提供福利。這類粉絲化的學習型讀書會，將來的政治與商業上的影響力和可能性，是非常具有想象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