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貴族相信「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
新政府教育部長的任命條件執意是「能夠跟產業溝通」，難道教育在台灣僅僅是資本家的職前訓練？
美國開國先烈約翰亞當斯的名言：「我必須研習政治、和戰術，所以我們的子孫才可能有優裕的時間學習數學、哲學。而我們的子孫應該要研讀數學、哲學、地理、自然史、輪機學、航海學、商業以及農業學，才能讓他們的子女有權去學習美術、詩歌、音樂、建築、雕塑、刺繡和礬土陶瓷。」西方人對學科選擇的先後順序，不就一目了然了嗎？顯然，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重點，不像中國舊時代的庶民教育只是在服侍君主，或換成現代的台灣，教育彷彿只能為資本家訓練未來的過勞工。
台灣的教育在荷蘭佔領期間，施行過短暫的文理教育，但是當時的教育把重點擺在神學。明鄭在台灣推行孔廟官學，以儒學思想為宗。 清朝入主台灣之後所設置的義學、書院，都是以八股文為主的教育體系。 日治期間，為了普及教育設了許多師範學校，又為了要訓練殖民地的人民成為服務大和民族的匠人，便在台灣廣設職業學校，農工商漁網羅全包。國民黨轉進遷台後，在教育方面蕭規曹隨，承襲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教育。從戒嚴時期到2000年國民黨第一次失去政權為止，殖民式的教育體制沒有太多改變，只是加強了全面中國化的思想教育。
直到陳水扁執政，當時的教育部長杜正勝以「建立台灣主體性」全力推動台灣化教育，讓本土的歷史觀照和多元文化進入教科書，也讓「公民與社會」學科進入大學指考。從台灣歷史的認識到公民意識的啟蒙，培養出整個「天然獨」的年輕世代，風起雲湧投入關懷土地、關懷弱勢和介入公共政策的公民運動。他們開啟了台灣的新時代，也帶來新政治的想像。（註：參引王美琇星期專論『小英準總統，請再想想』，自由時報4-3-2016）
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好公民，這是西方哲學家的共識。柏拉圖說：教育培養好人，好人有高尚的舉止。培根說：人必須學習如何善用上天賦予他們的推理思考能力，以便服務眾人。亞里斯多更加碼地說：維護憲政體制最好的方法就是設立能夠適應既存憲政體制的教育；他說再好的法律對一般百姓起不了什麼作用，除非年輕人自幼便接受合乎憲政精神的教育和養成訓練。盧騒也不遑多讓，認為公學校教育的目的在確保公民自幼便體認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了解作為公民社會一份子所應該承擔的角色和肩負的責任。
公民教育的基礎在「自由人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筆者認為翻譯成「博雅教育」也是不錯的選擇）。古代自由人的教育是和奴隸的匠藝職業教育有所區別的。古時候，奴隸的地位和家裡的畜牲類同，都被訓練來執行特定的服事主人的功能。教育奴隸的目的不在促進奴隸的人格養成或福祉，而在供主人所用，奴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封建制度下整個社會分為二種階級：一種是每天櫻櫻美黛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貴族，另一種是為生活奔波，以提供貴族各式各樣的服務來維持生活的奴工階級。
亞理斯多德根據社會的兩種不同階級，把教育分為自由人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非自由人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特定的教育是否是自由人的教育，和教育的項目無關，即便是一般幾乎只有「有閒的人」才得學習的科目，例如藝術、音樂或哲學，如果學習它們的目的是要用來服事他人，就變成非自由人的教育。因此，櫻櫻美黛子學來娛樂自己的音樂、美術或哲學是 liberal art education；同樣的音樂、美術或哲學如果是學來服事貴族或富人的，就變成樂師、花匠或師爺（律師的前身）等奴工的職前教育。簡言之，所謂的 liberal education 就是在閒暇時間用來追求人格養成、生命完美、增進個人福祉的教育。當專制的貴族被推翻之後，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變成自由人；自由人的教育（只為提升個人價值和公民人格養成的教育）也就成為人人皆可享有的普遍教育。
