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浮華與墮落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羅傑·科恩- 倫敦—意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曾經駁斥意大利陷入危機的言論，因此出了名。他指出餐廳里賓客滿座，飛機票也很難訂。他還曾提出，投資意大利的一個好處在於「我們這裡有美麗的女秘書」。簡言之，他是一個在大事臨頭的時代不那麼正兒八經的男人。但他也是二戰後意大利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還曾在歐元陷入嚴重危機後的兩年里主政。 這是一個謎，現在依然如此。貝盧斯科尼已經被判稅務欺詐，被禁止擔任公職兩年，還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而他想通過做社區服務的形式服刑，有可能重操舊業成為一名歌手。 意大利人並非不務正業的民族。幾乎沒有哪個地方的人比都靈人或米蘭人更正經、更勤快。在高高在上的超級富豪們試圖影響世界議事日程的時代，貝盧斯科尼這位億萬富翁代表着範圍遠超意大利的「時代精神」嗎？當現實世界裡的歐洲政客顯得軟弱無力的時候，他成了一個表演者。在後意識形態時代，他是一個帶來歡笑的插科打諢者，是沉迷於真人秀的鬱悶大眾眼中的超凡人物，還是形象重於一切的世界裡一個講究着裝品味的人。 這一切都有點道理。歐洲陷入了一場詭異的危機。你在歐洲大陸各地都能捕捉到絕望的畫面，但並沒有人挨餓，還似乎有足夠的「精彩好戲」阻止民眾造反。人們渴望得到消遣；技術能夠滿足這一點。富人令人怒火中燒，但在潛意識層面又具有某種強烈的吸引力。歐洲各國首都的市中心充斥着金錢、房地產經紀人和各種名牌。全球超級富豪願意在有法治的地方買下落腳點。這正是「老歐洲」可以提供的。 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不是貝盧斯科尼，但他同樣愛財（儘管並非同樣富有），同樣愛出風頭，同樣性子火爆，同樣具有腎上腺素支撐的人格面具。法國人對他感到厭倦以後，便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選舉「正常人」(Monsieur Normal)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出任總統。但現在他們卻無法原諒自己，因為奧朗德似乎太正常了一點，難以讓身陷危機的他們分散一下注意力。 當然了，貝魯斯科尼主要是意大利社會的產物，儘管他身上也帶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我在上世紀80年代曾在這個國家做過記者，那時意大利國家政治要比現在重要。位於威尼托街(Via Veneto)的美國大使館裡有很多外交官（還有特工），他們對北約(NATO)同盟的軟腹部感到發愁，還擔心文質彬彬的的意大利共產黨人進入政府。可話說回來，那時的政治也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遊戲，一個任人唯親的封閉體系，其可允許的極限由美國人說了算，即把共產黨拒之門外。在意大利，忠誠是一個本地的概念。 不能把羅馬太當真。曾扮演歷史主角、但早已不再如此的這座城市，背負着沉重的負擔。它沉湎於日復一日的緬懷，緬懷那金碧輝煌但影響力已經式微的宮殿和擠滿日本人的美麗廢墟。難怪羅馬崇尚的是奢侈，而非勞作。我常常覺得，它是一個穿着華服的流浪兒。 這令我想起了保羅·索倫蒂諾(Paolo Sorrentino)的傑作《絕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它是一部來自貝盧斯科尼時代的以虛無為主題的電影（男主角是一位陷入寫作瓶頸的作家，福樓拜想要寫出一本虛無之作的雄心令他着迷），詳細描繪了關乎羅馬資產階級的所有一切，他們的放蕩形骸，他們所跳的康加舞，他們那自欺欺人的絕望。他們得到了以華麗方式結束一切的權利（意大利的郵輪不是都沉了嗎？）。這是一部美麗的電影。沒有人能像意大利人那樣在唯美上達到極致。它同時也是令人不安的歐洲危機的寫照，充滿了偽善、謊言、怨恨、殘忍和空虛的性行為。索倫蒂諾製造的美感讓人沉醉，但當你醒來的時候，卻要面對現實的困擾。 片中的小說家男主角名叫傑普·加姆班德拉(Jep Gambardella)，西裝口袋裡永遠插着一塊疊得整整齊齊的裝飾方巾。他問想要勾引的一個女人，她是做哪一行的。「我是有錢人。」真是好職業，他評論道。在另一個場景中，他被指控為厭惡女人的男人。他強調，不，你說的一點都不對，「我其實是一個厭世者。」於是馬上有人恭喜他：「談到憎恨，你必須把目標定得高一點！」 一個年輕的女孩把顏料投向空白的畫布，然後用手推抹（她因此獲得了數百萬的報酬）；一位日本遊客暴斃；時髦的上層人士被飛刀逗樂；有人的人生跌至谷底；一隻長頸鹿出場了，還有一些鸛鳥，一個有權勢的侏儒，以及一個104歲的准聖徒。（「真的嗎？她看上去年紀還要更大些。」）加姆班德拉最好的朋友情場失意，寫作又不順，於是決定離開。他的結論是：「羅馬讓我很失望。」 場面很華美。但明顯散發出一股野蠻的氣息，同樣明顯的是，這種歐洲「文化」來自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