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處理孩子的焦慮？

紐約時報-新知PO BRONSON, 艾希莉·梅里曼-諾亞·穆斯勒(Noah Muthler)第一次參加州級標準化考試是在賓夕法尼亞州哮泉市的泉灣(Spring Cove)小學，當時他在讀三年級。他的媽媽凱瑟琳·穆斯勒(Kathleen Muthler)說那是一次痛苦的經歷。在資優班裡，他是個優秀的學生。但是穆斯勒說：「在考試的前一晚他在我的懷裡邊哭邊說：『媽媽，我還沒準備好。有些要考的內容是沒教過的。』」四年級時，他在考試前的一整個星期里都坐立不安。「這種不安體現在生理上，」他的媽媽說，「他會頭疼和胃疼，跟我說不想去上學。」諾亞的睡眠也不好，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一個小時之後會溜到樓下，讓媽媽躺在他旁邊，直到他睡着。五年級時，這種焦慮已經延長到了考試前的一整個月。「甚至在考完試之後，他都無法放鬆。他還會思考那些他擔心做錯了的題。」穆斯勒說。 所以今年，穆斯勒通過「宗教和倫理」豁免，讓諾亞脫離了賓夕法尼亞州的學校評估體系。光是得知3月份不用參加考試這一點，就已經讓諾亞在上學時狀態更好。「他現在沒有壓力了，」他的媽媽說道。當他不能立刻掌握一個概念時，他可以毫不畏懼地說出來了。「他又對科學和數學課充滿期待了，」穆斯勒說，「他想成為一名化學或核工程師。」 穆斯勒理解諾亞的痛苦；其實更讓她費解的是另一個兒子雅各布(Jacob)。雅各布讀八年級（相當於中國的初二——譯註），對於同樣的考試卻完全不覺得緊張。他雖然也在資優班裡，但這帶給他的是自信而不是恐懼。「你會覺得他毫不在乎，」穆斯勒對此感到驚訝，「而諾亞既恐慌又緊張。」不過，為了讓兩兄弟一致，她也會讓雅各布免除考試。 應付重大考試的壓力從未如此強大，也從沒有對一個孩子未來的學業意味着這麼多。隨着越來越多的學區追求「成績責任制」(accountability)，標準化考試的數量激增。面對大學入學的成就測試時的壓力正逐級向下滲透，所以就連三年級的學生都感覺自己在受到考驗。學生們也體會到了功課並不重要，標準化考試才是更真實的衡量。當然，你完成了家庭作業，也寫了一篇很棒的歷史報告——但是只有考試才能說明你真正有多聰明。評論家們指出這種應試教育催生出了睡眠不足、勞累過度、境遇悲慘的孩子們。 但是有些孩子的確在競爭和壓力環境下發揮得更好。為什麼雅各布能夠承受壓力，但諾亞卻做不到？這種差異會使我們如何看待重大考試？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以及一項來自台灣的開拓性研究——已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和任何形式的人類行為一樣，我們對於競爭壓力的反應是一系列複雜因素影響的結果——我們的成長環境、技能和經歷，以及我們在胚胎期就形成的荷爾蒙。還有一個遺傳因素——一個叫作COMT的特殊基因，能從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有的孩子總是憂心忡忡，有的孩子表現鎮定，借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遺傳學家大衛·高曼(David Goldman)那句經典的描述，一些更容易成為「憂士」(worrier)，而另一些更像是「勇士」(warrior)。 理解孩子們的焦慮傾向以及如何處理，就能夠幫助他們克服。焦慮比我們假設的更加複雜，也比我們想像中更容易掌控。和長期的焦慮不同，短期焦慮其實有助於人們的表現，而且如果這樣看待的話，就可以改變它的效應。即使對於那些從遺傳角度容易焦慮的人來說，解決的辦法不一定是減少競爭——而是增加競爭。不過要用正確的方式。 在台灣，每年5月有超過20萬的九年級學生要參加「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試，這個分數將決定學生會被哪所高中錄取——或者能不能入讀高中。只有39%的學生能過關，剩下的就只能去職業學校或後備的私立學校。從本質上來說，這次考試決定着台灣學生的未來。 考試的難度超乎想像；多項選擇題涵蓋了化學、物理、高等代數和幾何學，而且考試要持續兩天。