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沒落的中產階級

古希臘哲學家、邏輯學和科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探討了人類行為和互相交往的問題”時，即將社會劃為富裕階級、中產階級和貧困階級三大群體。此后，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推動中產階級壯大，而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又成為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可以說，中產階級陣營的豐滿一度折射著發達國家經濟上升的輝煌期。然而，近年來對虛擬經濟的追捧使中產階層漸失養分，盡顯萎縮。本文作者以獨特的視角對中產階級興衰以及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做了睿智的分析。

中產階級優越漸行漸遠

公元前348—公元前347年，唯心主義代表人物柏拉圖的弟子———希臘哲學家、邏輯學和科學家亞里士多德寫成《政治學》一書，其中“探討了人類行為和互相交往的問題”。2012年1月，日本《經濟學人》刊登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教授白波瀨佐和子題為《正在沒落的中產階級》的文章介紹，亞里士多德將社會劃為富裕階級、中產階級和貧困階級三大群體。他認為，由少數富裕階級和多數貧困階級構成的社會極不穩定。

誕生於技術進步

1500年前后，歐洲航海家們完成的地理大發現直接誘發了商業革命和西歐諸國的海外殖民擴張，催生了資本主義發展。17世紀到18世紀，英國率先發生了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在D·巴本和T·紐可門研制蒸汽機原型的基礎上，瓦特成功地發明了高效能蒸汽機并從1785年開始生產，完成了從動力機到工具機的生產技術體系，包括火車、輪船等所有的大機器都因有蒸汽機帶動而加速運轉，整個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面貌大為改觀。繼英國之后歐洲大陸和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全力推廣蒸汽機，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全球財富急劇增加。2008年1月，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在《上海證券報》發表題為《市場經濟與財富》的文章中援引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教授德隆研究顯示，從舊石器時代到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97%的財富是在1750年后的250年內創造的。

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推動中產階級壯大，而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又成為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國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員張茉楠在《全球中產階級塌陷》一文中介紹，西方國家中產階級出現過三次擴大：從1820年到1913年，全球中產階級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從1.8%升至13.2%； 1950年到1980年，全球中產階級人口占比從2 3 .5 %擴大為32.2%； 1990年到2006年，全球中產階級人口占比從34.2%升至50.2%。

中產階級劃分標準，一是職業，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從職業上劃分，中產階級群體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獲得收入。但是，按人均或家庭收入劃分，國際機構和各國的標準都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1951年出版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提出了作為中產階級的白領階級的概念，并詳細研究了中產階級的狀況。他指出，在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了一個包括政府部門的中級行政官員、國營和私營壟斷企業中的中級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以及其他領域中的專業技術人員等所組成的中產階級。米爾斯認為，白領群體形成和擴大，歸根到底不過是批量生產和批量消費式生產體制中的齒輪之一。

正被日益邊緣化

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衰落”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1979年“鐵娘子”撒切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和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二人曾被戲稱為“政壇夫妻”。他們協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特別是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金融衍生產品惡性膨脹，沉重打擊了中產階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丁·雅克認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嚴重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和結構有關，但首先是一種系統性危機，這種系統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撒切爾夫人—里根時期，當時的自由市場主義和私有化政策為現在的危機埋下了禍根。美國學者約翰·福斯特、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和賈米爾·約斯納合寫的一篇題為《21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的文章指出：“我們認為，我們過去的1/4世紀見證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演化成為一個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體系，這是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經濟制度的核心———它是經濟不穩定的關鍵原因和當今新帝國主義的基礎。”

自由化特別是放松對金融業的宏觀監管，導致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中產階級萎縮和貧困人口急劇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辦的《金融與發展》雜志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占有全國財富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10%，在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前升至23 .5%，到2009年升至40%，而80%處在社會中下層群體僅享有全國財富的7%。

美國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五萬美元左右。到2010年，美國中產階級收入已連續11年下降，降至49445美元，較1999年巔峰時下降7%，跌回1996年水平。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卡茨指出，這是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第一次中產階級家庭收入長時間無增長，是中產階級“失落的十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坦陳，美國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正在日益被邊緣化。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為一個有兩個孩子家庭設定的貧困線是22113美元，當年美國貧困率為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為52年最高。原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猛烈抨擊美國金融壟斷寡頭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不無擔憂地認為，美國具備社會動盪的客觀因素。斯蒂格列茨發表《1%的“民有、民治、民享”》一文四個月后，2011年9月17日，美國爆發了“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