自由人的教育包含學習方法的訓練，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地學習，以便熟悉人們窮極一生都必須理解的偉大哲理和信念。西方教育的重點，在確保學生畢業離開制式的教育場所之後，終其一生都能用學校裡學來的如何正確學習的訓練，繼續不斷地研習，能夠通情達理，追求深刻的洞察力和智慧。自由人的教育的中心價值在教導學生如何讀、寫和講，尤其是寫作可以強迫一個人組織他的思惟，以便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惟。非自由人的奴隸教育，不在乎讀、寫、講的能力養成，因為專制貴族相信「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代表過氣貴族的馬英九在坐下來和溪洲原住民討論他們的權益時，可以很不屑地說：「我把你們當人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好好的提供機會給你」（影片），其來有自，不是嗎？把百姓當人看，好好教育的結果就是送到養工處當臨時維修工人，甚至連 illiberal education 非自由人的教育費用都可以省了。
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之後，幾個開國元勳聚集商討建國藍圖，在討論到教育方針的時候，主張職業訓練為重的一派根本無法自圓其說，除了富蘭克林認為自由人教育能夠培養睿智的公民，是服務人群的最佳途徑之外，湯姆斯傑佛遜更認為自由人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是確保民主制度永續的唯一方法，1778年傑佛遜向維吉尼亞州議會呈遞廣泛分配知識法案（A Bill for the More Gene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就闡明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有可能腐敗而淪落為暴政，防止政府腐敗淪為暴政的最好方法就是對百姓進行最大程度的啟蒙，尤其是歷史教育。（現在你們就了解「吾思華」和那些打著教育家招牌的殖民者為何那麼堅持課綱的微調了。）
台灣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外來殖民政權八年的復辟，在昏昧的領導者蠻橫的主政下，導致兵敗如山倒的潰敗。當本土政權再度執政，轉型正義方興未艾的同時，因太陽花等公民運動而得趁著熱帶氣旋扶搖直上的執政黨，不思極力擺脫過去四百多年來外來政權的奴化教育，竟然暗示本土政權的教育方針將是能與產業配合的不自由教育 illiberal education。維持現狀維持到把奴工教育赤裸裸地保留，繼續讓台灣停留在資本家貴族和奴工大眾兩種階級對立鬥爭的封建時期，主政者真的必須深思反省了！
新政府教育部長的任命條件執意是「能夠跟產業溝通」，難道教育在台灣僅僅是資本家的職前訓練？
美國開國先烈約翰亞當斯的名言：「我必須研習政治、和戰術，所以我們的子孫才可能有優裕的時間學習數學、哲學。而我們的子孫應該要研讀數學、哲學、地理、自然史、輪機學、航海學、商業以及農業學，才能讓他們的子女有權去學習美術、詩歌、音樂、建築、雕塑、刺繡和礬土陶瓷。」西方人對學科選擇的先後順序，不就一目了然了嗎？顯然，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重點，不像中國舊時代的庶民教育只是在服侍君主，或換成現代的台灣，教育彷彿只能為資本家訓練未來的過勞工。
台灣的教育在荷蘭佔領期間，施行過短暫的文理教育，但是當時的教育把重點擺在神學。明鄭在台灣推行孔廟官學，以儒學思想為宗。 清朝入主台灣之後所設置的義學、書院，都是以八股文為主的教育體系。 日治期間，為了普及教育設了許多師範學校，又為了要訓練殖民地的人民成為服務大和民族的匠人，便在台灣廣設職業學校，農工商漁網羅全包。國民黨轉進遷台後，在教育方面蕭規曹隨，承襲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教育。從戒嚴時期到2000年國民黨第一次失去政權為止，殖民式的教育體制沒有太多改變，只是加強了全面中國化的思想教育。
直到陳水扁執政，當時的教育部長杜正勝以「建立台灣主體性」全力推動台灣化教育，讓本土的歷史觀照和多元文化進入教科書，也讓「公民與社會」學科進入大學指考。從台灣歷史的認識到公民意識的啟蒙，培養出整個「天然獨」的年輕世代，風起雲湧投入關懷土地、關懷弱勢和介入公共政策的公民運動。他們開啟了台灣的新時代，也帶來新政治的想像。（註：參引王美琇星期專論『小英準總統，請再想想』，自由時報4-3-2016）
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好公民，這是西方哲學家的共識。柏拉圖說：教育培養好人，好人有高尚的舉止。培根說：人必須學習如何善用上天賦予他們的推理思考能力，以便服務眾人。亞里斯多更加碼地說：維護憲政體制最好的方法就是設立能夠適應既存憲政體制的教育；他說再好的法律對一般百姓起不了什麼作用，除非年輕人自幼便接受合乎憲政精神的教育和養成訓練。盧騒也不遑多讓，認為公學校教育的目的在確保公民自幼便體認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了解作為公民社會一份子所應該承擔的角色和肩負的責任。