「很多學生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上補習班，學習要考的各類科目，」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張俊彥表示，「只是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就能讓你從本區排名第一的高中落到第三名或第四名的學校。」 換句話說，這個考試對於研究「遺傳學對高風險競爭的影響」是一個完美的、現實世界的實驗。張俊彥和他的研究團隊從最近在台灣三個地區參加了基本學力測驗的779名學生中提取了血液樣本，並把每個學生的基因型和測試成績進行了配對。 研究者們感興趣的是一個單個基因——COMT基因。這種基因帶有一種酶的彙編代碼，而這種酶會清除大腦前額皮質的多巴胺。前額皮質是主管我們做計劃、做決定、期待未來的結果，以及解決衝突的區域。「多巴胺會改變神經元的觸發率，像渦輪增壓器一樣使大腦加速運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副教授西爾維婭·邦吉(Silvia Bunge)指出。當多巴胺處於一個理想水平，我們的大腦會達到最佳的工作狀態。太多或太少都不行。COMT酶是通過移除多巴胺來調節神經活動和保持大腦的功能的。 不過問題在於：有兩類不同的基因，一類能夠構建出緩慢移除多巴胺的酶，而另一類構建的是快速清除多巴胺的酶。我們都帶有這兩類基因之一，或者是兩類基因的組合。 在實驗室實驗中，受試者被安排完成一系列認知任務——計算機字謎和遊戲，以及一部分智商測試——研究者們一致發現，在正常條件下，那些「慢作用酶」具有認知優勢。它們有優秀的執行功能以及該功能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它們能夠推論、解決問題、編排複雜的思維，以及更好地預見後果。它們更加專註。這種優勢會隨着受教育的年數增加而增長。 而擁有另一類基因的人的大腦就相對比較懶散。快速行動的酶移除了過多的多巴胺，導致多巴胺的整體水平很低。大腦的前額皮質也就停止工作了。 就這方面來說，擁有動作緩慢的酶聽起來更好。不過有得也有失，因為這些「慢作用酶」會被壓力觸發。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這種酶具有一種認知優勢。但處在壓力之下時，這一優勢就會消失甚至逆轉。 「壓力會和多巴胺一起衝擊前額皮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發展認知神經科學的教授阿黛爾·黛蒙德(Adele Diamond)指出。一些多巴胺的衝擊通常是好的，但是隨壓力一起而來的大量多巴胺對於那些擁有「慢作用酶」的人來說就太多了，因為這些酶無法快速移除多巴胺。「這很像用過多的汽油衝擊機車引擎，前額葉皮層功能就退化了，」黛蒙德說。 有其他研究表明，擁有「慢作用酶」的人的平均智商更高。一個針對北京小學生的研究計算出這個差值約為10個點。但是尚不清楚如果在實驗室環境以外的壓力之下，他們的認知優勢還是否存在。 台灣的研究是首個在高風險的、現實世界的環境下觀察COMT基因的研究。智商優勢是否會保持，還是壓力會破壞表現？ 結果是後者。擁有「慢作用酶」的台灣學生在國考中失利。他們的分數比那些擁有「快作用酶」的學生的分數平均低8%。就好像平時的一等生和二等生在考試時對調了角色。 「我並不反對壓力。實際上，壓力對一些人來說是好的，」張俊彥認為，「但是這對那些較易受到壓力影響的人更加不利。」 到2014年，隨着台灣將實行12年的義務教育制度，該地將不再要求所有的學生參加基本學力測試。這項制度將不再淘汰學生，而是把他們都留在學校。但是學業優異的學生仍將參加某種入學考試。那些最拔尖的學生仍會感到壓力，需要再次指出的是，這種壓力會傷害到一些人，但也會幫助到另一些人。 「平時表現優異的人，在壓力環境下不一定同樣出色，」黛蒙德說，天生具有「快作用酶」的人「實際上在壓力下才能發揮最佳水平」。對於他們來說，日常環境太平庸了，不足以使他們興奮到能激發大腦的敏銳性。他們得益於激增的多巴胺——它提升到了理想水平。他們就像是在危機中突然從電話亭里出現的超人；他們的專註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了。 