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神聖 性和美善

著名的榮格心​​理分析學家羅伯特·約翰遜承認，對於我們許多人而言，信賴自己的善良是非常困難的事。我們很容易把自己最糟糕的恐懼和念頭當做自己的真實面貌，即榮格所稱的“暗區”。約翰遜寫道：“奇怪，人們對其暗區的高貴面的抵制要強於他們對黑暗面的掩蓋……發現自己具備深邃高貴的特性比發現自己是個庸碌之輩更加麻煩困難。” 我們執著於局限和貧乏的自我認同，將它化為強烈的習性，以至於擔心一旦沒有認同我們會無所適從。如果完全了解我們的神聖性，就會導致根本的生命變化，它可能要求我們承擔大事。而且我們的某部分會知道，恐懼和受損的那個自我並不是真我。我們每人都需要找到讓自己通向完滿和自由的道路。 要在我的家庭看到我本身的善性是困難的。我最早記得的是父親可怕而喜怒無常的暴力形象，母親被打得鼻青臉腫而惶恐未定，還有四個男孩的疑惑，他們心裡都在想：“我們怎麼會生在這個家庭？” 每當父親把車開進車道，我們都會屏息靜氣。好的時候，他是體貼而幽默的，我們也感到輕鬆，但更多的時候我們必須躲藏起來，避開他一觸即發的怒氣和滔滔責罵。全家旅行時，父親會因壓力過大而抓住母親的頭撞向擋風玻璃，或者因為其他駕車者的犯規行為而責罰孩子們。我記得我父親的祖母勸我母親不要同父親離婚：“至少他有時會保住一份工作，不像精神病院的那些人那麼瘋狂。” 我也知道，這種不快不一定全都會發生。我還記得，六七歲時，在父母吵架的痛苦日子裡，我離家出走。我心裡面有某樣東西讓我覺得我不屬於這個家，彷彿我投錯了家。同兒童們一樣，我有時會幻想，有一天有人敲門，進來一個文雅的紳士，問我的名字。然後他就說，傑克和他的兄弟們是秘密地安置於這個家的，但是現在他真正的父母，即國王和王后，要他回到他真正的家。這些童年幻想激起了我生命中最強烈的追求之一，渴望成為某種有價值而且真實的東西的一部分。我在尋求我那生而高貴的真家。 在憤世嫉俗習以為常的那些年代，我們可以把原始善性僅僅視為一個鼓舞人心的說法，但是通過它的聚焦，我們會發現一條完全不同的觀看和生存之路：這條路的目的是改變我們的世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龐大的人類悲苦，也不意味著我們讓自己愚蠢地屈從於喜怒無常甚或暴力的個人。其實，要發現他人人格的尊貴，必須了解他們的苦難。佛法心理療愈學原則中最主要的是“四聖諦”［2］，它起始就要了解人類生活裡不可避免的苦難。這個真理難以用現代文化講述，因為現代文化中人被教育得要不計代價避開不舒適，在這個文化里“追求幸福”成了“幸福的權利”。而只要我們在受苦，那麼了解受苦的真相就總是那麼新鮮和有益。 佛教教義幫助我們面對從羞辱抑鬱到煩惱愁苦的個人苦難。處理人世眾生之苦，幫助我們對付痛苦之源：人類靈魂中的貪、嗔、痴。雖然注意我們的苦難至關重要，但這並不掩蓋我們的神聖性。 “神聖性”（nobility）一詞並不專指中世紀騎士和宮廷貴族。它出自希臘語“gno”，意思為“智慧”或“內明”。在英文裡，“神聖性”一詞被定義為人類美德，比如表現在價值觀、行為和舉止上的那些光明高尚和出類拔萃的東西。我們怎樣才能把這種品質同我們周遭的東西直覺地聯繫起來呢？正像無人能告訴我們如何去感受愛一樣，我們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他人潛在的善良。一種方式是，把我們面前的人想像成一個仍然年幼無邪的小孩。曾經有一次，被我年幼的女兒折磨了一整天后，我發現自己坐在熟睡的她的床邊。幾個小時前，我們還在為她的晚間計劃爭個不休；此刻她帶著她童年的天真美麗沉沉入睡。如果我們願意看，就能在所有人身上見到這樣的天真無邪。 或者，不退到過去，我們可以把時間推向未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行將就木，躺在壽床上，脆弱而無所遁形。要不就乾脆把他看成一個徒步旅行者，負重而行，追逐幸福和尊嚴。在恐懼和需求下面，在進取和痛苦之下，我們碰到的任何人，都有巨大的理解和慈悲潛能，他們的善性就能在這裡觸及到。 我們或許很容易會敬仰世界偉大精神領袖身上彰顯出來的人類精神。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身上，我們看到了不可動搖的慈悲，儘管在緬甸被軟禁多年，她仍然堅定而充滿慈愛。我們記得，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是怎樣帶著勇敢尊嚴的祥和精神步出監獄的，二十七年的酷刑折磨未能使他這種精神屈服。然而，同樣的精神也從各處的健康兒童們身上散發出來。他們的喜樂和天真能夠重新喚醒我們趨向我們的佛性。他們提醒我們：我們生來就有這種光明的精神。 那麼，在西方心理學中，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專注於人性的黑暗面？即使在弗洛伊德之前，西方心理學的基礎就是醫學模型，它起初就專注於病理學。精神病學專著《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3］面向的是治療專家、臨床學家和護理人員，該著作完整地列舉了數以百計的心理問題和疾病，並把心理問題分門別類以便我們做研究，以及要求用最為科學和經濟有效的方式治療那些疾病。可是我們經常過多地關注恐懼、抑鬱、紊亂和敵意的保護層，卻忘記了真實的我。 作為教師，我總是看到這一情況。有個名叫馬提的中年男人，經過一年痛苦的分居離婚後，來到我這裡，他糾纏在童年就背負的無能和羞辱感的惡性循環中。他相信自己的問題極為糟糕，並忘記了他原本的善性。還有個年輕女子名叫簡，長期掙扎於苦惱抑鬱中，後來做佛教禪修，她難以放下她破裂受傷的自我形象。多年來，她只是通過治療和各種藥物來看自己，而那些並不能控制她的問題。 由於心理學傾向病理學導向，要強化藥物控制的模式。今天，數百萬尋求精神健康支持的成年人中的大多數很快進入藥物治療之列。更糟糕的是，成千上萬的兒童被醫生施以強烈的精神藥物，施藥的範圍從兒童多動症（ADHD）到近年常見的兒童躁鬱症［4］。儘管這些藥物也許在某些情況下有用甚至能救命，可是平民百姓和專業人士越來越尋求用藥片來解決人的精神紊亂和痛苦，只是情況未必都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