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學者楊鳳崗談「牛津共識」

紐約時報-時報看中國 -IAN JOHNSON -今年8月末，來自中國四個主要意識形態派別的20多名公共知識分子聚集在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威克里夫學院(Wycliffe Hall)，討論中國面臨的問題。這四個派別是，新儒家、新左翼、自由主義和基督教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這群在中國公眾生活中經常吵得不可開交的人，居然達成了一份被稱為「牛津共識」的文本，他們用四點共識表達了對一個多元自由的中國的期望。 與《零八憲章》等更加具有爭議性的文件相比，這份聲明十分溫和。《零八憲章》的創意來自於目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這些共識只是簡單地表達了希望中國繼續致力於多元化，以及政治領域的公平正義。點擊閱讀《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全文。 簽名者中包括中國一些最傑出的學者和作家，他們經常發表有關社會問題的著作和言論，包括著名新儒家學者陳明，基督教徒、社會學家何光滬，新左翼影評人呂新雨，以及自由派哲學家徐友漁。這份聲明在中國沒有被廣泛報道，不過，有影響力的雜誌《南方人物周刊》發表了有關的長篇特寫，這或許意味着，這份聲明與政府不斷收緊公眾討論的舉措並不完全衝突。 「牛津共識」的參與者楊鳳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先鋒。他是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也是該校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國宗教最有影響力的機構之一，定期舉辦會議和學術交流活動。 我最近與楊鳳崗談論了這一共識，以及它對中國公共領域辯論的意義。 問：這是怎樣發起的？ 答：發起人是溫州的基督徒王文峰。他曾經在新加坡參加了一個研討會，並在那裡發起了這個論壇。前三屆論壇都是在新加坡舉辦的，只討論基督教神學。第四屆在韓國舉辦，第五屆，也就是上一屆，與會者包括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這次他們請來了新左翼和自由派的學者。 問：在西方，一群知識分子聚在一起然後發佈一份聲明，這可能不是什麼值得關注的事情。那麼「牛津共識」有什麼意義？ 答：我認為它的重要性有若干個層面。新左翼和自由派，這兩派公共知識分子已經停止對話。當他們收到邀請的時候，首先問的一個問題是，你還邀請了誰？如果受邀者包括另一陣營的人，他們就不參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緊張到了這種程度。但是這一次，他們心甘情願地一起待了整整三天。 問：是不是因為地點在國外？ 答：這個嘛，表面上看，牛津是很有吸引力的。如果是享有盛名的牛津大學，無論你屬於哪個陣營，這都不重要了。還有組織者王文峰，他真的很謙和。他沒有與其中的任何人發生過爭執。這說服了很多人。 問：在中國，這些政治標籤的含義與西方不同。你如何定義新左翼和自由派？ 答：很難定義。在我看來，新左翼與老左派或毛派不同。新左翼明確表示，他們不願意被稱作「左派」。但是他們喜歡被叫做「新左翼」。許多概念和術語是從西方的左派借鑒過來的。他們批評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全球化。這才是他們的理論來源，而不是舊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或毛澤東思想。但是每次對話他們的結論都是，一切都是美國的錯。不平等現象的加劇、人們失去自己的家——他們會說，這都是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 問：還有自由派，有些人稱其為「右派」，怎麼定義？ 答：他們擁有典型的自由主義觀點：自由市場、個人權利、憲政。但是，有趣的是，有些人更接近左派。這些人已經開始這樣說：在中國的國情下，我們需要更強大的政府。只有更強大的政府才能改變現狀。 我覺得，這些陣營正在重新洗牌。這次論壇之後，我個人認為，只有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支持政府擔當更大的職責，另一個陣營倡導個人權利。所以我認為，國家主義和個人權利是更大的分歧。因此，分成四個陣營可能意義不大了。據我所知，一些自由派的人們認為需要一個更強大的政府。大多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支持這一點，甚至連劉小楓這樣的基督徒學者也已經成為更強大政府的倡導者。 問：也就是說，所有人都可以坐在一起對話了。 答：是的，我們得以發表了這份公開的聲明。雖然裡面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內容，這四個陣營可以達成一份共識，這本身就很重要。 中國人說，這個國家正變得四分五裂，你從中可以看出這些陣營是多麼難以相容。但是現在，他們可以談論這件事，從共同點開始，然後再看我們的分歧是什麼。我認為，這正是中國社會當前所需要的。這四點共識包含了左派、自由派、新儒家和基督教學者關心的問題。雖然在聲明的語言方面，人人都得做出妥協。不過，你可以看出，這份文本仍然表達了他們的觀點。 