一些學者認為，我們所有人不是「勇士」就是「憂士」。那些擁有快速清除多巴胺的酶的人就是「勇士」，對威脅性的、需要發揮出最優水平的環境做好了準備。而那些擁有緩慢清除多巴胺的酶的人是「憂士」，能夠做出更複雜的計劃。在進化的過程中，「勇士」和「憂士」對於人類部落的生存都是很有必要的。 事實上，由於我們是從父母那裡分別得到一個COMT基因，有大約一半的人遺傳到的是兩類基因各一個，所以他們擁有的是介於「勇士」和「憂士」之間的酶；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只繼承了「勇士」的基因，而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只有「憂士」的基因。 有大量的研究是針對COMT基因的，包括一些關於美國軍隊的研究。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研究者一直在研究參加過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老兵的COMT基因與創傷後應激障礙之間的關係；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心理研究學家奎因·肯尼迪(Quinn Kennedy)目前研究的是基因與飛行員表現的相關性；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精神病學教授道格拉斯·C·約翰遜(Douglas C. Johnson)是OptiBrain中心(OptiBrain Center)研究團隊的一員，他關注的是COMT基因對於競爭表現和幸福感的作用。 雖然研究仍在進行，但初期的結果顯示，擁有「憂士」基因的人仍然能處理難以置信的壓力——只要他們訓練有素。即使是海軍海豹突擊隊的成員里也有「憂士」基因，所以你也可以是擁有「憂士」基因的「勇士」。在肯尼迪的樣本中，幾乎三分之一的高級飛行員都是「憂士」——比一般人群中的「憂士」比例還要高。 肯尼迪的研究尤其具有啟發性。她讓飛行員們參與了六項飛行模擬器測試，其中包括遭遇氣流、油壓問題、汽化器凍結以及着陸時遇到側風。她讓他們一直忙得不可開交，調撥到新的頻率、飛到新的緯度、確定飛行方位並錄入應答機編碼。 在所有評分最低的休閑類飛行員（只被培訓在白天飛行）中，有「勇士」基因的人表現最好。但是經驗更豐富的飛行員情況就不同了。在擁有較高一級資格的休閑飛行員（可使用座艙儀錶在夜間飛行）中——「憂士」的表現遠遠優於「勇士」。他們與生俱來的「內存儲器」和注意力優勢發揮了出來。而且他們的經驗意味着他們不會在「遺傳詛咒」的壓力下影響發揮。 肯尼迪表示，這些結果表明，對於「憂士」來說，「通過訓練，他們能夠學會管理在具體的飛行訓練中遇到的特定壓力，即使這種能力不會轉移到他們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所以說，雖然一局定輸贏的標準化考試尤其不適合「憂士」基因型的人，但這不代表他們應該得到大赫，免於所有挑戰。事實上，掩護他們是最糟糕的做法，這剝奪了他們適應反覆出現的壓力源的機會。約翰遜把這個解釋為某種形式的壓力免疫(stress inoculation)：向他們施壓，但這種壓力應不足以壓垮他們。「這樣他們就能得以充分恢復，」他繼續說。訓練、準備和重複，能夠化解「憂士的詛咒」。 長期的壓力是有害的，關於這點有很多心理學和生理上的原因，但是關於「精英表現」的科學對於短期壓力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一些對比專業人士和業餘愛好者之間競爭的研究——無論是音樂會鋼琴家、男性橄欖球員，還是女性排球運動員——表明專業人士和業餘人士的焦慮程度是相同的，差異在於他們詮釋焦慮的方式。業餘愛好者們認為焦慮是有害的，而專業人士則把壓力看成是一種激勵，讓他們更專註。 一種類似的心理轉變也能夠幫助考試狀態下的學生。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社會心理學助理教授傑瑞米·傑米森(Jeremy Jamieson)通過一系列實驗，發現了給壓力「貼標籤」是如何對學術考試表現施加影響的。 