公民教育的基礎在「自由人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筆者認為翻譯成「博雅教育」也是不錯的選擇）。古代自由人的教育是和奴隸的匠藝職業教育有所區別的。古時候，奴隸的地位和家裡的畜牲類同，都被訓練來執行特定的服事主人的功能。教育奴隸的目的不在促進奴隸的人格養成或福祉，而在供主人所用，奴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封建制度下整個社會分為二種階級：一種是每天櫻櫻美黛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貴族，另一種是為生活奔波，以提供貴族各式各樣的服務來維持生活的奴工階級。
亞理斯多德根據社會的兩種不同階級，把教育分為自由人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非自由人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特定的教育是否是自由人的教育，和教育的項目無關，即便是一般幾乎只有「有閒的人」才得學習的科目，例如藝術、音樂或哲學，如果學習它們的目的是要用來服事他人，就變成非自由人的教育。因此，櫻櫻美黛子學來娛樂自己的音樂、美術或哲學是 liberal art education；同樣的音樂、美術或哲學如果是學來服事貴族或富人的，就變成樂師、花匠或師爺（律師的前身）等奴工的職前教育。簡言之，所謂的 liberal education 就是在閒暇時間用來追求人格養成、生命完美、增進個人福祉的教育。當專制的貴族被推翻之後，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變成自由人；自由人的教育（只為提升個人價值和公民人格養成的教育）也就成為人人皆可享有的普遍教育。
自由人的教育包含學習方法的訓練，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地學習，以便熟悉人們窮極一生都必須理解的偉大哲理和信念。西方教育的重點，在確保學生畢業離開制式的教育場所之後，終其一生都能用學校裡學來的如何正確學習的訓練，繼續不斷地研習，能夠通情達理，追求深刻的洞察力和智慧。自由人的教育的中心價值在教導學生如何讀、寫和講，尤其是寫作可以強迫一個人組織他的思惟，以便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惟。非自由人的奴隸教育，不在乎讀、寫、講的能力養成，因為專制貴族相信「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代表過氣貴族的馬英九在坐下來和溪洲原住民討論他們的權益時，可以很不屑地說：「我把你們當人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好好的提供機會給你」（影片），其來有自，不是嗎？把百姓當人看，好好教育的結果就是送到養工處當臨時維修工人，甚至連 illiberal education 非自由人的教育費用都可以省了。
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之後，幾個開國元勳聚集商討建國藍圖，在討論到教育方針的時候，主張職業訓練為重的一派根本無法自圓其說，除了富蘭克林認為自由人教育能夠培養睿智的公民，是服務人群的最佳途徑之外，湯姆斯傑佛遜更認為自由人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是確保民主制度永續的唯一方法，1778年傑佛遜向維吉尼亞州議會呈遞廣泛分配知識法案（A Bill for the More General Diffusion of Knowledge）就闡明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有可能腐敗而淪落為暴政，防止政府腐敗淪為暴政的最好方法就是對百姓進行最大程度的啟蒙，尤其是歷史教育。（現在你們就了解「吾思華」和那些打著教育家招牌的殖民者為何那麼堅持課綱的微調了。）
台灣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外來殖民政權八年的復辟，在昏昧的領導者蠻橫的主政下，導致兵敗如山倒的潰敗。當本土政權再度執政，轉型正義方興未艾的同時，因太陽花等公民運動而得趁著熱帶氣旋扶搖直上的執政黨，不思極力擺脫過去四百多年來外來政權的奴化教育，竟然暗示本土政權的教育方針將是能與產業配合的不自由教育 illiberal education。維持現狀維持到把奴工教育赤裸裸地保留，繼續讓台灣停留在資本家貴族和奴工大眾兩種階級對立鬥爭的封建時期，主政者真的必須深思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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