在那幾個晚上，我們展開了非常有趣的討論。但我們之間存在着信任，有些人說，「沒關係，我信任你的表述。」人們有這種感覺，必須取得進展，達成共識，否則這個國家就會分崩離析。 問：論壇選擇的參與者非常有趣。與會者中有基督教徒或者基督教學者，但是卻沒有傳統宗教，比如道教和佛教的代表，是不是這些領域缺少學者？ 答：主要問題是，公共知識分子是誰？是在中國表達公眾意見的人。這麼一想，你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佛教或道教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微博上，我關注了很多佛教法師。他們中幾乎沒有人談到或關注公共問題。 問：你覺得為什麼會那樣？莫非他們是由政府指定的，因為他們從政府那裡得到了更多好處——比如在寺廟重建、軟貸款等方面的好處？ 答：我認為那當然是一個問題。他們更加附和政府的觀點。但是，我也覺得他們可能沒有能力參與這種公開辯論。現如今，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僅上過大學，而且還有研究生學位。但是在佛教徒和道教徒中你很少發現這樣的人。 問：這讓我想到，在中國，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很少。你幾乎從來沒有看到宗教團體自己齊聚一堂。這就好像是中共說了：如果你覺得有問題，告訴我們，我們會去解決，但你們自己不要談論，因為有可能演變成是在搞獨立，我們不希望那樣的事發生。 答：我們在討論中也涉及了這個問題。我們有這種感覺，只要能提出些什麼都是有意義的。我們不知道政府會有什麼反應，但這至少可以表明我們是可以攜手合作的。這群人擔心，當局可能會獨斷專行，不聽取任何意見。當我們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是知道這一點的。 問：有趣的是，基督徒也參加了討論。當然，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基督教神學論壇，但來自其他團體的參與者顯然認為，跟基督徒和基督教學者交談沒有什麼不妥。政府有時候把基督教視為外來宗教，對它不那麼認可。 幾年前，有人出版了一本書，列出了中國的主要群體。其中包括傳統的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者，再加上一些新的群體——但是沒有基督徒。當時你可以忽略基督教，因為它沒有任何社會影響力。但現在，基督徒參與了討論。我覺得，這是基督教學者在公眾論壇的亮相。 問：但十年前不是有個「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運動嗎？ 答：那個運動是把基督教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資源，而不是表達社會或政治問題的力量來介紹的。當時是文化：神學、歷史和藝術。但這一次，它的重心是在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關註上，比如法治，權力應該來自於人民，平等，公正。 問：對於這場辯論，基督教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權利是上帝賜予的，而不是國家授予的，這意味着國家或政府不能隨心所欲地把這些權利拿走。這有講到嗎？ 答：是的，講到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何光滬。他簽署了《零八憲章》。在最初的簽名者中，他是唯一的宗教研究學者。從那時開始，他變得更加公開地宣揚自己的立場。他的基督教信仰已為公眾所知。多年來，他曾對這件事緘口不言，但現在他感覺有了信心，可以公開談論它了。 問：你是如何定義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在中國，公共空間是有限的，西方人經常覺得它只存在於微博上。這些知識分子如何參與公共生活呢？ 答：微博是其中之一。那些不在微博上的人會以其他方式參與。他們會收到演講的邀請，有時會出現在電視上，或者給報紙和雜誌寫文章。尤其是，他們會參加會議。有趣的是，在中國，媒體對會議非常關注。像這樣的會議如果在西方召開，記者不會在乎這些事情。但在中國，媒體會進行報道。會議成為了人們表達關注的平台，他們的意見也可以傳播出去。 問：下一階段是什麼？你們會再舉行會議嗎？ 答：他們希望能再舉辦一次會議，地點可能是在巴西，以便把中國置於全球語境之中。我認為，他們希望邀請所有四個陣營的人，但這個共識並不強烈，聲音還很輕。這取決於人們如何應對。 這跟《零八憲章》之類的不一樣。措辭非常柔和，即使老左派也沒法反對，我覺得政府也沒法挑出什麼毛病來。 問：也許以後就不需要什麼共識了，只需要一個平台來供大家討論。人們應該有不同的觀點，因為任何國家都不會只有一個觀點、一個共識。關鍵是人們要用禮貌的、建設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答：我也是這麼想的。以後，我們可能會進行真正的辯論。這次確實進行了一些辯論，也有一些有趣的交鋒，但總的基調是，大多數人都認為很難進行真正的辯論，我們還是先保持友好的關係，而不要太強勢地推出自己的觀點。因此，他們希望一開始這樣就可以，但是，展開真正的辯論，表達不同的意見——不是情緒化和多愁善感，而是有意義的論辯，那才是一種健康的方式。如果能做到那樣，就太好了。但願這是通往真正辯論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