第一個實驗是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進行的，實驗對象是正在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GRE)的本科生。在進行模擬測試之前，學生們讀了一段關於「本研究目的是檢驗壓力對於認知的影響」的說明。不過，有半數學生還讀了另一份聲明，聲明稱近期有研究表明「在考試中感到焦慮的人也許會發揮得更好。」因此，如果學生在模擬測試中感到焦慮，聲明中寫道，「你不必在意……只需要提醒自己，你的感覺會幫助你發揮出色。」 這份聲明明顯地提升了學生們的表現。在模擬測試的數學部分（滿分800分），他們的分數比對照組的學生高出50分。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在實驗室得出這樣的結果相對容易，那麼它會影響他們實際的GRE成績嗎？幾個月之後，學生們交上了他們真實的GRE成績。經過計算，傑米森發現，那些在實驗里讀到了「焦慮有益」的學生的成績比對照組的學生高65分。在正在進行中的一個研究中，傑米森在中西部社區學院(Midwestern community college)數學補習班的學生中重複了這項實驗：在被告知壓力有益處之後，他們的分數提高了。 乍一看，你也許會認為關於「焦慮有益」的說法僅僅是讓學生冷靜下來，減少他們的緊張感，讓他們專註。但事實並非如此。傑米森的團隊提取了學生們的唾液樣本，一次是在模式測試前一天，設定一個基本指標；第二次是在讀到說明之後和開始答題之前。傑米森測試了唾液中顯示身體交感神經系統激活水平的生物標記——也就是我們的「戰或逃」(fight or flight)反應。實驗組的壓力水平明顯更高。「生物脅迫」是真實的，但具有不同的生理表現，而且以某種方式轉化成了推動發揮的積極力量。 如果你能去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考場，給考前在場外徘徊的學生們做生理和神經掃描，你會發現他們之間有很不同的生物標記。那些貓着腰站着、或摩拳擦掌、跺腳取暖的學生，或許正處在溫迪·貝瑞·門德斯(Wendy Berry Mendes)和同事們稱作的「威脅狀態」中。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心理學副教授門德斯認為，「威脅狀態」的特點是血管收縮——構成身體里每一根血管的平滑肌會繃緊。血壓升高；呼吸變淺。血液含氧水平下降，能量供應減少。同時，大量荷爾蒙釋放，增強了大腦杏仁核的活動，使你增加了對風險的意識和對犯錯的恐懼。 在同一個考場，你也許還會看到一些學生肩膀後展、挺起胸膛、把重心放在腳趾上。他們正處在「挑戰狀態」。荷爾蒙激活了大腦的獎勵中心，並抑制了恐懼網絡，所以他們對即將開始測試感到興奮。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制定成為了自動的反應。血管和肺部擴張。在另一個關於壓力的研究中，傑米森發現那些被告知「要積極看待焦慮」的人們的血流平均每分鐘增加了超過半公升，更多的氧氣和能量也被運輸到了身體和大腦。有些人每分鐘還會額外增加最多兩公升血流。 我們的文化對待壓力的態度很消極，這讓傑米森很沮喪：「當人們說，『我壓力很大』時，就意味着『我做不好』，而不是說『我很興奮——有更多的含氧血進入了我的大腦』。」 隨着考場大門打開，「挑戰」和「威脅」之間的界限就變窄了。或許沒有什麼感覺，比不允許自己犯任何錯誤更能引發「威脅狀態」出現了。受威脅的生理反應會在以下兩種感受下被激活——被評判，或是怕他人失望。當一個學生翻開他的考卷，如果看到一道題目是他最近學過但是沒有掌握的，或者看到他不會解的題時，受威脅感就會噴薄而出。 阿曼多·羅德里格斯(Armando Rodriguez)去年春季從洛杉磯的明星中學特許學院(Bright Star Secondary Charter Academy)畢業，但是他要等到明年秋季才去上大學。他並不是要過一個「間隔年」來想清楚自己今後要做什麼，而是因為要從一次膝關節手術中恢復，用這段時間做理療。猜他在離校期間最想念什麼？是競爭。 「腎上腺素急速上升——與眾不同的感覺。」他想念獲勝時的快樂，甚至也想念失敗的感覺。「至少這是你的感覺，」他說，「這種感覺讓你想要下一次做得更好。」