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凱- 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諾貝爾經濟學獎(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頒獎結果又一次讓公眾跌破眼鏡。2011年，經濟學獎表彰的是近期研究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方面取得的成功；今年，則表彰了經濟學家對資產價格長期動向的預測能力。 瞭解金融經濟學的人士可能會對頒獎結果更感意外：今年的獲獎者既有尤金•法馬(Eugene Fama)，又有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法馬教授的成名作是提出了有效市場假說，它長期以來一直是金融理論的基石。席勒教授則是該假說的最重要批評者。這好比把物理學獎同時頒給認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Ptolemy)，以及證偽此學說的哥白尼(Copernicus)。 事實上，情況並沒有上述類比中所暗示的那麽糟。盡管有效市場假說不符合事實，但其基本思想——即公開可獲得的信息往往反映在市場價格中——是一切證券市場參與者的基本工具之一。另一方面，盡管關於經濟學家善於預測長期資產價格的斷言有些勉強，但席勒的研究強有力地證明瞭長期“均值回歸”，即價格終將回歸到由基礎資產盈利能力確立的基本價值。 不過，早在復雜的數學和金融經濟學龐大的數據集誕生之前，市場從業者便已經能從常識和平時的觀察中得出這兩項結論。諾獎委員會誤導人們認為，金融經濟學領域存在著一個公認的、成熟的、不斷發展的知識體系；但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因兼具學術嚴謹性和現實適切性而在經濟學系及商學院占據重要地位的金融經濟學，卻在過去20年金融動盪的考驗下難以維系其可信度。 問題不在於有效市場假說本身（它應被理解為一種趨勢，而非定律），而在於圍繞它建立的上層建築——一群懷有理性預期的理性人通過與其他懷有類似理性預期的理性人進行交易，達到一種“均衡”態（“均衡”一詞系經濟學家借用自物理學）。在經典的說服性語言中，“理性”一詞用來描述個體和預期，其含義與該詞的一般用法截然不同。 比起實證證據，我們更容易從邏輯一致性的角度來為這個理論辯護。它引出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給出了一個很有意思且有悖直覺的主張：與個別投機項目（如藥品研究或武器項目）相關的獨特風險，並不要求獲得比無風險投資之回報更高的回報；但所有公司都會經歷的、與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有關的風險，卻要求很高的溢價。在實證上證偽這一預言的最顯著成果，恰恰來自法馬教授本人的研究；而同為獲獎者的席勒教授所做出的最重要貢獻，是證明股價波動性遠高於與基本價值有關的新信息所應帶來的波動性。 不過，我們不必像法馬教授那樣認為我們所有人都符合他的“理性”概念，也不必像席勒教授那樣認為我們是自身心理弱點的奴隸。我們應當走一條中間道路，理解在一個以不完備信息為特點的世界里，經濟學家對“理性”一詞的使用缺乏適切性；理解在面對根本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理性預期是無從實現的；理解不斷變化的證券價格代表均衡態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在物理學領域，對現象本質的理解曾不容折中：哥白尼就是對的，托勒密就是錯的。在經濟學領域，沒有也不會有與之相同的確定性。如果這種確定性是科學的特點——我並不這樣認為——那麽經濟學便不是一門科學。由此產生的不安感，似乎促使諾獎委員會誇大了經濟學這門學科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