路透社2011年4月28日援引《星期日泰晤士報》公布的富豪排行榜顯示，2012年英國億萬富翁達77人，比創紀錄的2008年還多兩人。富人的財富在2008年達到4128億英鎊，自2011年以來，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這些富人的財富又增加了5%，達到4140億英鎊。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統計，從2000年至2007年，德國在收入中間值70%至150%范圍內的中產階級人口占比從62%降至54%。由白波瀨佐和子教授牽頭的基礎研究項目“關於解析少子老齡化社會階級分析和構筑公共性的綜合性實際驗證研究”顯示，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7年，日本“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間值70%至150%范圍內的”中產階級人口占比已從51%跌至45.6%。

新的生長土壤

按世界銀行標準，在西方國家中產階級隊伍縮小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層)在迅速擴大。

印度獨立初期，在3.5億人口中中產階級人口約1000萬，主要包括政府雇員、商業經理、中等收入農民、知識分子等。1991年市場經濟改革以來，印度經濟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中產階級隊伍不斷擴大。據印度有關部門統計，到20世紀90年代初，印度人口中，年收入在7.8萬盧比的富裕階層人口約占2.3%，收入在1.8萬盧比以下的貧困階層人口占58.8%，收入介於兩者之間的中產階層人口占39.2%。1999年，據印度非官方統計，中產階級人口約三億，其中年收入60萬美元的3000人；年收入兩萬美元的1.5億人。印度中產階級人口正以每年5%至10%的速度增加。法國《回聲報》2012年4月3日援引Cetelem -lpsos調查顯示，經濟學家稱為“C階層”的人口占巴西成年人口的比重從2005年的34%升至54%，而最貧困階層(D和E )的人數占比從51%降至24%。俄羅斯《消費報》2012年1月16日介紹，1998年中產階級人口占比為5%到10%，現在中產階級人口占俄羅斯人口的20%到30%，這些人的收入已是1990年平均工資的三倍。文章預測：中產階級還將繼續壯大，而所依靠的將是帶動國家發展的醫生、教師、工程師及訓練有素的工人。IM F主辦的《金融與發展》雜志2011年12月號刊登題為《改變非洲———中產階級的興起》一組文章援引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中產階級人口將從2010年的3.55億增加到2060年的11億，中產階級人口占該地區人口之比將從1980年的26%、2010年34%升至42%。非洲開發銀行發表題為《50年后的非洲》報告指出：“在過去10年間，盡管全球接連出現糧食和金融危機，非洲地區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增長。盡管要解決非洲地區的貧困問題仍需要發展數十年，但人們對非洲的發展潛力日益樂觀。”而中產階級正在成為“非洲發展的新引擎，依靠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來推動非洲經濟繁榮”。

設在巴黎的歐盟安全研究所發表一份題為《2030年全球趨勢》的報告預測，到2030年，全球中產階級人口將從目前的20億增加到49億———最後這個數字是在全球人口超過80億的情況下出現的。換句話說，在人類歷史上，中產階級將再次超過窮人的數量。英國《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認為，決定21世紀走向的不會是對國家的抽象選擇，變革的力量將屬於全球中產階級。這種變化將對正在崛起的這些國家內部的政局動向產生深遠的影響，對這些國家與老牌國家之間關係的影響同樣深遠。

中產階級失寵的啟示

2012年4月，日本《外交學者》網站發表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戰略家、前美國外交官布賴恩·克萊寧一篇題為《全球封建主義時代露頭》的文章指出：“如今，工業化國家正面臨著近百年來最大的經濟威脅：麻煩的中產階級正在失去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購買力。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扭轉，過不了多久，也許就在2012年，中產階級將會破產，一百年來的經濟現代化進程也將逐漸停止。”

綜觀西方國家中產階級由擴大到萎縮的變化史，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一，實體經濟發展是中產階級(層)壯大的根基

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層)壯大都集中在實體經濟快速發展時期。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后，所有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陷入危機和日益萎縮。日本白波瀨佐和子教授在《正在沒落的中產階級》一文中指出：“2008年雷曼公司破產引起(全球)金融危機，隨后又爆發歐債危機，宏觀經濟變數叢生，受此影響，發達國家近年來普遍出現日益明顯的‘中產階級危機’”。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在主要發達國家，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惡性膨脹，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中產階級喪失了繼續發展和壯大的根基。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全球外匯基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額合計達到3259萬億美元，相當於2006年世界G D P的67倍。“但是，財富主要集中少數富豪之手。”