如果沒有一個競爭目標，他會覺得沒有方向感。他發現自己會和其他理療患者進行精神上的競爭。 羅德里格斯在高中最後一年的平均績點達到了3.86，他還是學校足球隊的後衛。他的膝蓋是在校足球隊的一次比賽上受傷的：他的醫生警告過他踢比賽太冒險了，但他說「我只是想嘗試一下。」他以前一直和朋友們比試測驗成績；這是他把家庭作業變得有趣的方式。 但是當他去年參加SAT考試時，他經歷了一種不同的感覺。「我的心怦怦地跳，」他說，「緊張得七上八下。」他偶爾會抬頭看看其他人答卷的情況：他們看起來全神貫注，而且答得比他快。「如果他們考得比我好怎麼辦？」下一個想法又會立刻冒出來：「這些人比我聰明。所有好學校都會錄取他們，而不是我。」幾秒鐘之內他就想到了最糟糕的後果：他上好大學的希望將要破滅。 同一個人面對競爭時也會有不同的表現，這聽起來似乎令人驚訝。但是研究者們認為這是由於「挑戰性競爭」和「威脅性競爭」之間的差異。 參加標準化考試，對任何人來說，唯一在乎的就是最終成績。沒有人會說，「我沒考好，但是也很值得一考，因為我從過去幾個月的學習中學到很多數學知識。」也沒有人會在考完SAT考試時說，「嗯，我去不了我想上的大學了，但是也沒關係，因為我在卡普蘭中心交了很多新朋友。」標準化考試不會帶來競爭其他方面的好處，來緩解孩子們的焦慮。當你為你的孩子報名參加一個游泳比賽，他也許真的想要拿第一，但是游泳本身還有很多其他的好處，即使他只能拿最後一名。 高風險的學業測試不會消失，學生們之間的競爭也不會消失。實際上，有一些學者已經得出結論：學生們需要更多的學業競爭，但是要以孩子們喜歡的模式進行。 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教育及發展心理學的教授大衛·伯金(David Bergin)和克里斯蒂·伯金(Christi Bergin)開始了一項關於初中生參加數學競賽的初步研究。他們發現，在幾周之內，學生們解難題的數量比他們原本讀了一年課程之後能解的還要多，有些人甚至可以解出大學水平的數學題。連那些在加入這個小組之前不喜歡數學、被父母強迫加入的學生，也得到了同樣的效果。得知他們將在觀眾面前挑戰其他小組，孩子們對教材有了主人翁意識。他們對於學到更多高級概念而興奮，而且也意識到了每一個新概念都是他們知識庫里的新武器。 課堂拼寫大賽、科技博覽會、國際象棋小組。「當眾展示是非常激發鬥志的，」大衛·伯金說。即使一個孩子知道她的科學項目不能贏得科技博覽會的冠軍，她也有展示的機會。無論在展示的那一刻是緊張的、振奮的，還是恐懼的，如果這個孩子能夠處理好，那一刻就是勝利。 「孩子們會從他們緊鑼密鼓準備的競爭中受益，尤其是當他們把競爭看作是對他們努力的認同、或下次改進的機會時，」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心理學家麗納·蘇波特尼克(Rena Subotnik)表示。蘇波特尼克認為，學術方面的競爭能夠提升學術研究以及競爭者研究的社會地位。這樣的競爭當然有壓力，但是這種壓力的起伏是可預測的，其中也會有樂趣和刺激。 也許學術競爭最好的方面就是能夠讓「勇士」和「憂士」都得到好處。「勇士」能夠獲得恰如其分的刺激，助他們發揮出色；而「憂士」獲得了他們需要的漸進壓力免疫，以至於有一天他們不僅僅是承受壓力——而是欣然接受。在這個準備、表現和恢復的循環中，應對壓力的技能也會根植於心。 也許很難相信，正如傑米森指出的那樣，壓力有助於你的發揮。我們可以讀它，我們可以談論它，但是它是一種需要練習的本領，也許幾年之後，它就會成為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 阿曼多·羅德里格斯最後收到了五所大學的錄取通知。他在SAT考試當天恢復了狀態。不過這也不是他的最好成績——他第二次考得更好——但也不是像他擔心的那麼糟糕。羅德里格斯從沒有聽說過傑瑞米·傑米森。他從沒有讀過這方面的文章，也沒有誰告訴他可以利用強烈的壓力讓自己發揮到最好。但是他自己領悟到了這一點，並有所收穫。在螺旋式下降的恐慌中，他意識到：「我處在一場比賽中。這是一場比賽。我必須要擊敗他們。」 波·布朗森(Po Bronson)和阿什莉·梅里曼(Ashley Merryman)是《勝利者：輸贏的學問》(Top Dog: The Science of Winning and Losing)的作者。