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政治經濟的痛苦轉型，有些經濟學家論稱：中國已落入「中所得陷阱」，制度障礙與人治危機逐漸惡化。進入「撞牆期」的中國經濟，像一襲被扯裂的華美袍子，裸露內裡的「敗絮」。關於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如何巧取豪奪的報導已經很多，這一次，讓我們將視線轉向「地方」。
首先是地方幹部的揮霍浪費。「公款消費」在中國早已司空見慣；在1990年代，「三煙」（香煙、油煙、炊煙）就曾吃垮一大堆鄉鎮企業。1994年筆者在鄭州附近的村落從事田野調查，村書記開著賓士車載我們「巡行」他的「領地」，他把村子的農地「圈禁」了一大片，卻未見任何具規模的企業進駐，只有幾戶家庭作坊「小打小鬧」。由地方土豪發動的「圈地運動」與「土地財政」，在那個階段已見雛形。
其後，各種面子工程、形象建設，大而浮誇，到了超現實境界。早在上世紀末，貴州湄潭就起造「天下第一壺」，高70米聳立於山腰，耗資數千萬人民幣。2011年鄭州興建一座高24米的宋慶齡石砌雕像，造價1.2億人民幣；在批評聲浪中，這座雕像尚未完工就被拆除。揚州正在河岸打造一隻巨大的河豚塔（金縷魚），長90米，高15層樓，夜間放射七彩霓虹，量體大到可申請金氏世界紀錄。這隻造價7千萬人民幣的金縷魚，顯然踩到了習近平「節儉新政」的紅線，命運未卜。工程愈做愈大，可撈的油水愈來愈多，地方政府債台高築，財政惡化：地方債務累計達20兆，超過GDP的4成。當地方債務危機發生時，誰來買單？
那些龐大而古怪的建物，袒露出某種亢奮的精神狀態：追求數據上破紀錄的衝動。這樣的衝動，催生醜怪美學，給人突兀的、隱隱脅迫的陌異感。歷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毛澤東最大的歷史功績，是讓中國成為可用「數字管理」的國家。然而，後果是，數字管理演化為「追逐數據成長」的衝動（看看大躍進期間的大煉鋼運動，如何不斷膨風鋼鐵產量）。追逐數據成長引起的災難，為人民與土地帶來難以回復的傷痛。
在馬路上種稻
伴隨揮霍行為的，是土地財政的猖獗。1990年代稅改之後，地方政府掌握的財源相對變少，卻仍然要負擔教育、社保等，因此開始大搞土地財政，靠圈地徵收農民土地，出讓使用權或轉手開發，以快速籌足施政預算。（讓人不禁聯想起，劉政鴻主政下的苗栗。）前幾年，筆者重訪前述的鄭州附近鄉村，土地財政更加放肆蔓延，農地幾乎全被徵收，農民全「被上樓」。
土地財政是稅改壓力、招商引資、地方官員自利行為等因素共同造成，本質上是掠奪與尋租。政府兼具地主、土地掮客、房地產商、融資者等角色，不斷圈地、拆遷、蓋樓，導致遍地空房。但房地產泡沫為何不破？浙江P市有個國家級開發區，中日台資雲集，堪稱「紮實經營」的地方政府，這個城市常住人口70萬（其中超過1/3是外來人口），由20幾萬戶家庭組成。根據筆者訪談，城市裡尚有空房4萬到5萬戶，卻繼續大量興建樓房，「停不下來，房價也下不來，因為（地方）政府在帶頭。」
北京政府近年來，對農地徵收採取較強的管控措施，甚至要求復耕已被徵收的土地，並規定嚴格的比例。但是，「死去的土地」能復活嗎？在P市，徵收後的農地已毀壞至無法耕作，怎麼辦？官員想到一步奇招：買來剛收割的稻穀，鋪在馬路上，供監管機構空拍，以此交差了事。
中國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沿海地區感受最深，在P市開發區，一些台商已經將「生產基地」轉到內陸省份（例如鄰近的安徽），而區內原先十幾家勞力密集的電子裝配業，主要是日資，也正在悄悄減產。值得觀察的是，日資減產究竟反映了生產要素價格的變動，或是與近年來中日因領土爭議交惡（在去年引發大規模反日示威之後）的產業再布局有關？
向沙漠鬼城致敬
建房狂潮的極致表現是「空」，創造空荒之城。內蒙鄂爾多斯耗資50多億人民幣建造了一座新城市，「康巴什」，城裡人煙稀少，被美國《時代》周刊封為「鬼城」。這座城市的氣氛，像極了奇里科（Giorgio de Chirico）超現實畫作中的樓宇、空蕩的街道、蒼涼廣場上的巨型雕塑、稀落的行人，襯以地平線盡頭曖昧的光，彷彿以浮誇、空洞、詭奇與疏離，來「禮讚」蒙古荒漠中崛起的「宮殿」。
國家財政寬裕，養活了「吃崛起飯」的群體，包括傳播「國家話術」的知識份子與媒體文化人，他們宣揚「大國崛起」，使之成為國家的驕傲。然而，日益激化的官民矛盾、殖民與內部殖民，以及深入破壞社會生存的權貴資本主義與尋租活動，使社會抗議增加，進而危及政權的正當性。於是，維穩（治安）經費以「建設和諧社會」之名膨脹起來；從中央到底層，養活了「吃維穩飯」的龐大人口，刑罰之外花錢買穩定，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特的警察國家。最近，天安門與山西省委接連發生爆炸案，恐怕將持續撐高維穩經費與社會控制的力道。剛落幕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由最高領導層緊抓包括「反恐」在內的國內外安全事務（反恐這個由西方霸權國家發明的概念，在近年快速感染、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治理機制）。
集中權力打造市場
大國崛起符合中國人一百多年來富國強兵之夢。然而進入撞牆期的經濟，讓「中國夢」遭遇阻礙。如何克服、超越？中共最近公布的《深化改革的決定》，大致是以更深入、細膩的中央集權為手段，由上而下，把中國帶向「效率與公平」的市場體制；並向「地方」開刀，節制地方政府的濫權與揮霍。至於該拿「權貴資本集團」怎麼辦？這問題仍留白。
權力的「向心性」（centrality） 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的重要特徵。從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網的建設，到社保養老金的全國統籌，到中央主導的廢止勞教制度，都是「權力向心化」的一環。習政權上台以來的施政基調，一手打壓「公民社會」，一手打造「市場社會」。權力向心化的過程，如果缺乏足夠強大的民間政治力與社會運動作為制衡，沒有同步的民主法治發展，則可能造就一個「法西斯市場國家」。
過去二十幾年，快速經濟增長的代價是，膨脹的地方官僚權力，被鎮壓、榨取的人民，與受傷的大地；眼前困境則是成長放緩與制度障礙。習近平的「新政」能否處理這些難題，全世界都在關注。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