現代意義的虛擬經濟主要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市場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炒作活動，即“以錢生錢”。實體經濟是以提供具有實際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它與虛擬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資本的循環活動是否創造了新的使用價值或價值。實體經濟不僅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商貿物流業等提供實實在在物質產品生產和服務的經濟活動，而且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藝術等精神產品生產和服務的相關活動。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要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妥善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堅持在發展實體經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虛擬經濟，使二者相輔相成、協調發展。

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會

很多國家的深刻教訓警示，一旦形成少數人越來越富、中產階級日益萎縮和多數人越來越窮的“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會，可能加劇這些國家的社會動盪。

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曾進行縮小收入差距的改革。1963年，45歲的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約翰遜繼任總統。1964年約翰遜以建立“偉大社會”為口號在美國總統競選中獲勝。約翰遜就任后宣布，繼續前任未完成的事業，“向貧窮宣戰”。特別是西歐國家，在實施累進稅向富人多征稅的同時，實施向貧困群體的福利政策傾斜。美歐國家收入和貧富差距受到抑制。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推行“劫貧濟富”政策后，西方國家收入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中產階級由擴大到萎縮。2011年12月15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最富10%的群體平均收入是最窮10%群體平均收入的九倍，即使瑞典和挪威等北歐高福利國家，過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也拉大到六倍。

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的收入和貧富差距都在擴大。亞洲開發銀行2012年4月11日發表的《2012年亞洲發展前景》報告指出，亞洲發展中國家整體的基尼系數———衡量不平等的常規尺度———已由0.39升至0.46，貧富差距拉大可能威脅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穩定。印度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阿倫德哈蒂·羅伊2012年1月2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為《謹防讓印度的億萬富翁富裕的“噴涌理論”》的文章介紹，在印度12億人口中，最富有的100人如今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印度G D P的1/4。文章指出：“在推行改革的20年后———這20年里，印度經濟雖然實現了令人驚嘆的增長，但失業人口依然大量存在———營養不良的印度兒童數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多，印度共分20個邦和八個直轄區，其中八個邦的貧困人口數量，超過了26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貧困人口之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30多年來，G D P已從1979年的1482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58791億美元，年均實際增長9.8%，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貧困人口大大減少。但是，2011年11月中國扶貧標準提高至2300元后，全國貧困人口增至1.28億人。浙江省將扶貧標準提高至4600元，這一標準大致相當於日均兩美元，與國際上的貧困線相吻合。按此標準計算，全國貧困人口還要增加一倍。

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要采取有力分配和稅收政策以及其他措施，有效控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從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財富占有格局和社會。

三，構建“橄欖型”財富分配結構和社會

中產階級(層)集中各個方面的人才，是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主力軍，是經濟持續發展的中堅力量和社會的“穩定器”。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雜志2012年1-2月號發表題為《歷史的未來》的文章詳盡闡述了或許將成為2012年最大的一個問題，即美國乃至全球的中產階級的衰落。因此，構建以中產階級(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不僅關乎資本主義未來，而且關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現代化。

奧巴馬入住白宮后，在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同時著手“拯救中產階級”。2009年2月，奧巴馬政府組建了由副總統拜登領導的專門機構“中產階級勞工家庭特別小組”，研究為美國中等階級特別是下中階層提供支持。2010年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再次提出，他的經濟政策重點轉向創造就業，改善社會福利，以幫助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危險不是來自任何一個政黨提出的一項特定稅收或開支政策，而是來自現代全球經濟的流態變化。這個新世紀或許是水平的，但也會具有某種傾向性———各種好處會不成比例地傾向於精英階層。”

日本白波瀨佐和子教授指出，野田首相所謂的“擴大中產階級”，要實現兩點，一是托起跌入貧困深淵的底層群體，二是從上層群體征收重新分配資金。有人認為，實現強勢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設瑞典式社會福利國家，但不容忽視的一點是，瑞典勞工組織職能強大，在參加型社會中起到核心作用。在日本，很難說勞工組織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

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要妥善處理三大關係；第一，大企業高管與白領職工收入分配要公正，防止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第二，白領職工收入與貢獻同步，保障中產階級不斷提高購買力；第三，大力實施扶貧和擴大就業政策，特別是要大力普及教育，幫助更多窮人提高素質和職能，使越來越多的窮人步入中產階級行列，從而構建“橄欖型”財富分配結構和社會，實現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