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箝制的中國大學

紐約時報高雨莘今年6月，當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在即將前往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完成訪問學者項目時，他被校方告知，他在秋季返校後在北大的職位是否能夠保留，將由學校教師投票而定。這意味着他將面臨失業的危險。 事出有因。夏教授是一位觀點開放、言論大膽的知識分子。他在經濟學講堂上曾經用「大饑荒」的事例來說明計劃經濟的弊端和市場經濟的必要，在各種國內國際媒體中曾多次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提出批判，在2008年第一批簽署了由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而夏教授認為，引發這次校方動作的直接原因應該是他在2013年3月份兩會期間通過微博和推特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提議全國知名人士聚集、和平示威。 夏教授在電話中對我說，校方的「目的是將政治問題以學術手段來解決，但事實上誰都很清楚。如果我沒有這些事情，怎麼會對我進行這樣的處置，並且只針對我個人？」 長期在中國思想界的開放歷程中立於潮頭的中國大學，正在經歷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政府對思想輿論環境的壓制。夏業良教授並非唯一受害者。他目前尚在授課，等待校方態度，而除他以外，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教授因為6月份發表文章警示習近平執政下，社會知識界掀起反憲政逆流，已經被校方停課。今年5月，他曾經在微博上首先曝出政府最新傳達的「七不講」內容，要求中國高校不要向學生傳達「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中國大學對言論的壓制是近月來政府對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微博大V、維權人士、持不同政見者——聯合整治的一部分。大學作為各類學者、思想家的精神家園，作為形成新一代公民價值觀和政治立場的首要場所，本應是各種思潮湧現、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學裡學術言論風氣的保守化便是一直在持續的一個現象。而通過近些年來大學在政府壓力迫使下的一系列動作，以及「七不講」等文件的發佈可以看出，政府也對大學的這一角色也深諳於心，於是不遺餘力地壓制從中發出的挑戰政府權威的聲音。 凡是略曉中國歷史的人，便應該對中國大學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了解：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包括1919年，北京的青年學生掀起的為抗議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而爆發的「五四運動」，和1989年由北京大學生最先發起、最終在血泊中結束的「六四運動」。在二十世紀初期，諸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都曾在大學任教，傳達他們的革命思想；在文革剛結束後，政府對意識形態控制鬆動的八十年代，大學又成為外界思想最先湧入中國的門戶，見證了一場場精彩的與政治相關的辯論、沙龍與講座。 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中，這是大學所應扮演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大學校園裡，人們記憶中八十年代的氛圍和氣象幾乎無從尋覓。夏業良教授向我談起他在北大的體會時說到：「現在大學的整個語境氛圍都變了，有些教授在講話時的話語就像是文革期間的，很政治化……大家的政治態度私下裡可能會有一些表達，但是公開場合很少聽到認真嚴肅的對於黨和國家的批評。」 夏教授從2000開始在北大講課。他說在初期和學生通過課後討論和郵件交流時，可以感到「我在學生中得到的認同是相對普遍的。」但現在他發現這種認同感正在慢慢減弱，或者學生心中有所想，卻「不敢表達，不敢認同」。華東政法大學的張雪忠教授也面臨著類似的情況。張教授在電話里向我解釋，同事和學生「會私下支持我，但是不太會公開站出來。因為如果這樣做，他們會立即面臨不利的後果」。 這種大學言論環境的緊縮，不僅體現在各方意見人士的噤若寒蟬，也體現在一些校方匪夷所思的舉措。2011年3月，北大宣布將要開始對10類學生進行會商，其中一類學生被貼上「思想偏激」的標籤，這被廣泛看作是校方抑制對學校，對政府批判聲音的手段。 另外，同樣是在北大，在老師和學生中對「學生信息員」制度的存在早已瞭然於心。「學生信息員」指的是在校學生受校方委託，舉報課堂上發表政治上有爭議性的言論的教授。夏業良教授曾在2010年11月在Twitter上發文，解釋自己被舉報的經過： 「我提到中國的國際專利發明數量甚至不如許多小國家多，」夏教授說。「我列舉了韓國、以色列、新加坡、台灣、芬蘭等，結果大一學生告到學校，說我公開宣稱台灣是一個國家。」由此夏教授被信息員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 除了對言論環境的控制，中國大學對信息渠道的管制也是造成當今中國大學校園氣氛保守的罪魁禍首之一。許多中國大學皆有對網絡渠道的嚴格管制，局限了學生的眼界和吸收不同觀點的渠道，與大學本應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加之學生在應試教育體系中長久受其影響，也缺少探究不同觀點，追尋真相的的好奇心與渴望。 夏教授在這點上也感觸頗深。「很多學生都不知道有曾經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覺得老師太誇張了，很多事情他們都不知道，包括抗日戰爭誰是主力，對『六四』聞所未聞……他們沒有獨立思維，沒有自己的信息來源和判斷。不是每個學生都願意費很大的勁去翻牆，讀海外的東西。除非寫論文有需要，否則學生不會閑逛、瀏覽國外的網站。」 或許因為這樣的原因，校方對於言論自由和信息流通的限制在許多學生眼中雖然多此一舉，但是帶來的不便也是微乎其微，更沒有激起公憤。教授與講師們由於重重顧慮，也無法直抒心聲。沒有阻力，校方以及上級政府機構便可以更加毫無顧忌地壓制一切異己之聲。 中國大學雖然只是中國整體輿論環境的一部分，但它對中國未來發展意義深遠。對每一個學生來說，大學本是學生人格成熟、價值觀完善、發掘興趣、增強判斷力的階段。這樣一個成長階段，與一個百家爭鳴、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理性辯論的環境應該魚水相容。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大學應該是將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深深植入人們心中，培養出以後可以用思維和言論推動社會進步人才的場所。這是我們的先輩深深明了的道理，否則又何來北大「兼容並包」的校訓？ 在耶魯大學讀書時，我每天早上在食堂總會翻看校報。四年之中，讓人印象深刻的頭版新聞數不勝數，許多未必會讓校長榮光滿面地拿出來展示給參觀的外賓（校報獨立於校方，自行運作）：學校管理層對校園內發生性侵犯事件的沉默和遮掩，校園心理諮詢服務的拖沓與漏洞，學生在校園附近酒吧和鎮上警察發生肢體衝突…… 在我大四那一年春天，一起爭論席捲校園。一所美國著名酒店投資公司HEI Hotels & Resorts所投資的一所酒店中的幾名員工站出來，反映自己曾經在試圖進行工會活動時被公司阻撓威脅，並被強制加班。這件事情引起了學生的關注，因為耶魯大學和哈佛、普林斯頓等多家名校曾投資HEI公司。 那正是學生們忙於應對期中考試，同時為暑假找實習尋工作的幾個月。這件事情對學生的學習與生活沒有直接影響，然而在校報上對它的報道卻鋪天蓋地。在一篇又一篇專欄里，學生呼籲校方撤出在HEI的投資。「校方不應該一邊這個問題上置若罔聞，一邊宣稱自己有判斷是非的能力，」我的一位室友在校報上發文，慷慨激昂地寫道。「耶魯的學生們會和酒店員工並肩作戰。」 「對學校批判性這樣強的文章也可以發表，」我讀罷對她感嘆，「校報尺度真大。」 「有嗎？」她心不在焉地回答，「那不然校報應該發表什麼樣的文章？」 在耶魯學生舉行抗議三年後，耶魯大學宣布不再向HEI公司追加投資。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