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為何令人痛苦

紐約時報-心理-安娜·費爾斯-作為一名精神科醫師，我發現朋友經常會找我出去討論一些他們生活中比較棘手的問題，這是在所難免的，我也很高興能幫上忙。不過我很震驚地從我一位老朋友那裡得知，與她共度了25年時光的丈夫一直以來都在瞞着她不停地欠下信用卡債務（債務高達六位數）。甚至在他的秘密被曝光之後，這位丈夫還在金額上撒了謊，每次談起來的時候數額都在一點點增加。在最開始時，他拒絕提供這些錢的去向。他把這些留給他的妻子去思考，讓她自己試着去解開謎題。這件事的爆發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經濟與情感上的重大傷害。 在最初被這毫無徵兆的背叛所震驚之後，我開始回想那些情況與這相差無幾的病人們。他們突然發現自己長久以來所知的生活其實是建立在一個長期的謊言之上。他們可能偶然在互聯網上發現家庭秘聞，或者是發現配偶為長期隱秘的婚外情對象付的舊賬單。 有關某個人生活的重大全新消息突然以意外的方式被揭露出來的困境，這是很多回憶錄的主題：布利斯·布魯瓦亞爾(Bliss Broyard)在《一滴：我父親的隱秘生活——一個關於種族與家庭秘密的故事》(One Drop: My Father』s Hidden Life — A Story of Race and Family Secrets)中寫道，在父親臨死前她得知，他們家族的祖先是黑人，不過因為混血他一直「矇混」成白人。卡塔·波利特(Katha Pollitt)在《學習駕駛》(Learning to Drive)中，寫下了她如何發現長期伴侶的不忠。喬弗雷·沃爾夫(Geoffrey Wolff)在《欺詐公爵》(The Duke of Deception)中，發現證據證明他的父親對於過去的每一個方面基本都撒了謊：他的信仰、教育、職業生涯以及軍隊服役記錄。 但是如果你並不是一個作家，你並不能選擇將這種負面體驗通過寫作的過程新陳代謝出去的時候，你該怎麼辦？我們中的絕大多數無法通過出版自己這一立場的故事來掌控話語權，或者通過將他人的罪惡大白於天下而得到甜蜜的復仇快感。 發現秘密，通常會帶來嚴重的危機。但諷刺的是，在我的行醫經歷中，一般說謊或者出軌的那一方反倒在心理上會覺得比較輕鬆。違背道德準則的人也許會覺得自我厭憎、後悔或者羞愧。但他們擁有往前走的改變可能，他們對自己行為的感知也許會是困惑的，但卻是完整的。他們清楚自己一直以來都在做什麼，決定也是由自己做出的。他們也許做出了糟糕的選擇，但至少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受他們自己的掌控。現在他們可以做出全新的、更好的抉擇。 令人吃驚的是，社會對這些不道德者的衝擊是短暫的，也是相對比較輕微的。他們可以改變！事實上，我們的文化全心全意地支持這些所謂的「新開始」——甚至為他們歡慶。回頭的浪子總是會令人心軟，那些人們重新開始的故事——戒毒的癮君子、回歸家庭的出軌配偶、認罪的罪犯在信仰中找到救贖。談話節目總是熱愛這些故事。也許這是我們對自我幫助與自我塑造的全國性有力信仰的一部分。重新開始永遠不會太晚。 但是對那些被蒙在鼓裡的人來說，一些更無處不在也更令人不安的事情會發生。他們責問自己為什麼沒有早點意識到所發生的事。他們所感覺到的情緒，雖然看上去比那些犯罪者的情緒要更為良性，長期下去卻是更具腐蝕性的：羞辱、尷尬，感到太過幼稚與盲目，被那些一直都知道真相的人所疏遠，而其中最糟糕的，是痛苦。 這些新的消息隱匿地擾亂了他們對過去的感知，破壞他們個人歷史的真實性。就像一個被病毒感染的電腦文件，他們的人生故事被侵入了。記憶變得可疑：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幾年前，伴侶突然買了第二個「工作專用」的手機？某個朋友是不是甚至連他們一起去度假的事情都清楚？根據他們新近獲得的（以及不受歡迎的）信息來強迫性地回顧過去發生的事，這種病人掙扎着想要把新版本的現實整合在一起。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對他們過去經歷的質疑很難接受。他們就像是持續地在用雙屏幕回顧他們過去的日子：一邊是他們經歷的生活，另一邊是新的「真實」版本。但是把這種分崩離析的過去拼湊成一個故事是非常艱難的。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即使不會變得偏執多疑，也會憤世嫉俗。他們怎麼能知道前方所發生的到底是什麼？他們怎麼樣才能把這些關於家庭、起源、信仰、種族或者忠誠的新「事實」整合到一起？當他們要進入一段新的關係時，是不是必須要保持懷疑？就像我朋友在絕望之中所說的：「我不是偵探，我的基因里沒有這些能力。」 對這些改變生活的秘密曝光的受害者，社會的反應一般是出於善意，不過卻並沒有那麼支持。我們的文化也許是向知錯的罪犯敞開懷抱，但對受害者——則沒那麼慷慨。對自己的命運缺少掌控的能力讓人們覺得反胃。朋友經常會不自覺地責怪受害者，問他們是否其實「某種程度上知道一些」當時所發生的事卻力圖「否認」。但受害者知道的往往像其他每個人一樣少。當我認識的一個女人問她那個私底下酗酒成癮、每天深夜偷喝酒的丈夫，為什麼他能把他的酒癮瞞這麼久，他回答：「這花了我不少功夫。」 通常，在一個被隱瞞較久的謊言曝光之後的一年或者更短時間內，受害者會來諮詢重新開始的事情，想要把這一切留在過去，着眼未來。但當腳下沒有足夠堅實的土地支撐你過去的故事時，想要往前看是很不容易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病人在治療之中總結說，他們最難以忍受的不是對方的行為或者背叛本身，而是謊言。 在這種情況下，心理治療可以是一個重新定義你過去的方法。創造一個連貫清晰的人生故事一直都是心理療法的中心目標。它提供一個內在的結構，幫助我們預測與調節未來的行為與感覺。它製造一種穩定的自我感知。但借用心理學家路易斯·科佐林諾(Louis Cozolino)在關於神經系統科學的著作中寫過的話，「記憶是對各種被回想起來的事件的內在演繹形式」，既然如此，我們如何根據一些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體驗來追溯、重製一個人生故事？這裡有一個令人困擾的分歧：記憶與客觀事實不再關聯。 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可以告訴你，要一點一滴地重建一個連貫的個人經歷通常是一個耗費心力的過程——一個人得知被欺騙，同時要重新確認真實的生活經歷。但這也是非完成不可的工作。在生活中，如果沒有對過往清晰的認識，往前走是很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伊薩克·迪內森(Isak Dinesen)的這句話經常被人引用：「所有的悲傷都可以被分擔，如果你把它們放進一個故事，或者講述一個關於它們的故事的話。」也許，掠奪某個人的人生故事是最嚴重的背叛。 安娜·費爾斯(Anna Fels)是精神科醫生，威爾·康奈爾(Weill Cornell)醫學院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